[三六]：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轻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词话》（下）[三]认为：诗至中唐，佳作渐少，到五代北宋，就更是凤毛麟角，而词则是极盛时代。即诗词兼善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

[十八]：唐五代北宋词，可谓生香真色。若云间诸公，则□〔糸采〕花耳。湘真且然 ，况其次也者乎？

[三六]：……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

[三七]：……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诸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四六]：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

从以上所举实证及简析，我们确实可以从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中窥到“北宋风流”的实质，即强调作词的“真”、“情”“堂庑深广”，这种“真”是用艺术的手法，去发现生活本身面目。虽然写作的内容失之轻薄，艺术手法并非白璧无瑕。但由于是作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故而给读者的感觉类乎“倡优”却并不怎么令人讨厌，这要比那些为文造情的作品来的真实，来的可爱。同时须用“情”来纬织，“情”须“真”情，再将所写之境界加以广大，而又可以用词这种婉约优美的题材来恰到好处的表达，便得“风流”了。

参考文献

① 本文所引均源自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② 罗大经 《鹤林玉露》[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③ 刘熙载 《艺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④ 陳耀文 《花草粹编》[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⑤ 陈如江 《唐宋五十名家词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⑥ 叶嘉莹 唐圭璋主编 《唐宋词鉴赏词典》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⑦ 冯延巳《阳春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⑧        转引自叶嘉莹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 石家庄: 河边教育出版社.1997.

⑨        沈家庄《词学论稿》[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⑩        冯煦《蒿庵论词》[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⑪        吴梅《词学通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⑫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 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67年.

⑬        晏几道 《小山词·跋小山词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⑭        沈家庄《词学论稿》[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⑮        杨易霖《周词订律·序》[M] 台北:学海出版社.民国64年.

⑯        刘庆云编著《宋七家词选序》[A].词话十论[C].长沙:岳麓书社.1990.

⑰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上卷[三九]中云：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①

     在王氏眼中，姜白石、史梅溪诸人之作虽“工”，但却“隔”了一层。由此可见，在王国维的眼中，“北宋风流”，一词以蔽之曰“不隔”。

   “隔”与“不隔”，用王氏自己的理念来解释也就是“境界”，笔者以为，王国维“境界论”中之“无我之境”便是“不隔”，而“有我之境”便是“隔”了。请看其《词话》

  [一]：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四十]：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王国维的“格”与“隔”之间的关系。静安认为，词作的上乘之境为“境界”，有“境界”便成高格。而“境界”又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这其中，自然又是以“无我之境”为最上。北宋词独绝者在于多“无我之境”，而南宋词则虽有“高格”，却多为“有我之境”，这就是北宋词与南宋词的区别所在，也是静安先生所以极力推崇“北宋风流”的实质所在。从静安的词论中，我们可以发现，“隔”为历来诗词作品的一大弊病，他极力称赏陶、谢之作以及《诗经》、十九首，均由于其不隔之故。毫无疑问，王国维的心目中，晚唐五代至北宋词要高于南宋及其以后的词作，其评价的标准之一便是“不隔”。那么在北宋词坛，“不隔”是何种表现特征呢？姑以王氏最为推重的欧九、秦七、晏小山以及周美成诸人的词分析之。

我们首先看一下欧阳修的这首【少年游 咏春草】: 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本词上片写主人公凭栏远眺的感受，引出相思离别之苦。词人将眼前所见直接推到读者的眼前，给我们的是整体而形象的画面，词人对此不作褒贬。而下片则是凸显了主人公的失意形象，运用系列离别相思的典故，使上片的离愁别绪进一步深化。从艺术上来说，上阙为“无我之境”，下阙则为“有我之境”，故而王国维认为其艺术成就不及上片。其实，欧阳修初为词时，只当作“薄伎，聊佐清欢”的娱宾遣兴之具。相传其年迈之时，曾焚却前时作品，并有悔悟之意。同传统文人一般，在他的心目中，认为词不过是小道而已。这也就决定了欧九作词的态度是真率无顾忌的，没有任何现实的功利色彩，不加粉饰，不是为“时”“事”而作，而是情动于中发而为词。如果有的话，也就是娱乐了，而这种心态和“功利色彩”恰是词的本源，词的产生本来就是被视为非“雅”文学，只是用来谈情说爱，抒忧发愤、关风月、述幽情的。因而，欧九之词作，可谓歪打正着，加之欧九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精深的造诣，使得在上下皆奢靡成风的有宋一代，创作出以恋情游宴、伤春怨别为主旨的词作，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

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的《花间集》”。②（卷十四）王国维极为称赏欧阳修、秦观、乃至中后二主、冯延巳、温庭筠、韦庄等词人作品。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词人的作品大都是香艳之作，写男女之恋情，闺阁之愁怨，征夫之旷怨，荡妇之闲愁。王氏对他们称赏其实也就暴露了他本人的创作态度和审美趋向，即“真”。王氏就是认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词话》[六]）我们看看西蜀词人的作品：

【更漏子】 温庭筠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菩萨蛮】  温庭筠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菩萨蛮】 韦庄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此二人向被称为“花间词派”的领军人物，从这几首流传但并不能算作代表的词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西蜀词人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远离战火，生活安定富庶，加之西蜀国主王建、王衍诸人胸无大志，以享乐为目标，故而造成了香艳词风的盛行。温、韦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的主人公大都是美人，情感都是怨愁，词采秾丽，基调忧郁缠绵。而王国维却将之奉为“北宋风流”的圭臬之一。究其原因，正是由于他们写出了真景物、真情感。看温氏渺小的思妇，红烛高烧，玉炉飘香，主人公独坐于雕梁画栋的堂皇卧室，却夜不成眠，辗转反侧，粉妆已残，心境悲凉。听着窗外雨打梧桐的滴答声，不由心惊肉跳，如此漫长的秋夜，该如何挨到天明呢？【菩萨蛮】同样是写出了一位富宦之家的少妇，懒起梳妆，心不在焉的模样。词人详细描写了少妇发型、肌肤、衣饰，甚至化妆都有淋漓尽致的摹写，其境真切可触。韦庄的【菩萨蛮】写惜别，写到了别前、别时和别后的情况，真切感人。韦庄的大部分词虽以男女情爱为题材，但并不是出于酒边樽前的取乐清闲，而是“留连光景，惆怅自怜”③（卷四），充满了个人生活的真切情感。其早期的词叙写了韦庄春衫年少，醉入花丛，倚马斜桥，满楼红袖的生活经历，如【江城子】：“恩重娇多情易伤，漏更长，解鸳鸯。朱唇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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