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金末是金代文学繁盛时期，也是金代文学观念纷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本文结合金末盛行的谈辩之风，认为金末的谈辩之风推动和影响了文学观念的纷争。文章将金末文人分为传统派和创新派两在阵营，前者以赵秉文、王若虚等人为代表，后者以李纯甫、雷渊为代表，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继承与创新、平易中和与峭健奇险两个方面。两派互相激发，促进了理论的发展，但也有偏激的意气之争。
 
【关键词】 谈辩之风 传统派 创新派 理论纷争

一、 金末的谈辩之风与金末文坛的两大阵营

金末是金代文学繁盛时期，也是金代文学观念纷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时尚没有进入主流诗坛的青年诗人元好问，以旁观者的眼光在《论诗三十首》开篇中指出诗坛的纷纭现状：“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将泾渭各清浑。”虽然最后也未必有“诗中疏凿手”使纷争各方泾渭分明，但是纷争却激发了理论的发展，推动着文学的创作。所以，在论及金末文学观念纷争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金末的谈辩之风。
早在金代中期，就开始渐渐兴起谈辩之风。著名诗人、书画家王庭筠（?-1202）“仪观秀伟，善谈笑，俯仰可观”[1]，著有《丛辨》十卷。《丛辨》一书早已失传，从书名来看，应是与辩论相关的学术著作。王庭筠的出身、人品、器识、文艺才能，都超越群伦，“文采风流，照映一时”[2]，为后辈学人所景仰，冯璧、李纯甫等人就直接受益于他。稍后于他的名臣萧贡（1162--1223）官运亨通，博学能文，著有《公论》二十卷、《注史记》一百卷、《文集》十卷等，其中《公论》亦是学术批评类的著作，金末刘祁说该书“评古人成败得失，甚有理”[3]。
至金末，谈辩之风大盛，善于谈辩的人比比皆是。只要浏览一下《归潜志》、《中州集》等书，就可以发现大量记载：
（赵秉文）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
──《元好问全集》卷十七《闲闲公墓铭》
（李纯甫）每酒酣，历历论天下事，或谈儒释异同，虽环而攻之，莫能屈。
──《归潜志》卷一
（李纯甫）眼花耳热后，人有发其端者，随问随答，初不置虑。漫者知所以统，窒者知所以通，倾河泻江，无有穷时。
──《中州集》卷四
（王若虚）善持论，李右司之纯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谈辞锋起；公能三数语窒之，唯有叹服而已。
──《元好问全集》卷十九《内翰王公墓表》
屏山（李纯甫）常言天下辩士三人，王仲泽（王渥）、马元章（马天采），纯甫其一也。 ──《中州集》卷七
（王渥）性明俊不羁，博学，无所不通。长于谈论，使人听之忘倦。
-─《归潜志》卷二
（雷渊）酒间论事，口吃而甚辩，出奇无穷，此真豪士也。
──《归潜志》卷一
（周嗣明）善谈论而中节……最长于义理之学，下笔数千言。
──《中州集》卷四
（周嗣明）斫头不屈面如铁，一说未穷复一说。
── 李纯甫《送李经》
（李献能）善谈论，每敷说今古，声铿亮可听。
──《归潜志》卷二
其中尤以李纯甫、王若虚、雷渊等人最为活跃。这些文人交往密切，经常就各种分歧展开争论，互相发难，互相推进。如王若虚与李纯甫私交甚厚，王若虚有《忆之纯》三首、《复寄》二首，《忆之纯》诗曰：“幼年求真契，中年得伟人。倾怀当一面，投分许终身。”可见他们相当投缘。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存在着很大分歧，王若虚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慕乐天之高，而不逃禅”[4]，所以，致力于儒家经典的辩释，而李纯甫却以佛教思想为归宿，故重在辨明儒佛异同，其《鸣道集说》、《司马温公不喜佛辨》、《程伊川异端害教论辨》等都是此类论著。因此，当他们在“灯火谈玄夜”[5]谈玄之时，必然有所辩论，有所生发。
金末盛行的谈辩之风，客观上激发文人的谈辩兴趣，促使文人思考一些热点问题，并参与讨论，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由此也就产生出许多辩论性很强的理论成果。尽管大量议论未能形成文字，随风散去，但还是保存了一些相关成果。这方面，王若虚最为典型。他的《滹南遗老集》几乎可以说是金末谈辩之风的产物，在四十六卷中，有三十七卷篇目名称冠以“辨”字，即《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著述辨惑》、《杂辨》、《谬误杂辨》各一卷，《文辨》四卷，另有《诗话》三卷沿用宋人称呼，其性质实际上是“诗辨”。甚至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有显著的论辩色彩。即使像《题渊明归去图》这种淡远宁静的题材，到了他的笔下，也有了辩论特征：“靖节迷途尚尔赊，苦将觉悟向人夸。此心若识真归处，岂必田园始是家？”诗中的语气像是与陶渊明辩论似的。在这种风气的作用下，金末文学思想形成了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鲜明的辩论性。王若虚自不待言，元好问、李纯甫等人也是如此。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等早期诗论以批评为主[6]，李纯甫《西岩集序》反驳三种“可笑”之论（见下文），都是辩论性的体现。
　　金末文坛辩论涉及面很广，参加者众多，在看似热闹无序的论辩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以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人为代表，观点偏向于儒家正统思想，姑且称为传统派；一方以李纯甫、雷渊、李经等人为代表，观点偏向于创新，姑且称之为创新派。两派各自聚集着一批文人，都有理论主张，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创作实绩。他们都致力于改革金代中期以来尖新浮艳的不良诗风，引导金末文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刘祁《归潜志》卷八说：“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在某些方面，他们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是，他们之间又存在很多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继承与创新、平易中和与峭健奇险等方面，下面试分别加以论述。
　　
二、继承与创新之争

继承与创新是一对老矛盾，早在北宋时期，这一矛盾就已经相当突出。面对前代丰厚的文学遗产和巨大的创作成就，后人必须回答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北宋诗人大多注意学习古人，如王安石曾经“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7]，苏轼作诗多取法唐人，晚年尤喜陶渊明，黄庭坚师法杜甫等人，同时他们又自觉地追求创新，努力“自名一家”。如苏轼曾说，“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8]，黄庭坚“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9]。不管如何，文人们普遍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如果侧重继承，师法前人，可能难以突破前人的囿限，难以有大的创新；另一方面，如果无视前人，师心自造，又无异于闭门造车，苦心所得，可能毫无新意。换言之，后代文人不能不有所继承，也不能不有所创新，只能在继承中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继承的负担愈益沉重，而创新的空间却日渐萎缩。在实际创作中，难免有所偏向。
金代文学承北宋余绪，继承与创新的矛盾更加突出。只是在金末之前，人们还没有强烈意识到这一问题，还没有就继承与创新这两者关系作出理论上的回答。到金末，文坛领袖们要指导繁盛的创作，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文坛两派特别是赵秉文、李纯甫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可谓针锋相对，壁垒分明，争论主要即在他们之间展开。
赵秉文尽管“晚年颇以禅语自污”[10]，但其思想还是以儒家为主。元好问说他“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沈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11]。他的文艺观当然深受儒家的影响。他认为：“诗文之意，当以明王道，辅教化为主，六经吾师也，可以一艺名之哉！”[12]他的创作也被杨云翼称为“粹然皆仁义之言也，盖其学一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焉”[13]。有这种“宗经”的观念，那么，他在继承与创新之间，自然偏向于继承。
基于李纯甫等人的创新指向，特别是在刻意创新中暴露出的问题，赵秉文有针对性地强调师法古人的重要性。青年诗人李经（字天英）受到李纯甫的指点，当他向赵秉文献上自己诗歌和书法作品时，赵秉文写下长文《答李天英书》，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诗歌发展到韩愈，“古今之变尽矣”，后代诗人不可能一无依傍，即使是“高视古人”的苏轼，也“不能废古人”。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他指出：
足下之言，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此最诗人妙处，然亦从古人中入，譬如弹琴不师谱，称物不师衡，上匠不师绳墨，独自师心，虽终身无成可也。故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扬雄、韩愈，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学书当师三代金石、钟、王、欧、虞、颜、柳，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专学古人也，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也。自书契以来，未有撰（疑是摈字）古人而独立者。若扬子云不师古人，然亦有拟相如四赋，韩退之惟陈言之务去，若《进学解》则《客难》之变也。《南山》诗则子厚（疑是虚字）之余也。岂遽汗漫自师胸臆，至不成语，然后为快哉？
这里，他虽然肯定李经的创新努力，却批评他一味师心自造的创新途径。他认为无论是学习诗歌还是学习书法，都应该多方师承，才能尽得诸家所长，才能自成一家。连扬雄、韩愈都不例外。否则，就可能终生无成，写出来的诗甚至可能不成句子。文中征引了李经五首诗歌，认为“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赵秉文的这些观点并不新鲜，明显受到北宋诗人的影响。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等人都说过“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话。针对韩愈的陈言务去之说，王安石《韩子》诗讥讽韩愈“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偏偏说韩文“无一字无来处”。赵秉文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进学解》效仿东方朔《答客难》，说服力很强，观点也很正确。《进学解》本身就有“窥陈编以盗窃”的自供状。其实，随着文化的积累，时代的推移，“自作语”越来越难，几乎变得不可能。如果一意求新，可能会弄巧成拙，如韩驹所说：“目前景物，自古及今，不知凡经几人道。今人下笔，要不蹈袭，故有终篇无一字可解者，盖欲新而反不可晓耳。”[14]在金代，再次出现了这种现象。在李经寄给赵秉文的诗作中，除文中所引的几首外，赵秉文说其他诗篇“殊不可晓”。所以，尽管赵秉文理论上没有多少创新，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与重视师法古人的同时，在才与学之间，他相应地更重视学。他批评“自古才人，多恃一时聪辨，少积前路资粮”[15]。他认为，学习书法，“须真积力久，自楷书中来，前人所谓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真积力久”就是要长期的学力培养。针对李经“天才英逸，不假绳削”，有过于倚重其才的倾向，他谆谆告诫李经“以古人之心为心，不愿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之轻薄子也”[16]。这种理论与北宋人重学轻才一脉相承。
赵秉文强调师法古人，重视学力的培养，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转益多师，模拟对象很多。刘祁说，他“幼年诗与书皆法子端，后更学太白、东坡”，晚年“诗专法唐人”[17]。王庭筠(1156-1202)字子端，是赵秉文同时的诗人。赵秉文的成名作就是赠他的《寄王学士》。赵秉文现存诗中有大量直接标明拟作的诗歌，涉及阮籍、陶渊明、严武、王维、李白、杜甫、郎士元、张志和、韦应物、刘长卿、李贺、卢仝、梅尧臣、苏轼等诗人，此外，还有一些未标明的师法对象。师法对象如此众多，是宋代诗人所罕见的。二是师法对象中，以唐代诗人数量最多，这推动了金末宗唐诗风的发展。三是他的拟作大多具有原作风韵，可以说拟谁像谁。试看他晚年所作的《拟和韦苏州》二十首中两首原作和拟诗：
明从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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