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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末文学观念的纷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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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2: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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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从何处来。但见年年老，半是此中催。──韦作《咏夜》
明从暗中去，暗从明中来。流光不待晓，暗尽玉炉灰。──赵作《拟咏夜》
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韦作《咏声》
万籁静中起，犹是生灭因。隐几以眼听，非根亦非尘。──赵作《拟咏声》
这两组诗歌侧重说理，赵作像是对韦作的应答，颇得韦诗旨趣。如放入韦集中，几乎可以乱真。又如下引二诗：
独步幽林下，谈玄复观易。西日半衔峰，返照林间石。
石上多古苔，山花间红碧。花落人不知，山空水流出。
──《仿摩诘独步幽篁里》
弟妹他乡隔，无家问死生。兵戈尘共暗，江汉月偏清。
落日黄牛峡，秋风白帝城。中原消息断，何处是秦京。
──《仿老杜无家》 前者深得王维闲淡空灵之蕴，后者深得杜甫沉郁之致，好像是专事模拟的习作，而不是抒发自己情怀的作品，如后者所写与赵秉文自身经历无关。这类诗歌，不管它如何神似，终究还是复制品，其总体水平和文学意义往往都不及原作，特别是名作的拟作（即使是苏轼的和陶之作）总逃不了相形见绌的命运，更不可能自成一家。
赵秉文的创作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师法各家，在各体诗歌样式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效仿前人的痕迹，如七言古诗模仿李白、苏轼，五言古诗模仿陶渊明、王维，七言绝句学习杨万里，缺乏别具一格的鲜明特色。有时过多地化用前人诗句，却未能融为己有，自成一家，正如李纯甫所批评的，“不免失支堕节处”[18]。这应该是其偏重师古理论所付出的代价。
传统派中其他成员虽然没有像赵秉文这样强调师法古人，但基本主张是一致的。元好问《锦机》、《杜诗学》等著作以及“以唐人为指归”的主张，王若虚诗学白居易，都体现出对前人的继承。
李纯甫与赵秉文不同。他的思想复杂，虽自称“儒家子”[19]，却深染佛学，“三十岁后，遍观佛书，能悉其精微”[20]，佛学思想占居了主导地位。因此，他的文学思想自然与儒家思想相异其趣，其理论核心是“诗为心声”，这在《西岩集序》中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何后世议论之不公邪！齐梁以降，病以声律，类俳优然，沈宋而下，裁其句读，又俚俗之甚者，自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此可笑者一也。李义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号西昆体，殊无典雅浑厚之气，反詈杜少陵为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蹊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着末后句为具眼，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高者雕镌尖刻，下者模影剽窜，公言韩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学退之不至，则一白乐天耳，此可笑者三也。嗟乎，此说既行，天下宁复有诗邪？
在这里，他既不提“宗经”，也不谈“温柔敦厚”，而是借《诗经》之名，阐发“诗为心声”、“惟意所适”等观点，力图破除诗歌声律、典事、样式、风格等方面的束缚，使诗歌保有自由率真的特性，让诗人发挥其创造性。这种不拘一格的理论实际上是为他的创新寻找到诗学依据。
在“诗为心声”的理论框架下，“幼无师传”[21]的李纯甫明显倾向于不傍古人，自出机杼。《归潜志》卷八记载：“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在《为蝉解嘲》诗中，他还借蝉声参透“以心为师”之理：“金仙未解羽人尸，吸风饮露巢一枝。倚杖而吟如惠施，字字皆以心为师。千偈澜翻无了时，关键不落诗人诗。屏山参透此一机，髯弟皤兄何见疑。”以心为师，不落前人窠臼，是李纯甫的自觉追求。所以，他并不重视师法前人。为此，他甚至不惜轻率地批评前人，称“唐宋诗人得处虽能免俗，殊乏风雅”[22]，此论显然欠妥，被赵秉文讥为“守株之论”，这倒不一定是李纯甫的真意，却体现出他反对师法前人的用心。
李纯甫的创作体现了他的创新努力，现存诗中没有一首拟作，大多是一些创造性很强的诗作，如《雪后》诗：
玉环晕月蟠长虹，飞沙卷土号阴风。黄云幂幂翳晴空，屋顶唧唧鸣寒虫。天符夜下扶桑宫，玄冥震怒鞭鱼龙。鱼龙飞出沧海底，咄嗟如律愁神工。急 北斗卷云汉，凌凘卷入天瓢中。椎璋碎璧纷破碎，六华剪出寒珑璁。翩翾作穗大如手，千奇万巧难形容。恍如堕我银沙界，清光缟夜寒朣胧。肝肠作崇耿无寐，试把往事闲穷追。男儿生须衔枚卷甲臂雕弓，径投虎穴策奇功。不然羊羔酒涨玻璃钟，侍儿醉脸潮春红。谁能蹇驴拖着灞陵东，骨相酸寒愁煞侬。屏山正吐黄齑气，笑倒坐间亡是公。
古来描写雪景的诗歌有很多，但都没有这么奇古生新。诗的前半部分摹拟雪景，用“屋顶唧唧鸣寒虫”比喻暴风雪声，设喻新奇，造语奇峭，随后渐入诞幻，纷飞的雪片像是从天而降的天符，像是从海底被水神鞭赶出来的鱼龙，像是用北斗从银河舀出挥洒而下，像是用天瓢泼出的冰凌，像是椎碎的玉屑……这些非现实意象正是他以心为师的产物。其他诗歌如《送李经》、《为蝉解嘲》、《赵宜之愚轩》、《怪松谣》都与此相近。
李纯甫的创新努力在当时独树一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改革陈陈相袭的文风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相对于前代诗歌而言，他所作的开拓实际上很有限，正如上文所说，诗人们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却难得有大的创新空间，原因主要不在于李纯甫个人的水平及能力，而在于传统诗歌过于成熟，已没有留下多大的开拓余地。这是后代诗人的不幸。李纯甫的诗歌也因此未能自成一家。他的诗实际上与韩孟诗派相近，刘祁《归潜志》卷八说“不出卢仝、李贺”，大致不差。这种创新困境给传统派增加了批评的便利。
受李纯甫影响，李经的创新努力更加突出，成了赵秉文与李纯甫两派争论的焦点。李经有一定的天分，但过多地重视师心独造，主张“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忽视对前人的学习和继承。对此，两派意见分歧很大。李纯甫相当赞赏，称李经为“真今世太白也”[23]，又称他的诗歌“自李贺死二百年无此作矣”[24]。赵秉文则不以为然，几次引出李纯甫的言论，直接表示不同意见。他评价李经其人“天才英逸，不假绳削”，“受之天而不受之人”，褒中有贬，认为李经“迄今大成，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批评李经有的诗歌“汗漫自师胸臆，至不成语”，“吹箫学凤……时有枭音”[25]。这些批评事实上也可看成是对李纯甫的旁敲侧击。元好问的观点与此相似，认为李经“作诗极刻苦，如欲绝去翰墨蹊径间者”，指出他的诗过于求新，以致“有不可晓者”[26]。
赵秉文与李纯甫之间还发生过正面交锋。赵秉文讥讽李纯甫“文字止一体，诗只一句去也”，李纯甫则讥讽赵秉文多化用前人诗句，讥其诗中“往往有李太白、白乐天语”，或者“学东坡而不成”[27]。这种争论无疑有助于双方扬长避短，提高创作水平。
三、平易中和与峭健奇险之争
与继承与创新之争相关，金末文坛两派在创作风格上存在着平易中和与峭健奇险之别。两者之间争论相当激烈。
传统派主张“文以意为主”，由此出发，他们大力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追求中和之美。赵秉文说：“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虚饰，因事遣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亡宋百余年间，唯欧阳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亹亹不厌，盖非务奇之为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28]他赞赏欧阳修的文风，不满“尖新艰险之语”，尤其反对“务奇之为尚”，这一鲜明态度显然针对李纯甫等人有感而发。王若虚与之相似，一再重申“文以意为主”，他说：“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又说：“凡为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世之作者，往往致力于其末，而终身不返，其颠倒亦甚矣。”[29]由此，他特别推崇白居易，说：“乐天之诗，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合乎天意，厌乎人造，而不为奇诡以骇末俗之耳目。”[30]他还感叹诡异之作盛行不衰：“呜呼，世之末作，方日趋于诡异，而议者又从而簧鼓之，其为弊何所不至哉！”[31]所谓“浮华”“奇险”“奇诡”“议者”云云，矛头所指也是李纯甫、雷渊等人。
李纯甫虽然也有“惟意所适”的观点，但他所说的“意”并非一般的平和之意，而是偏向于“悲愤感激”之意。由于他中年功名受挫，遂纵酒自放，“惟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32]，常借纵横跌宕的诗歌来抒写他那块垒不平之气，因此，他的“惟意所适”趋向于奇险峭健，正如刘祁所说，“多喜奇怪”。上引长诗《雪后》就是一例。即使是一些短小的篇章，也能以险句怪语来标新立异，如他的《赤壁风月笛图》：
钲鼓掀天旗脚红，老狐胆落武昌东。书生那得麾白羽，谁识潭潭盖世雄。 裕陵果用轼为将，黄河倒卷湔西戎。却教载酒月明中，船尾呜呜一笛风。九原唤起周公瑾，笑煞儋州秃鬓翁。
这首诗就东坡泛舟赤壁而发，中心是议论苏轼的军事才能，主题应该是严肃的，但构思奇险，笔调诙谐，用语峭硬。面对优美平静的清风明月图，却从“钲鼓掀天旗脚红”那样如火如荼的赤壁战场写起，将曹操赤壁战败称为“老狐胆落武昌东”，形容苏轼的军事才能为“黄河倒卷湔西戎”，尤其是将贬官黄州的苏轼称为“儋州秃鬓翁”，真是匪夷所思的险怪之辞。
在李纯甫的带动下，雷渊、宋九嘉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往往相法效，不作浅弱语”，雷渊本人“论文尚简古，全法退之，诗亦喜韩，兼好黄鲁直新巧”[33]。如他的《会善寺怪松》写怪松，用了一系列生硬奇特的诗句：“侏儒蹙髀股，宿瘤拥腮颈。蜿蜒蛟龙戏，腾掷驱虎竞。须髯喜张磔，意气狂怒迸。匠石求栋楹，节目足讥评。刍荛急薪槱，坚悍空盻瞪。”从遣辞造句到设喻想象，都异常险怪。李经《杂诗》写冬日景象，曰：“长河老秋冻，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风更号。”首句的“老”字生新奇特，像是形容长河，像是形容秋天，又像是形容“秋冻”，第三句近于无理，其本意似乎是说，骑马行走在寒冷的山河之间，写得像是河山在马鞭下发冷。另一位“颇善李屏山”的诗人马天采“诡怪好异，又喜为惊世骇俗之行”[34]，元好问说其诗“欲别出卢仝、马异之外，又多用俳体作讥刺语……不得不谓乏中和之气”[35]。
两派之间如此迥异其趣，也就难免彼此纷争，这在《归潜志》卷八中有所反映：
赵闲闲论文曰：“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最硬，可伤！”
(王若虚)贵议论文字有体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语言，尤以助辞为尚。与屏山之纯学大不同。尝曰：“之纯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
这里只记载了赵秉文和王若虚对李纯甫的批评，而没有记载李纯甫的反驳，但据常情推测，李纯甫不会保持沉默。
王若虚与雷渊的分歧更大，二人关系似乎也不太友好。王若虚为政尚宽松，雷渊尚苛酷，任御史时曾一次杖杀五百人，号为“雷半千”[36]；王若虚诗学白居易，特别反感黄庭坚诗，而雷渊恰好相反，“诗杂坡谷，喜新奇”[37]。因此二人时有争执。根据刘祁记载，王若虚谈话间曾讥评黄庭坚《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平生几两屐，身后一车书”两句太穿凿，说“此两事如何合得？且一猩猩毛笔安能写五车书邪？”雷渊听后则反唇相讥：“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笔一管？”[38]他们曾于翰林院、国史馆共事多年，且同修《宣宗实录》，二人曾为史书文体发生过激烈冲突。《归潜志》卷八载：
二公由文体不同，多纷争，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语也。王则曰：“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若是作史，则又异也。”雷则曰：“作文字无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观。”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愤不平，语人曰：“请将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尝曰：“希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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