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庸言》、《天问天对解》等著作，其哲学思想日益引起学界重视。步近智曾作《杨万里》一文，收录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续编（三）》中（齐鲁书社1982年版）。一般认为，杨万里属于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派别。朱葵菊强调，杨万里在天地本源、人事与天命关系等方面表现出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诚斋易传》则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唯物论史》（张岱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以《杨万里的唯物论思想》为题专章介绍，认为杨万里继承和发挥了柳宗元、张载、王安石等人的唯物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哲学气本论，在宇宙观、无神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在许多方面不仅与程朱的唯心论相对立，而且取得了超越前辈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成就。张瑞君《杨万里评传》在第七和第九章集中从宇宙观、知行观、人性理论三方面概括了杨万里理学的主要观点，使其哲学体系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李伏明从杨万里重建儒家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建立在政治实践基础之上的本体论哲学，对专制统治有着某种程度的威胁作用，这就注定了它难以得到广泛承认的悲剧结局（《论杨万里重建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努力与成就》，收入《蜜成犹带百花香——第二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梅珍生、陈金清《论杨万里的类辨思想》从方法论角度注意到，和“引史证经”释易的方法一样，杨万里也将分类法广泛运用。他以气类感应为基础，揭示了天、地、人之间道德原则的同源性，展示了《周易》乃圣人通变之书的特征（《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郑晓江等则从“开显儒学之源泉活水”和“解析儒学范畴之精义”两方面彰显杨万里在汉学转向宋学进程中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从而展示出杨氏儒家思想的时代性和前瞻性（郑晓江、肖义巡《论杨万里的儒学思想——兼及与朱熹的关系》，《南昌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杨万里阐述哲学思想时，不重玄思，而喜欢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例证。由此展现出来的历史观引起了学者的注目。李勇《杨万里史学思想钩沉》将杨氏史学思想归纳为三方面，即：以古为鉴及其合理性；史学切近世用与史著简要通俗；举才宜重史学修养（《学术月刊》1998年第6期）。傅荣贤《略论“参证史事”的杨万里易学》声言：“‘参证史事'的杨万里易学，本质上有一种着眼于辩证观念的、哲学眼光的审慎。他‘引史入易'、‘以史证易'，但却不仅仅从时间和有限演进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因而蕴含着对时间和永恒、具体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真正全新的理解。”因此，杨万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曾华东则从杨万里易学中“二五之应”这样的具体问题入手，经过步步深入地探究，特别指出，无论是治《易》还是治史，求“用”正是其最大特色（《周易研究》，2005年第2期）。
尽管杨万里的政治、哲学、史学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而且还有保持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但相较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显然还很不相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更多新成果必将涌现。毫无疑问，这对转换文学研究视角、深化或改变既有看法不无裨益。
三 杨万里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
杨万里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才华和成就的作家，全面研究其各种文学体裁本是题中之义。然事实是，诚斋诗研究长期一支独秀，而词、赋、散文诸体则是门前冷落，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态势。杨万里现存词八首。黄拔荆《“诚斋体”与杨万里的词》（收入《蜜成犹带百花香——第二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认为其词风显受诗风濡染，“诚斋体”中表现出来的丰富奇特想象、幽默风趣的语言、活脱灵妙的思维等在词里同样得到表现，因而诚斋词个性鲜明，非传统的“豪放”、“婉约”所能纳之。杨英《诚斋词浅论》（《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从结构、用笔、词风三方面分析其特色，认为诚斋词在词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们给当时的词坛带来了一种爽朗清新的思路，吹进了一股平淡风趣的词风。”周静《杨万里词的再评价》（《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在充分肯定杨词独出机杼、别是一家的同时，也分析了其受冷落的原因，指出了它内蕴不深、锐气不足的缺点。
周汝昌对杨万里《海赋》、《浯溪赋》评价甚高，认为“这样的赋，才显得赋之为体”（《杨万里选集?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27页）。马积高也认可二赋确为代表作，称赞它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然而，“杨万里的其他赋大都冲和平淡，少特色，惟《放促织赋》虽短小而颇生动有趣。”（《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文师华、胡建升《论杨万里文赋的三维构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以为杨氏文赋融汇了理学、禅学、老庄之学，实为后来性灵小品之先声。杨万里还善作与赋酷似的四六文，《四六丛话》卷三十三云：“《诚斋集》四六小简，俱精妙绝伦，往往属对出之意外，妙若天成，南宋诸公皆不及。”程千帆、吴新雷同意此说，以为杨氏四六“构思奇妙，措辞精切，不愧作手”（《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页）。
对以《千虑策》为代表的散文，周汝昌以为“见地警辟，说理周彻，文笔条达，感情痛切”（《杨万里选集?引言》，第28页）。有感于杨万里“散文创作也不同凡响，可惜无人问津”（《杨万里评传?后记》）之状况，张瑞君《杨万里评传》专辟一章探讨之，分别从立意与境界、现实性和社会性、思想的深刻性等方面论证杨万里的散文成就，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论述。
杨万里主要是作为诗人名垂青史的，因而其诗歌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亦是势所必然。张毅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专辟《杨万里及其“诚斋体”》一节，主要对其诗歌诸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概述。笔者将大致依其框架，另择角度，相互参印，以期呈现出一个更为完整的面貌。
学者对诚斋诗的研究，其范围无非诚斋诗歌本身以及诗论两大领域。前者的成果集中体现为“诚斋体”研究、诚斋诗与江西、晚唐诸体派之关系、诚斋诗之地位和评价乃至诚斋诗的语言学分析等方面；后者则宏观与微观齐头并进，研究者既有对诚斋诗论体系的探讨，也有就其一二特色所作的具体而微的抉发。以下并而论之。
（一）“诚斋体”研究。自《沧浪诗话》标举“诚斋体”后，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此看成是诚斋诗的代名词。“诚斋体”的特点和表现方式是什么?这一直是学者试图说清的问题。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其特点概括为三点：富于幽默谐趣的风趣；丰富新颖的想象；自然活泼的语言。这一说法，得到广泛认同，后来文学史多祖是说。值得注意的是，熊大权从内容的角度把婉讽、讥刺也补充成“诚斋体”的特征，将其外延无限放大，试图囊括诚斋诗的全部特点（《杨诚斋诗特色初探》，《江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
很多学者将“活法”与“诚斋体”联系起来看，尝试从相对具体的关系论中见出真正的特色。钱钟书《宋诗选注》欣赏杨万里所创辟的“活法”，以为其最主要特点是“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版第161页）。周汝昌认为诚斋诗的特点是“奇趣”和“活劲儿”，也就是所谓“活法”。它缘于胸襟“透脱”，关乎到“认识论”的境界（参看《杨万里选集?引言》）。周裕锴也认为，“活法”是“诚斋体”的“基本特色”，“透脱”是其核心精神，“诚斋体”具体表现为活、新、趣、灵、快、俗六个特点（《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220页）。胡明赞扬杨万里的“活法”是参透了江西“活法”，杀出江西藩篱，得出大自在的“活法”（《杨万里散论》，《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王星琦认为杨万里的作诗实践和吕本中的“活法”理论不谋而合，未出藩篱之外（《“诚斋体”与“活法”诗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9期）。沈元林一概不赞同传统意义上的“活法”解释和描述，他以为“活法”就是“泛神论”的前驱（《中国第一个“泛神论”倾向诗人——杨万里》，《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戴武军《诚斋体的艺术表现特征浅析》视“活法”为一种辩证法，并析为“谐与庄”、“圆与方”、“快与慢”、“俗与雅”四个范畴来论述，突出诚斋体的主要特色（《中国韵文学刊》1993年第7期）。
就“诚斋体”特色的某一方面入手，通过角度不同的观照，从而将视角引向新的领域和深的境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势。就题材而言，杨万里的山水诗是“诚斋体”的集中体现者。肖驰首先敏锐地觉察到诚斋山水大异前人的气质，将杨万里看成是继谢灵运、王维之后，中国山水诗发展到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诚斋山水诗的特点就在于，它是真率性灵的“代面”，是一种接近市井风情的拟人主义（详参《中国诗歌美学》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兆鹏《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试析》（《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也认为，杨万里的自然山水诗，不同于王国维提出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而是“别创出第三种境界——一个有生命知觉、灵性情感的自然世界”。柯素莉《开辟新境的诚斋山水诗——兼论杨万里山水诗的主体情感体验及其谐谑》则以为杨万里山水诗主体情感强烈，他在“格物致知”时风熏陶下，借“移情于物”实现“自然的人化”，使山水成为主体情智的“外在现实”，拓展出山水诗的新境界（《江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可见论者在认定杨万里为开疆拓宇式人物这一点上，有着相当共识。
除题材角度外，程杰借文学史的视角将“诚斋体”的特色归结为三点，即新灵性、新情调、新语体（《论“诚斋体”》，《宋诗学导论》附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并且断言“一方面是对自然美的服膺；一方面是对自然美的能动抉发，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诚斋体'的精神实质。”王兆鹏《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试析》则从创新思维的角度指出：“使常态变成异态，无形变成有形，‘熟'景变成‘生'景，‘死'物变成‘活'物，是诚斋体的奥秘、诀窍也即所谓诚斋体的‘活法'。而竭力采用日常语言来创造一种新颖奇特的艺术境界和审美效果，使日常性的景物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则是诚斋体的特质。”黎烈南从童心童趣的角度具体观照诚斋体的一个侧面，在他看来，诚斋体的最高境界表现为童稚心态与人生哲理的艺术组合（《童心与诚斋体》，《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韩经太《论宋诗谐趣》则从艺术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诚斋体的另一个显著特征——风趣，认为“充满生活情趣的诗意氛围，表现诗情画意的意境形象，蕴含哲理思辨的深远意味，乃是构成‘诚斋体'之‘风趣'的三大要素；而这三者相互统一的中介媒体，则是新颖别致而饶有喜感的表现方式和活泼灵动如珠走圆盘的艺术语言”（《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诚斋体”得以出现，除艺术上的努力外，还应有着更为深刻的渊源和成因。戴武军《“诚斋体”的形成原因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从社会环境特别是杨万里的哲学思想、个性特征、生活经历等方面分析了“诚斋体”的形成原因，尤其指出“变”与“诚”的辩证思考和“以史证经”的思维方式对创作思想的渗透以及由此带来的诗意灵性转化。张鸣《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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