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在《江湖集》和《荆溪集》中自述曾学江西诸君子、王安石乃至晚唐诗，最后悟得“诗在山林”之后，便舍弃先前所学，转而师法造化的历程。有些学者论及诗风转关时，或者完全信其自述，或者指出其理论和实践的乖谬，对其自述不以为然。依违之间，对诚斋诗风转变关键环节的细致揭示反倒忽略了。缘此，莫砺锋专作《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求索》2001年第4期）一文，从写作年代和诗体选择、题材取向、写作速度、艺术手段等角度对杨诗的创作过程条分缕析，指出了杨诗转变的几个阶段及其关键时期。认为“以七言绝句为主要的载体，以自然为主要题材”是“诚斋体”的重要特征。“这两种倾向在杨万里的创作道路中都是逐渐形成的，以‘戊戌三朝'为标志的那个时期，即杨万里5l岁至56岁的那五六年间，确是其独特诗风形成的关键时刻。”持论平允，最近事实。

    不可否认，名满天下的“诚斋体”在流传后世时，也伴随着不小的批评声音。最为激烈的甚至认为杨万里诗虽多，“然排沙拣金，几于无金可拣。”（沈德潜《说诗语》下，《原诗?一瓢诗话?说诗语》合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进入现代研究视野中的“诚斋体”，其价值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认，但学者也并非对它的缺陷视而不见。钱钟书认为他关心国事、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不多，内容上也较为琐屑，缺乏沁人心脾的力量，草率作品也不少（《宋诗选注》第162页）。王兆鹏也指出，诚斋体“缺乏对人生与自然体悟的深度与力度”，“缺乏囊括宇宙万物、天地江山的恢弘气魄”（《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试析》）。这些批评自有言之成理的地方，但亦有以今律古，责人太严之处。“诚斋体”内容上当然不象陆游那样充满着金戈铁马的描写，但它反映的是另一类生活，并未脱离现实；其诗风偏重阴柔之美，这和雄浑之美本是互补关系，在艺术上并无短长之别；“诚斋体”浅俗表其外，深刻蕴其中，并不缺少思想底色。造成“诚斋体”缺陷的原因，一是贪多，多则必滥；二是恰如周汝昌所言，对“活法”过于自信，以至物极必反（《杨万里选集?引言》）。

    （二）诚斋诗与江西、晚唐诸体派关系。杨万里将诗风变化的过程说的过于斩截，大有一朝顿悟，前事皆非之感。其实无论理论还是创作，杨万里对过去的继承都是有迹可寻的。他对江西和晚唐诗都濡染甚深，论者因此都将两者看成是其诗学渊源的组成部分。钱钟书对杨万里与江西诗派之间的藕断丝连以及与晚唐体之间的时合时离关系的论述，堪称精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杨万里的学晚唐正是钟摆规律使然，客观上是用晚唐来矫正江西（《宋诗选注》第160页）。

    杨万里的学晚唐，似乎争议不大。但对于他与江西诗派的瓜葛，在程度上如何还存有异议。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杨万里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故“这使他不可能从思想内容、创作方向上对江西诗派作彻底变革”（《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02页）。于北山也认定杨万里的变化本质上与江西诗派并无区别（《试论杨万里诗歌的源流和影响》，《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胡明《杨万里散论》完全不同意上述说法，他认为杨万里与江西诗派之间的决绝是彻底的、坚定的，其诗风受白居易影响最大。此说跳出传统思维圈子，别开生面求新解，于人启迪多多。王琦珍《杨万里与江西诗派关系摭议》（《九江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傅义《杨万里对江西诗派的继承与变革》（《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则更多地从正面来看待江西诗派对杨万里诗风和诗论的影响。两文都认为杨万里继承了江西诗派的创新精神和活法，并在此基础上变化生新。持论中肯，符合创作实际和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朱炯远、张立的《杨万里“诚斋体”诗的艺术渊源》（《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打破江西、晚唐源流说的思维定势，以为诚斋体诗的源头是杜甫入蜀后的部分七言律绝景物诗。王守国《诚斋诗研究》专辟“源流论”一章，将诚斋诗的源流广泛囊括，其中有山水田园诗派、元和体、晚唐体、江西诗派、王安石、李白与苏轼、张耒等，可以称得上是集大成式的研究。

    （三）诚斋诗之地位和评价。当论及杨万里在他自己时代的影响时，胡明将他和陆游比较，强调了两点：“一是南宋当时杨的诗名在陆之上。二是创作主流倾向上，杨的影响很大，多数诗的艺术质量超过了陆”（《杨万里散论》），这是符合事实的判断，纠正了以往杨、陆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许总将视野放在整个宋诗背景下，礼赞杨诗不愧为“南宋后期诗史的逻辑起点”，是南宋诗歌变革的“最高程度的体现和最为突出的标志”（《论杨万里与南宋诗风》，《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张玉璞《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文史哲》1998年第2期）认为在南宋中后期“晚唐诗风”复兴的过程中杨万里起到了领军作用。他不但在诗歌理论上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王守国、张瑞君则在他们的专著中分章来论述杨万里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搜罗了历代对诚斋评价的丰富材料，结合接受者时代的文学创作实况来思考诗歌风会变迁规律，反映出扎实的学风。

    （四）诚斋诗的语言学分析。诚斋诗通俗自然、清新活泼风味的形成，不言而喻是和他大量运用口语息息相关的。诚斋诗中的口语不仅具有文学情味，而且由于接近宋人实际生活，很大意义上它便可以充当近世语言研究的“活化石”。以诚斋诗口语为主要对象的释词工作，一直是在宋语言宏观研究的背景下分散进行的，近年来才开始出现了一些集中注释的专文，如王瑛《杨万里释词》（《吉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傅毓民《杨万里诗口语考释》（《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等。口语的采入，改变了诗律的某些常规，从而形成鲜明的“杨记”特色。杜爱英《杨万里诗韵考》（《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2期）即从用韵的角度总结出杨诗的某些规律，例如，诚斋近体诗用韵宽缓，并有诸多不分借、本、出韵者；其作诗基本按照宋代通话韵系分18部，但江西方音痕迹也相当突出等。由词义而语法，诚斋诗研究日臻细致，如张小艳《杨万里诗动态助词研究》（《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和《杨万里诗助词“来”的用法研究》（《湖州师范学报》2000年第1期），皆采用穷尽统计和静态描述的方法，共时和历时交错，总结出助词的用法特点和演变轨迹。雷冬平《杨万里诗歌副词V-AD结构的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从结构形式、语义特征、句法功能等方面对杨诗中表示极性程度或范围的副词作补语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与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类似结构作了历时比较。

    （五）杨万里的诗歌理论。杨万里是南宋少有的创作和理论水平都很高的诗人之一。和“诚斋体”的创作实际关联，他的诗论也可称得上自成一家。《诚斋诗话》是其代表作，此外，《诗论》及其一些序跋、诗文中还可散见他对诗歌发表的观点。

    纵观诚斋诗论研究现状，点面结合的特点十分突出。“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王守国、张瑞君作代表。王守国《诚斋诗研究》用一章的篇幅分别从“功能论”、“诗味论”、“新变论”、“诗法论”、“关系论”五个方面详细阐述杨万里的诗论，张瑞君则从“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文学创作论”、“文学风格论”、“文学的继承与创新”、“批评鉴赏论”等层面来论述他的文学思想。两人所论主要还是以总结前人共识为主。至于“点”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渊源探讨及价值评估、诗味说、学术背景等方面。对于诚斋诗论的渊源、影响和评价，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0页）中断定，杨万里的诗歌主张受苏轼、江西诸人影响，而带禅味，这开了沧浪论诗的先声；在论诗旨趣上强调悟而自得，这又开袁枚性灵说之先声。日本著名学者铃木虎雄赞同郭说，在其《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专列“性灵说与杨万里”一目，对此作出了更为具体的阐述。袁行霈等著《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4页）则将杨万里诗论纳入批评苏、黄及江西诗派文学理论的范畴中，不过这种批评是温和的。文章断言杨万里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力图调和‘江西体'与‘晚唐体'，进而调和‘唐音'与‘宋调'。”成复旺等编《中国文学理论史》（二）亦评价颇高，认为“杨万里的诗歌理论，从讲究诗兴、注重风味到提倡晚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页）。

    杨万里论诗好持“味”说，学者对此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以为是和司空图所言“味在咸酸之外”的“味”；另一种即指《小雅》、《春秋》的词微意深之“味”。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第49页）、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二）第457页）等力主前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53页）、胡明（《杨万里散论》）等倾向后说。徐安琪则从语义学的角度剖析出杨万里的“风味”包含有两层意义，一是指诗歌的形象、诗歌的体貌、诗歌的表层意义，二是指诗歌形象中深远、幽杳的多层次意蕴。由于杨氏“风味”重内容，因而在司空图“味外之味”说上增添了新质（《论杨万里的“风味”说》，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虽有偏向，但调和折中的意图也很明显。彭维锋则进一步断定，诚斋强调的“味”说在内容上呈现出辩证关系，也就是儒家教化和佛禅真如的矛盾统一（《徘徊于庙堂与禅境

    之间——试论杨万里诗学的矛盾统一性》，《天中学刊》2005年第3期）。黄宝华《杨万里与“诚斋体”》（《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则另立一说，以为诚斋“余味”说更多延续的是江西诗派的血脉余绪，其主要诉诸于智性悟解，而非情绪感染，这就与晚唐乃至传统的比兴生味有了本质的区别。

    随着探讨的深化，许多学者试图采用演绎的方法，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析出诚斋诗论的学术意蕴。韩经太认为杨万里的文学思想有出入理学之势：“所谓出入理学，是指其文学思想的建构体现出一定的理学思维特性和思想精神，但又不落入辩言义理的形而上学术之中，而是就文学理论之具体课题的展开来体现其与理学心性义理之讨论相关合的深入思考。”（《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7页）李春青认为，杨万里对宋学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味”为体的文学本体论的确立，二是在创作方法上的师法自然，两者互为依托。这种突破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是对宋学思维和价值观念的拒斥和挣脱，也预示着文学观念为维护自身独立性而对宋学影响的目觉清算（《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250页）。两人所论，借助一种理论武器来解释另一种理论现象，思辨色彩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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