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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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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3: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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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与宋诗、宋词一样，标志着有宋一代文学创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长期以来，宋文研究与宋代诗词研究相比，显得相对薄弱。1997年至1999年，经过学人的努力，在宋文这一比较寂寞的研究领域中仍涌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
一、作家与作品研究
在这一方面，对宋文六大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一如既往地占据了较大的份额，欧、苏两家的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如莫砺锋《论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着重探讨欧公人格与文风的关系，认为欧阳修在道德情操和学术修养两方面具有鲜明的人格特征，并指出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及领导北宋诗文革新，都与其人格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首先，欧阳修对于文学家人格建树的重要性有深刻的理解；其次，他还在创作中充分发挥了其人格优势，把政治激情和人格魅力充分体现在作品中，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作家人格向作品风格的转变。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内实刚健。”而“内实刚健”正是对欧文所蕴含的人格光辉的深刻认识。赵仁珪《苏轼散文中的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则是讨论苏文与禅宗的关系，认为苏轼于佛教虽为“泛宗派”者，但对禅宗情有独钟。其表现有二：一是对伪禅学的批判，对真禅学的坚持；二是能从中提炼静而达的哲学精髓，取其实用、重人情及富有辩证的思维方式。这些思想必然影响于苏轼散文，其表现有三：一是苏轼很多论文的主张都直接来自禅宗；二是能将禅宗的某些思维方式及表述手法，如比喻、话头、典故、术语、辩证法等巧妙自如地引用到各类文章中去；三是扫除一切外在痕迹，将禅理禅趣圆融无碍地化入到文章中去，这一特点在苏轼的小品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宋文文本的研究也始终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缪向勇《论欧阳修散文的语言美》（《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认为欧阳修散文语言美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委婉含蓄，一唱三叹，具有神韵美。二是质朴生动、纯真自然，具有朴素美。三是句式多样，灵活多变，具有错综美。四是探索人生，倾吐诗情，具有哲理美。这四方面结合起来使得欧文的语言显示出独特的美感。徐姝《论苏轼散文中的比喻》（《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则从比喻这一修辞手法入手，来探讨苏轼散文的风格，指出苏轼把诗性思维方式运用到散文创作中，大量地运用比喻来论事谈理。文章从苏文的比喻方式、苏文的比喻效果、比喻特点与文章风格、比喻与时代风格四个方面探讨了苏文中的比喻。
有些研究者还注意到古文家之间的承继关系，曾子鲁《简述苏轼对韩欧古文成就的继承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认为苏轼对韩、欧古文的开拓与发展，从理论来看，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提倡“文以尽意”、“有道有艺”，更重视“文”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上，强调“不吐不快”、“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在创作手法与风格上，要求“随物赋形”、“姿态横生”，做到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统一。从实践来看，超凡入化的神韵，磅礴雄伟的气势，直率真挚的感情，构成苏文的独特风貌；而于圆活流转之中，呈现出一种创新求奇的锐气和错综变化的美感，则是苏文在韩、欧文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形成的一大特色。孙兰廷《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认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论观，直言敢谏、不避祸福的人格力量以及乐民所乐的旷达情怀。
对欧、苏之外宋文诸大家创作的研究，也有较大进展。如曾巩研究，有毕庶春的《试论曾巩散文的中和之美——兼论其儒术、文词、文风的统一》（《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该文认为曾文将儒术、文词、文风三者融合为一体。为了研究其融合的过程，必须考察其思想的衍变及不同时期的思想风貌。文章将曾巩一生苦读能文、坎坷不售、校书史馆、辗转州郡、回朝任职几个时期，结合宋、元、明、清诸家评论，论证曾文具有含而不露、质而不俚、淡而实腴、怨而不怒的特点。这四个特点相结合，恰好形成了曾文的中和之美。又如历来都较为薄弱的苏洵散文研究，有韩俐华、魏福惠的《苏洵散文艺术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2期），该文认为苏洵散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格调高古，论说周详而析理精微；二、气势磅礴，明爽骏快而踔厉风发；三、意繁枝茂，开阖抑扬而结构谨严；四、妙喻连篇，穷情尽变而义理幽深。沈惠乐《有王佐之才，存战国遗风——论苏洵的散文》（《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苏洵试图用他的文章来疗救社会，其中所反映的政治观点、军事思想，均能切中时弊，内容上则通权达变，不持一端，风格上老辣纵横，雄辩滔滔，颇有战国纵横家遗风。作者认为苏洵从《战国策》中寻找思想武器并不为过，因为单一的儒家思想已不能挽救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理应打开思路，广采博纳各种学派的思想。而形象生动，绚烂多彩的《战国策》文章又滋养了苏洵，使他的散文有别于欧阳修的雍容委婉、曾巩的纤徐曲折、王安石的刚劲峭刻，而以老辣纵横的风格独树一帜于北宋文坛。在王安石研究方面，有沈松勤的《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该文着重探讨王氏与新党作家群的关系，颇具眼光。文章认为，王安石与新党是一个政治集团，也是一个作家群，他们同时以政事和文学为立身之业，既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又有共同的文学主张，追求文学的经术根底，“务为有补于世”，但他们并没停留于自身的创作实践，而是以科举为中介，将文学纳入经术之中，成了其政治主张和实践的组成部分，因而阻碍了文学自身规律的运行，侵蚀了文学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在北宋文学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给后世文坛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历来重大家而轻小家、重北宋而轻南宋的倾向有了可喜的改观。向来不以散文著称的宋代诗人、词人，甚至理学家，都被纳入宋文研究的视野。吴蓓《论秦观策论》（《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研究了词人秦观数量极为可观的策论，认为这些文章充分展示了其经世济时的抱负和才能。秦观在文中纵论国家形势，对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人才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都提出了重要见解，充满炽热的现实感和积极用世的精神。他评价历史人物，显示出独具的史识和过人的眼光。其文具有豪隽慷慨，能言善辩，简洁畅快的风格。吴小英《陆游散文简论》（《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认为陆游文名为诗名所掩，长期以来不被重视。该文对陆游散文作了初步探讨。先从体裁角度对陆文进行分类，概述其创作成果。再着眼于陆文的精神内核，揭示出其两大文化品格：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济世精神，鲜明的文化认同心理。最后将陆游散文与曾巩散文进行比较，以透视其艺术魅力。
两宋理学家向来轻视文学，他们的散文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马茂军《北宋理学诗派诗文创作述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通过对柳开、石介及北宋五子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具体分析，较为全面地探讨北宋道学与文学的关系。文章认为柳开、石介等道学先驱首先具有提倡古文、廓清浮靡文风之功，但道学家的重道轻文给他们的古文创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创作上走入怪奇涩僻的歧途。因此，道学先驱们于宋初古文运动可谓功过各半。北宋五子的古文创作，也大有可观。周敦颐文笔平淡典雅，力求以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思想，每一个字都出于深思熟虑，反复揣摩，力求凝炼、精到。受象数学的影响，邵雍的文风表现为整齐繁叠。张载文章则有一种上天入地，大气磅礴的特点。二程语录体著作仿效《论语》，是平时讲道的文字，非常口语化，可以看出作者“醇厚温粹”的气象。姜美《试论陆象山的散文风格及其影响》（《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认为南宋理学家陆九渊既发挥自己的心学理论，又接受韩愈的文道合一、以道为主的“载道”思想。把“道”与“艺”结合起来，创作出独具特色的精美散文。其文既表现了宋文“自然平易，流畅婉转”的特点，又形成“不琢奇巧，正大纯粹”的独特风格，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了自南宋以后的诸多散文派别和散文大家。这类对于诗人、词人和理学家散文的研究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虽然其中的若干观点尚有讨论的余地，但其筚路蓝缕的功绩是值得重视的。
宋赋的研究向来比较薄弱，这几年有了进展。曾枣庄《论宋赋诸体》（《阴山学刊》1999年第1期）对宋赋进行了总体考察，认为历代赋各有其特点，宋赋未必就逊于西汉、魏晋、隋唐。宋赋诸体（骚体赋、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皆备，且力求革新，不肯蹈袭前人。赋的题材较前代更为广泛，作家们好在赋中发议论，往往以文为赋，使赋的语言散文化，由艰深华丽而变为平易流畅，追求理趣。何国栋《苏轼赋的散体特征及其形成》（《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苏轼在吸收前人创作经验的同时，用写散文的手法写赋，完成了由辞赋向散文赋的转变，使赋体文学呈现出新格局和新面目。苏轼的散体赋特征在于散句增多、句式多变和笔法自如，这不仅体现出苏轼的创造精神、美学趣味、文学主张，而且体现出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
二、宏观研究、文论研究与文献考证
随着学术界对宋文研究的日益深入，一些宏观的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如朱迎平的《宋文发展整体观及南宋散文评价》（《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对宋代散文作了整体观照，认为总体风格特征与唐文相异的宋代散文，其发展从北宋到南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应将其截然割裂为南北两段。如果立足于宋文发展的整体观来考察南宋散文，其成就还是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南宋散文继承并巩固了北宋大家奠定的宋文优良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始终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二、南宋散文在北宋散文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开拓，表现出新的面貌与特征；三、从创作实绩看，南宋散文从数量到质量都不容忽视。因此，在中国散文史上，南宋决不是散文发展处于低潮，作家作品沉寂的萧条时期，而是从创作到理论都十分活跃的相当繁盛的一个阶段。这篇文章提醒我们，南宋散文是宋文历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北宋的古文运动是与儒学复兴交织在一起的，作家们在进行散文创作的同时，大都具有鲜明的文论主张，这些主张既体现了宋人对文道关系等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散文创作实践，因此向来为研究者们所注意。在1997—1999三年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引人注目，而探讨欧阳修和“三苏”文论思想又是其中一个热点。祝尚书《重论欧阳修的文道观》（《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认为学术界对欧阳修的古文理论评价不高，一直嫌其过于道学化，其实是对欧的误读。该文将欧阳修置于宋初文学思潮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着重辨析欧阳修反对“诞者之道”的实质，就是要与宋初柳开、石介等人道学化的古文理论划清界限。然后分析欧阳修所谓的“圣人之道”是指“古圣人”的社会实践。因此，作者认为，他的古文理论与其说接近于道学家，还不如说“叛‘道统’”更合乎实际。曾子鲁《欧阳修“道胜文至”说论辨》（《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一文[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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