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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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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3: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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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欧氏文论中“道胜文至”是古文家思想、道德修养与古文创作关系的概括，“事信言文”是对古文内容与形式特征的概括，“切中时弊”、“穷者之言易工”是对古文家如何反映现实，以及作者处境与古文创作关系的概括，“其言易明而可行”、流畅自然是对古文风格与语言特色的概括。这些看法，构成了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理论体系，表现出与唐代古文运动理论同中有异的特点和自身的创新意识。寇养厚《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烟台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则认为：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是指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儒家之道。但是，欧阳修的儒家之道又非陈旧抽象的儒家说教，而是赋予新鲜具体的时代内容，这表现在欧阳修之道既与反对佛老相联系，又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对“三苏”文论，也有研究成果，如周楚汉《苏洵文章论》（《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和《“文者气之所形”：苏辙文章论》（《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两文分别阐述了苏氏父子的文论思想。论及苏洵时，作者认为其文论的核心是“风水相遭而为至文”的观念，因此，他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要“不得已而言之”；又认为文章如五谷可以疗饥、如药物可以治病，“犹工人之作器，见其形以知其用”，这又是“文章工具论”的雏形。他用“风水相遭”为喻解决了令陆机困惑不解的灵感的实质问题。他的思想倾向对苏轼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党圣元《苏轼的文章理论体系及其美学特质》（《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提出苏轼的文章创作理论系统主要由“立意”、“辞达”、“自然”三说构成，在苏轼看来，文章的第一要义是先需“立意”，其“立意”说的着眼点并非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而是在强调文章的思想和情感的独创性，兼有弘扬创作主体之个性特点和拓展文章表现的时、空境界之意。苏轼之“意”，不同于“道”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是个性化、情感化、审美化了的作者的思想境界，并受制于作者当下的境遇、精神状态，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而非如“道”那样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思想范式。苏轼的“辞达”说的基本命题是“辞”以“达意”，主要理论内涵是创建文学创作表现过程的美学原则，而并非仅仅停留在对“辞”的功用发表意见。“辞达”说的主旨是意在阐明传达过程中的美学原则以及文本的独立价值。白清、王启和的《论苏轼早期散文的创作思想》（《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则论述了苏轼早期散文的创作思想，尤其对其散文中体现的保国安民的民本思想、贯通说以及反映生活真实的思想作了深入分析。孙民的《关于苏轼的“辞达”说》（《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则认为“辞达”说是苏轼后期提出的一个重要文论命题。“辞达”的说法源自孔子，但苏轼却作出了独特的发挥。他认为“辞”之“达”决非易事。一难难在对“物理”、“物之妙”和“己意”认识不易；二难难在即使已有认识，但表达更为不易，非有高超的语言技巧不可。这一观点是针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给文坛造成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它有力地纠正了当时“千人一腔”的粗陋文风，有效地保证了宋代散文的健康发展。苏轼的古文理论有与苏洵相似和继承之处。胡迎建《论陆九渊的文道观及其文学创作》（《晋阳学刊》1998年第1期）分析了陆九渊的古文理论。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陆认为学好了道，文也就自然学好了，韩愈把文与道的本末关系搞颠倒了，所以一开始就错了。道是充满宇宙，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万事万物之理，理与心相贯通，理存乎吾心，满心而发。道也包括人之性情。文在道中，道与文为一体，人能穷理则文亦充实。据文道合一的原则，陆氏还提出“艺即是道，道即是艺”。“艺”是写作之类的本领，是因学道而长进的。“艺”如果离开了道，就会导致人欲燃炽。由此，他归结为一个定律：“文道为一体，有道则有文。文道若背驰，人欲必炽燃。”他的主张对提倡文质相称即内容与形式一致，提倡真善美的一致，反对雕琢模拟之风有积极作用，但从不利方面看，将文统一到道的基点上来，强调末即是本，又势必使人忽视对艺术的探索及对美的追求。
在对宋人文论思想的研究中，切入视角较新的论文也时有出现。如罗立刚《论欧苏文人集团对“文统”建设的贡献》（《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就着眼于整个欧苏文人集团，来探讨“文统”的形成，而不是个体作家的阐释。作者认为，在宋代文人“道统”观的背后，强烈而鲜明的“文统”意识较“道统”更直接地影响着宋代文学，对宋代文学特质的形成具有更大的作用。在宋人“文统”观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以欧阳修、苏轼为首的两大文人集团所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前者主要表现在创建“文统”，使之摆脱“道统”的束缚，后者则使之进一步完善，并更关注“文统”的内部矛盾，使宋代文学批评形成了辨“体”分“派”重“法”的特色。张智华的《南宋人所编古文选本与古文家的文论》（《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则颇具创意地从古文选本入手，分析了南宋古文理论的特殊形态。作者认为，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通过古文选本来阐发散文理论，这一作法开了风气。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子楼昉编《崇古文诀》，他的朋友陈亮编《欧阳文粹》和《苏门六君子文粹》。之后，王霆震《古文集成》、汤汉《妙绝古今》、榭枋得《文章轨范》等古文选本相继问世。他们以选本的形式传播古文，同时也对唐宋古文运动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从而在南宋文论中形成一种特殊形态。
文献考证是宋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也比较突出。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洪本健的《欧阳修入主文坛在庆历而非嘉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洪文对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盟主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文章援用大量文献材料，证明欧阳修在庆历时已主盟文坛，此后，他对政治活动的积极投入不断提高着他的声望，与朋辈后学的广泛交流又继续扩大着他的影响。而成熟的散文作品的不断涌现，更充分显示了他非凡的创作实力。王河的《曾巩佚著〈南丰杂识〉辑考》（《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7期）经考订，认为宋人屡屡提及的《南丰杂记》、《南丰杂志》等应定名为《南丰杂识》，这是曾巩唯一一部文言小说类著作。另从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及《锦绣万花谷》中辑出曾巩佚文七篇，颇具文献价值。在北宋曾盛极一时的“太学体”，历来语焉不详。祝尚书《北宋“太学体”新论》（《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考察了太学建立之前的文体状况，认为“太学体”是由景祐“变体”发展而来的，是“变体”的官方化，反映了庆历年间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沈杰的《〈文章轨范〉简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较全面地研究了《文章轨范》这一宋末谢枋得所编的文章总集，认为谢氏的评点公正合理，能抓住作品主要的艺术特点。此选开了宋代另一评点格式的先河，具有独创性，对后来的影响极其深刻。
三、有关宋文的研究专著
近三年来，在宋文研究与文献资料整理等方面都有不少有影响力的著作面世。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突破以往的文史研究观念和学术著作模式，以专题的方式为构架，力避多年来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存在重北轻南、重词轻诗轻文的偏失，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这部以专题方式写成的通论，各部分既相对独立又互为参证，著者以这种网状结构代替以往该类著作“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线状结构，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及其底蕴，从理论上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关于宋代散文，该书各章节涉及，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路和研究视角。如在“尊体与破体”一节中对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赋为文等问题的探讨，从“尊”与“破”的角度对宋文中出现的新现象进行分析评价；《宋文流派绎述》一章，整体考察两宋散文发展流程，对散文作家和流派作了清晰的梳理，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宋文题材与体裁的继承、改造与开拓创新》一章则从文体发展角度，从继承与发展两方面对宋代的几种散文样式给予历史的、科学的评价。另外，该书对有关宋代散文论争的叙述和梳理，对宋代主要文集等文献的叙录，也颇具学术价值。
群体研究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已成为一项热点，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就是在这一领域中引起学界重视的一部力作。该书从士人群体研究入手，揭示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下的文人、文学、文化的内在联系。众所周知，日益激化的新旧党争是北宋后期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这场绵延数十年，触及宋代社会敏感神经和士人灵魂的纷争，是否直接影响宋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党争对集官僚、学者、作家于一身的北宋文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党争与此期文学创作有何关系等，理应是宋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该书广引资料，立论鲜明，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上述课题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指出北宋士人创作主体、参政主体、学术主体的合一，形成了党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又决定了创作心态和创作价值、主题的取向，并随着党争变化而变化。
朱刚的《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虽非专论宋代文学，但诚如著者所言，文章四大家之间以“道”相联，“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与哲学史上的儒学复古运动，实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而以韩柳欧苏四家为代表，围绕着一个‘文以载道’的历史命题。”作者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察论证，指出四大家讲“文”与“道”的关系时，总是通过作家主体为其间中介的，“文以载道”一语中的“道”，并不是某种强加于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作家自己的独立见解，它不但不是枷锁，而是作家自觉追求的精神境界。故“道”之为言，就其为人们思考的对象来说，是真善美的统一，而就其为人们思考的所得成果来说，则是指每个人的独立见解。该书力图证明，四大家在文学史上体现出来的某种“发展”，也将体现在哲学史、思想史上，他们在对“道”的内涵阐释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是他们在文学上取得进展的最直接的原因。
另外，1999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首届欧阳修学术讨论会文集——庐陵文章耀千古》收集了论文42篇，其中有不少是探讨欧阳修散文创作与文论思想的，对宋文研究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
在宋代文献资料整理方面，四川大学祝尚书的《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堪称功德无量的大手笔。著者在参与编纂《全宋文》的过程中，颇致力于考察全部宋人别集的版本源流，尤其着力于祖本及重要传本的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各本优劣作了简要述评。在对前哲今贤的序跋、书目、版本研究等有关成果汲取利用的基础上，作出必要的考订，断以己意。该书考察了五百多家宋人别集、数千种版本，对象浩繁而叙录精简得当。资料完备翔实，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富有实用性，可谓是治宋代文学一部不可不备的工具书。
据悉，宋文总集《全宋文》的后五十册也即将出版，另一大型总集《全宋笔记》已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开始着手编纂，这些总集的最终问世必将开创宋文研究的崭新局面。
纵观1997—1999年的宋文研究状况，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一，重北宋轻南宋的情况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为宋文研究中的一种主要倾向。南宋散文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史的梳理、理论的探讨方面都大有文章可做，理应成为今后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其二，宋文研究方法和观念有待更新。怎样拓展散文研究的视域，用现代的文学观念来检视宋文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独特现象与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其三，宋文与宋代诗词关系研究方面，虽已出现了若干成果，但还远远不够。着眼于打通文体的交叉研究应成为宋文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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