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士人们喜将此次迁移与永嘉南渡类比，但此次南投与前次情势多有不同。首先是此次天子避蜀，但很快又返回长安。除扈从之文武百官外，士族仍多留在南土，与永嘉中随晋室渡江之侨姓士族并不同。其次，永嘉前后南方地区地广人稀，侨姓士族与土著士族虽有矛盾，但因有政府撑腰，故矛盾较易解决，而侨姓很快拓殖荒芜，开发经济，壮大自己，影响反较土著更大。但唐代南方开发较快，人口亦增多，故南迁士人使江南人口骤增，食物供给等亦面临新问题:
自京口南，被于浙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 47
南迁人口竟然占苏州治所吴县编户的三分之一。天宝时，苏州有户七万六千左右，据此推算，移民至少有二、三万户 48 。扬州则因“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 49 。“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 50 。广德二年（764年）吐蕃占领长安后，京师“衣冠戚里尽南投荆襄及隐窜山谷” 51 。又据高适《请罢东川节度使疏》:
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 52
但有一点与永嘉南渡类似的是，北方高等级贵族与文化精英播迁南土，再一次使南方区域的文化繁盛起来，最后形成中唐至北宋时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相分离的新格局。此一变动透露出随后中国政治文化演进之新消息。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载天宝乱后，元结“自汝坟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馀家”。元结自己在诗中亦记述道:“昔年苦逆乱，举族来南奔。日行几十里，爱君此山村。……我尝有匮乏，邻里能相分;我尝有不安，邻里能相存。” 53
又据陆质《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修传始终记》知，啖助本关中人，“天宝末，客于江东，因中原难兴，遂不还归。以文学人仕。为台州临海尉，复润州丹阳主簿，秩满因家焉。”
柳宗元之父柳镇亦在安史之乱中南迁，其岳父杨凭一家也是此时迁吴，他与杨氏结缡，或许与两家在南迁中相识有关 54 。此外如:
梁肃，本为安定人，“父逵，止于司御率府兵曹参军事，安卑于燕蓟，避乱于吴越” 55 ，他自己亦“窜身东下，旅于吴越。转徙厄难之中者垂二十年” 56 。崔翰，博陵安平人。“父倚，举进士，天宝之乱，隐居而终。君既丧厥父，携扶孤老，托之大江之南” 57 。
萧颖士，颖州汝阴人。他自述:“某自中州隔越，流播汉阴，遂至江左。” 58
王质，太原祁人，五代祖为隋末大儒王通，“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受业者大集其门” 59 。
杨收，同州冯翊人，“父遗直，位终濠州录事参军，家世为儒。遗直客于苏州，讲学为事，因家于吴” 60 。
扶风窦叔向家族亦举家南迁江东，窦常、窦牟、窦群、窦巩等皆活跃于江左文坛 61 。 安史之乱使许多宫廷艺术家亦颠沛流离，漂寓江介，如李龟年 62 ，又如梨园弟子等 63 。
2.唐末五代士族的再次南迁
唐末动乱频仍，中原再度沦为战区，故原留居北方的士族又纷纷南迁。仅乾宁二年（895），唐昭宗避乱出长安城，“京师士庶从幸者数十万” 64 。割据的藩镇互相混战，农民起义军攻城掠地，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天祐元年（904），“（朱）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馀不息” 65 “唐广明中，黄巢犯阙，大驾幸蜀，衣冠荡析，寇盗纵横” 66 。朱全忠（温）于天二年大量贬杀士族:“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馀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 67 从此，京城的衣冠大族、门胄高华扫荡以尽，逃避唯恐不及。宋代许多人物，祖上多于唐末五代迁徒流移:
李涛，京兆万年人，唐敬宗子郇王玮十世孙，祖镇临濮令，父元将作监。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惧祸，挈涛避地湖南依马殷。 68
王易简，京兆万年人。曾祖□，唐剑州刺史。祖远，连州刺史。父贯，唐州刺史，易简少好学，工诗，会僖宗幸蜀，长安兵乱，避地山居。 69 杨大雅、唐靖恭杨虞卿之后，虞卿孙承伏，唐天祜初以尚书刑部员外郎，为吴越国册礼副使，杨行密据江淮，道阻不克归，遂家钱塘。 70 孔承恭，京兆万年人，为唐孔戡五世孙，唐昭宗东迁，举族随之，遂占籍河南。 71
王著，自言唐相石泉公方庆之后，世家京兆渭南，祖贲，广明中，从僖宗入蜀，遂为成都人。 72 李迪，其先赵郡人，后徙幽州，曾祖在钦，避五代乱，又徙家濮。 73
士人大量迁移，给迁入区带采巨大变化。宋代苏颂指出南唐的发展与士族迁徙有关:
唐季之乱，四方豪杰与京都士族，往往避地江湖，李氏能招携安辑之。故当时人物之盛，不减唐日。而文风施及其后裔，今名显于朝廷者多矣。 74
南方地区战乱较少，故迁徙者主要流向江淮、荆襄及蜀中地区，与前次迁入区大体类似。“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 75 ，韦庄、牛峤、牛希济等关陇作家也是在此时期飘寓西蜀的。而前蜀的统治者也颇能利用这一人力资源:“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王）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 76 “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77
江东徽州（今安徽歙县）也是一个迁入区:“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风雅” 78 。又据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五:“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 墨尤佳。廷 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离渡江，睹歙中可居制墨，故有名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亦载:“至唐末，墨工奚超，与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南唐赐姓李氏。廷 父子之墨，始集大成。”
三 贬谪与宦游所形成的迁徙
除战争外，从初唐以来就有将贬谪、左迁的官员流徙南方的传统 79 ，宋之问《至端州见题壁慨然有怀》:“逐臣此地受严遣，谓到南方每相见。”白居易《送客岭南二十韵》:“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训。路足羁栖客，宦多谪逐臣。”“宾（州）去天远，中州名公巨儒罕有至者，惟迁谪人岭游宦落南间有人焉” 80 。贬谪与流放对当事人是一种惩罚，但对文学之创作与传播有重要影响 81 。
迁徙者甚至有避居岭南者:“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其中有唐名臣刘崇望之子刘浚、太学博士倪曙、宰相李德裕之孙李衡、司农少卿周杰、娴于典章制度的杨洞潜、孔子四十一世孙孔昌弼等，亦先后迁移岭南 82 。
宋人王禹 说:“……有唐以武勘乱，以文化人，自宰辅公卿至方伯连帅，皆用儒者为之……。
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 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至今吴越士人多唐之旧族耳。” 83 又据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人物》:“东越有功，亦足以称焉。自东汉至于唐代，有贤哲已具《图经》，而四姓者最显。陆机所谓‘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四姓者，朱、张、顾、陆也。其在江左，世多显人。或以相业，或以儒术，或以德义，或以文辞，已著于旧志矣。自广陵王元父子帅中吴，是时有丁、陈、范、谢四人者，同在宾幕，以长者称。丁氏之后有晋公，出入将相。范氏之后有文正公，参豫大政，为世宗师。文正公族侄龙图公师道，以清直显先朝，履历涑宪;谢氏之后有太子宾客涛，宾客有子曰绛，为知制诰，缙绅推之;陈氏之后有太子中允之奇者，谢陇西郡王宅教授以归，召之不起，以行义著乡闾，谓之陈君子者也。又若宜徽氏郑文肃公，以谋烈赞枢府、定边陲。秘书监富公严，以耆德守乡郡，而许洞以歌诗著名祥符之间，皆吴人也。而东南之才美，与四方之游宾者，视此邦之为乐也，稍稍卜居营葬，而子孙遂留不去者，不可以遽数也。”说明五代、宋以来，东南仍为人文渊薮，但新兴的文化家族已取代旧的本土士族，迁徙已改变吴郡的居民结构。
四 士族迁移对文学的影响
在古代社会中，迁徙多是被动的，它使移居者失去与本土世代相续的许多联系，使人变成无根的飘蓬。从社会心理的深层上说，乡土社会是拒绝迁徙的。唐代诗文中将乡愁的理念表达得那样丰富深刻，与士人复杂的心态有关。但是，政治变革、经济利益、军事战争、自然灾害等又迫使人们不得不流动，而移动对移动者与所移入的环境都会发生极大影响。因论题所限，本节主要申论迁移对学术文化的影响 84 。
首先，迁移使唐代士族的地方代表性不断丧失，在不断追逐科举仕进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其社会领袖的地位。
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 85 士居乡土，百无一二，因缘官族，所在耕筑，地望系数百年之外，面身皆东西南北之人焉。 86 唐末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幕无所考。 87
唐前期的士族迁移与中后期（安史之乱与唐末五代）的迁徒，虽然具体方向不同、目的不同，但就其对士族的影响而言，则是一致的，即不断使士族弱化，在趋向中央化与官僚化的过程中，地方代表性在丧失，其与政治力量抗衡的基础被瓦解，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在日趋缓和。士族作为社会中层在不断扩大，但又在不断弱化 88 。士族本身亦由世家大族蜕变为近代封建宗族 89 。谈唐宋变革论或唐宋思想转型者 90 ，指出唐宋士人经由士族向官僚的转变，而文化关怀之重点亦由文学向理学转变。则唐宋之际士人性质之改变，文化关怀重点之嬗变，亦与士族迁移息息相关。
其次，就移入的士族而言，整体上文化素质较高，所以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移人地区的文化品位。一般认为隋唐之际的南方文化与山东文化要比当时的关中文化发达兴盛，故山东士人与江南士人的播迁，极大地改变了关中文化的旧貌，使其很快呈现出与政治地位相称的文化兴盛局面。“隋唐间礼乐刑政诸制度，以及经学、文学、音乐、文字、书法艺术等，主要取资于东晋南朝”，故隋唐之际的南朝因素对唐代有深刻影响 91 。以经学为例，唐初颜师古和孔颖达等奉命撰《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凡诸经解释有歧义之处，二书多从南学 92 。同样，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的两次南迁亦与此类似。虽然江南有六朝以来的文化积淀，但唐前期英髦之才多北上两京，除了隐沦于草莱间的一些失意者外，地方精英人物委实不多，故两次战乱对南方区域的发展无疑是一大契机。不仅有中原先进技术的输入，而且有发达的文化的引进。遂使南方文化重现辉煌，更加繁荣，并从此奠定了南方区域作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地位，迄今已历千年而未变。这一历史大机缘的出现，不能说与唐代两次士族南迁无关。因为迁徙是一种突进的方式，跳跃式地提升当地的文化水平，横向的引进要比纵向的继承发展来得更快。
今江南多士所凑，埒于上国。 93
盖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谓唐二帝播越及诸侯作镇之秋，是时画艺之杰者，游从而来。故其标格模楷，无处不有。 94
根据冻国栋对《新唐书·文艺传》中人物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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