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温公《谏院题名记》:“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案汉《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谏官始此。其实，《通典》云:“谏议大夫，秦置，掌议论，无常员，多至数十人。武帝乃更置，非初置。”温公亦考未详。余以《孟子》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征之似齐，已先有是官，唯未知官何名;后读《管子》书，使鲍叔牙为大谏，又云“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跃然曰:此即汉郑昌所谓官以谏为名，鲍宣所谓官以谏争为职者。 18

在这里，阎氏以谏议大夫为线索，追溯了谏官的起源。至于唐代谏官的设置和运作，与阎氏所述相比，可以说既带有专业分工的性质，又保留着司马光所谓“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的传统色彩。因而人人都有进谏的权利，也就是说，谏官的社会角色往往既是特定的，又是公共的;按照社会学的社会角色理论，应称之为“角色集”。如颜真卿为刑部尚书时的进谏，《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就有详细记载。颜真卿的进谏，是针对元载的专权行径而发，同时也涉及劝谏的一般道理。

考察中唐谏官的活动，可以发现，在中唐谏官的职事活动中，仍然贯穿着传统的谏诤精神;但与以往相比，已经具有了中唐的时代特色。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首先，中唐谏官的进谏依然体现了对君主日常言行的规诫意义，不过，与初唐时太宗的鼓励进谏和虚心纳谏形成对照的是:对于谏官的这方面言论，中唐的君主或者采取两面手段，即表面上接受，而实际上并不采纳;或者干脆就拒谏不纳，能够虚心纳谏的情形越来越少见了。中晚唐之际，像杜牧等谏官消极避祸心态的形成，或许与此有很大关系。试比较以下两则史料:

谷那律，魏州昌乐人也。贞观中，累补国子博士。黄门侍郎褚遂良称为“九经库”。寻迁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尝从太宗出猎，在途遇雨，因问:“油衣若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为畋猎。太宗悦，赐帛二百段。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

乙卯，上（穆宗）幸金吾将军郭�３悄献�，�Ｒ宰�为献。戊午，诏曰:“朕来日暂往华清宫，至暮却还。”御史大夫李绛、常侍崔元略已下伏延英门切谏。上曰:“朕已成行，不烦章疏。”谏官再三论列。 （《旧唐书》卷一六《穆宗本纪》元和十五年十一月）

两件事情分别发生在初唐和中唐，结果完全不同。一个是旁敲侧击，即已达成进谏的效果;一个是再三论列，却仍然被置于“不烦章疏”的境地。其间对待谏言的态度，可谓判然有别。

其次，中唐谏官的言行与当时的时事政治紧密相关，但由于面临藩镇、朋党、宦官三大社会矛盾，能在如此严峻的情势下直言进谏，已属难得和不易，更何况自己的进言还往往难以奏效。这就使谏诤传统的继承，在中唐显得十分艰巨和可贵。

在韦温的谏官意识中，比较突出地体现了谏诤传统的本色特征。读《旧唐书·韦温传》，可以清晰地理出韦温的谏官素质形成的线索。韦温的父亲韦绶即以谏官散骑常侍致仕，韦温本人则是明经及第，又应吏部科目选书判拔萃，且具文才。由于入门中正，为人忠鲠，所以当他承担右补阙的谏官之任时，才能挺身而出，一鸣惊人。他所谓“吾辈谏官，岂避一时之雷电，而致圣君贤相蒙蔽惑之咎耶”的谠言，以及“率同列伏阁切争之”的直行，堪称谏诤传统在中唐的继承和发扬。而他的“由是知名”，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种精神在当时的难得和可贵。

中唐也有一些谏官，能够像韦温那样，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谏诤传统。如对于宦官擅权能够直言阻谏，史载:元和三年（808）十月，“以神策左军中尉吐突承璀为镇州行营招讨处置等使，以龙武将军赵万敌为神策先锋将，内官宋惟澄、曹进玉、马朝江等为行营馆驿粮料等使。京兆尹许孟容与谏官面论，征伐大事，不可以内官为将帅，补阙独孤郁其言激切。诏旨只改处置为宣慰，犹存招讨之名”。五年（810）九月，“以吐突承璀复为左军中尉。谏官以承璀建谋讨伐无功，请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璀为军器使。乃以内官程文干为左军中尉” 19 。独孤郁乃独孤及之子，他“其言激切”地论说征伐大事，主张不可以内官为将帅，虽然没有使事情发生根本的转变，但他的谏诤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是谏官言论产生正面效应的例子。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发生在长庆四年（824）的一次谏官集体上书事件，见《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本纪》:长庆四年十二月，“淮南节度使王播厚赂贵要，求领盐铁使。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宋申锡，补阙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廷老等伏延英抗疏论之”。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每大朝会，监察御史押班不足，则使下御因朝奏者摄之。谏院以章疏之故，忧患略同。台中则务苛礼，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 20 上述谏官集体上书事件，可以印证李肇所说谏官相惜的情形。参加这次抗疏论奏的人员，几乎囊括了谏官群体的各个层面，可谓声势浩大，但仍然于事无补。第二年，王播不仅官复原职，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不恤人言”。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与谏官的力量对峙中，此时的宦官已经明显地占了上风。

其三，在承袭谏诤传统的前提下，中唐谏官的“谏诤意识”已经有了变化:即更加强调守住谏官的本职，而在某种程度上把“越职言事”视为畏途。更有甚者，即如元稹《论谏职表》所言:“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进计为妄动，拾遗补阙为冗员。”下面以元白为例，探讨中唐文人“谏诤意识”的演变轨迹。

元稹于元和元年（806）四月参加制举考试，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三次等，旋拜左拾遗。其《论教本书》、《论谏职表》、《献事表》等文，即作于谏官任上。长庆末，元稹在编删自己的文稿时，曾撰有《叙奏》一文，简述了自己在谏官任上的作为和遭际:“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视听者。予始以对诏在拾遗中供奉，由是献《教本书》、《谏职》、《论事》等表十数通，仍为裴度、李正辞、韦�兴纤�言当行，而宰相曲道上语。上颇悟，召见问状，宰相大恶之。不一月，出为河南尉。” 21 这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考察其“谏诤意识”的线索。

《论教本书》主要针对东宫太子的教育及其弊端，即书中所说的“近制，官僚之外，往往以沉滞僻老之儒充侍书侍读之选，而又疏弃斥远之，越月逾时，不得召见”，正面向宪宗提出“训导太子官者，宜选正人” 22 的建议。《旧唐书》的作者认为，此文的作意是影射王叔文和王伾“以猥亵待诏，蒙幸太子，永贞之际，大挠朝政”。实际上，元稹在此主要是针对太子教育中的弊端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正面建言献策。上书的效果可以说差强人意，史载“宪宗览之甚悦” 23 。这可以算作是他初任谏官的一次小试锋芒。元稹随后所上《论谏职表》，则是一篇专门讨论谏职的政论文。该文首先以太宗朝的谏官王   和魏征为参照，给“天子之诤臣”下了一个定义，在他的理想中，谏官是皇帝当之无愧的股肱耳目之臣，天子与谏官之间“有君臣之义焉，有父子之恩焉，有朋友之欢焉”。这是多么美好而天真的想法!当然，元稹并没有一味沉浸在幻想和缅怀中，而是把目光投向现实，面对谏官不得备召见和参时政的现实，以及由此带来的谏官实际上的尸位素餐状况，元稹的心情是沉重的。这说明此时他的谏官意识还十分强烈，发扬谏诤传统的自觉性还十分高涨。于是下面就表达了面见宪宗、备陈谏官之职的迫切愿望。与《论谏职表》类似的还有《献事表》。元稹在这篇表奏中，首先表明自己的观点:言路畅通是理乱之始的“萌象”;然后以太宗朝人人争先进谏的盛况与谏言寥落的现状进行对比;最后条奏十件当今要务。文章写得有理有节，感情充沛，尤其是对现状的揭露和抨击，可谓振聋发聩。

以上一书二表，都是元稹初任左拾遗时的论奏。从中可以看出，元稹的谏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而且，他的上书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史载“上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24 。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之时，随后的打击使得他的谏诤意识与谏诤传统开始产生了错位。按《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载:“（裴度）迁监察御史，密疏论权幸，语切忤旨。”裴度的密疏不但没有奏效，反被权幸诬告。宪宗感到其中别有缘故，于是召元稹问状。元稹认为裴度“所言当行”，由此得罪宰相。这是元稹在《叙奏》里交代的事情原委。实际上，元稹被黜的真正原因是他的“谠言直声，动于朝廷” 25 。裴度的情形也很相似，所以二人同时被贬到河南，裴度出为河南府功曹参军，元稹则出为河南县尉。

在《献事表》的末尾，元稹特别向宪宗申明:“凡此十者，设使言之而是，是而见用，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见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愿也。”实际上，这是在申明自己谏官的职分。他的一书二表，都是从谏官的职分出发立论的。从上文可见，他对直言进谏所带来的危险，是有充分认识的。然而这毕竟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一旦现实的打击把元稹从踌躇满志的状态惊醒，他才会感到切肤之痛。元和五年（810），元稹从监察御史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在经历了继贬河南县尉以后的又一次打击后，他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痛定思痛地表白:“佞存真妾妇，谏死是男儿。便殿承偏召，权臣惧挠私。……敢嗟身暂黜，所恨政无毗。谬辱良由此，升腾亦在斯。再令陪宪禁，依旧履阽危。……卧辙希濡沫，低颜受颔颐。世情焉足怪，自省固堪悲。溷鼠虚求洁，笼禽方讶饥。犹胜忆黄犬，幸得早图之。”前面是回顾自己在左拾遗和监察御史任上的谠言直行，后面则是遭到沉重打击之后的痛切反思，并萌生另谋他图的念头。元稹后来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与宦官交结而被人诟病，以至士林羞与为伍 26 ，其间的必然性因素，在此已初露端倪。

至于白居易，虽然他最终选择的道路与元稹不同，但是其“谏诤意识”的演变轨迹，却与元稹大同小异。

首先，白居易对谏诤传统有着全面的了解。这在他的《初授拾遗献书》中，已有明确的表露。此文写于元和三年（808）五月八日，即白居易授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的一个多月之后，应该是他对左拾遗之任的筹划之作。虽然他此时身兼二任，而翰林学士的地位更加清要，但他对左拾遗还是十分看重的。因为左拾遗更加直接地给了他上封廷诤的名分和理由;而且从客观条件上来说，他身处翰林学士院，具有直接面君的便利条件，这是一般身处谏院的谏官所不能企及的。所以，在此文的结尾，白居易特别提到:“臣又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陈露。”（从这个角度看，《与元九书》于“擢在翰林”之后紧跟一句“身是谏官，手请谏纸”，恐怕也不是无意为之的。）应该说，这些都是他决心继承发扬谏诤传统的具体表现。

其次，白居易以实践证明了他继承发扬谏诤传统的信念和决心。他在谏官任上弹劾的权豪，举其要者，有于頔、裴均（分别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荆南节度使，元和三年白居易有《论于頔裴均状》）、王锷（岭南节度使，元和三年白居易有《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严绶（河东节度使，元和四年白居易有《论太原事状三件》第一件）、李师道（淄青平卢节度使，元和四年白居易有《论魏征旧宅状——李师道奏请出私财收赎魏征旧宅事宜》）等。以上数人都是在当时势力强大、割据一方的藩镇。在上述奏状中，白居易提出要坚决抑制其任意发展。白居易在谏官任上指斥的宦官，有俱文珍（刘贞亮）、李辅光（元和四年白居易有《论太原事状三件》第一、二件）、吐突承璀（元和四年白居易有《论承璀职名状》，同时提出诤议者，还有度支使李元素，盐铁史李鄘，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仇士良、刘士元（元和五年三月白居易有《论元稹第三状》）等。元和五年春，元稹自江陵府士曹参军诏还西京，途经敷水驿，与仇士良、刘士元争舍上厅，被刘士元击伤，而“帝不直稹，斥其官” 27 。时翰林学士李绛、崔群等俱上书论救。白居易则连上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