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元、白都是经历了两次现实的打击后，开始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同自己的角色之间的关系。白居易在左拾遗任上所递交的奏状，可谓名正言顺，气盛言宜。到元和五年五月，白居易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左拾遗秩满，并没有循例升为补阙，或超拜员外郎，而是经过自请，改为京兆府户曹参军 28 ，依前充翰林学士。虽然翰林学士一职带有谏官的意味，但是毕竟没有了谏官的正式名分。而白居易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严重性，仍以翰林学士、京兆府户曹参军的身份上《请罢兵第三状》。按此状上于元和五年六月十五日，乃为谏请宪宗速罢兵征讨河北叛镇王承宗事而作。元和四年（809），宪宗不顾裴�ァ⒗铉�等大臣的谏阻，执意派宦官吐突承璀为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处置使，镇压成德叛镇王承宗。因时机不成熟，选将不当，致使战事进行不利，且旷日持久;直至元和六年（811）王承宗“上表自首，请输常赋，朝廷除授官吏” 29 ，才算不了了之。白居易对此曾上三状，主张从速罢兵。第一状已佚，第三状的言辞态度，在恳切之中包含着锐利的锋芒，居然要求宪宗“读臣此状一二十遍”，然后再“断其可否，速赐处分”，简直大有向君王“摊牌”之势了，但仍然没有奏效。

元和六年白居易丁母忧出翰林学士院，元和九年（814）服阕，授太子左赞善大夫。次年六月，白居易以东宫属官的身份第一个上书，亟请抓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结果自己反而被黜为江州司马。这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事后，白居易在若干次痛苦的反思中，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越职言事”。如在《与杨虞卿书》中所谓“狂”与“妄”，大意指的就是越职言事。被加上这样的罪名，白居易似乎无话可言。然而当时给他安上的却是另一个罪名:“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 30 其中的缘由，白居易本人是一清二楚的，那就是他的谠言直行，引起了权贵近要的极大忌恨。所以，他的反思，都是围绕越职言事和得罪权贵近要这两点展开。而反思的结果，首先是给自己“正名”，即在一些书信和文章里，特别强调和突出自己进谏和写讽喻诗时的谏官身份。如他在《与元九书》中说:“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这与事实大致相符，只是有意无意地把整个在翰林学士任期间的讽喻诗都算进去了。而在《新乐府序》中，他又特别标出“元和四年左拾遗时作”。其实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已经说过，新乐府是“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之作;从其内容来看，似乎并非写于同一年 31 。由此看来，白居易之所以要如此认真地为自己正名，不能不说同当年他越职言事而被黜的惨痛教训有关。白居易反思的另一个结果，就是选择了“吏隐”的道路，同时放弃了讽喻诗的写作，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闲适诗和杂律诗之中去了。

从上述元白“谏官意识”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在社会角色的扮演过程中，其角色的内在规定性要求固然是客观的、人所共知的;而一旦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则或者由于认识程度的不同，或者由于事关个人前途命运，总是会有一定的变通余地。因此，在总的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中唐文人仍然面临着不同的选择。这一点，在谏官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可谏可不谏、直谏或微讽之间，谏官们处于一种尴尬的有待选择的处境。他们可能处理得巧妙，也可能处理得生硬，从中可以见出个人的性格和品质，以及为人处事的不同，亦可以见出时事政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事等因素对中唐文人的深刻制约和影响。上述元稹、白居易从直言极谏到明哲保身的转变过程，就为我们认识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提供了十分典型的材料。

三 谏官之诗文与诗文中之谏官

傅绍良在其《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一书中，对唐代文人的谏臣意识与文学意识做了专门的研究，如贞观时期谏官的文学设计，陈子昂的谏臣意识与唐诗的自我确认，中唐文学家的谏臣意识与诗文革新思潮等 32 。本文试另辟蹊径，强调唐代存在一个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并从此出发，对中唐谏官的文学活动和创作特色做一概括。

所谓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其内涵是文人以谏官的身份或者角度，去思考和设计文学的发展方向和文风构成的要素等。它是文人和谏官两种角色合二为一的结果，其中谏诤意识起了主导的作用。这种传统是贞观时期以魏征为首的一批谏官创立的。关于唐代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认识问题。以往人们在观察贞观君臣的文风改革时，大都从雅正传统的重新确立角度着眼，很少注意到这一改革的谏政氛围，更忽略了魏征等人所开创的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而在探讨中唐诗文改革时，又是从中唐士人的中兴愿望、儒学思潮复兴的触发着眼，很少去关注这一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在中唐的延续。的确，如果不从社会角色的角度出发，去考察唐代文人的社会角色扮演意识，就必然会产生类似的结果。

关注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身份，早已经成为古人自觉不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常常会在各种场合或隐或显地体现出来。如果说，只要点出当年魏征、孔颖达、姚思廉、李百药、褚遂良等人的谏臣身份33 ，留意一下贞观时期谏官异常活跃的史实，便可以明晓谏官在初唐文学设计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对于“四杰”乃至陈子昂，则需要着意挖掘其隐含的谏诤意识，才能发现他们在实现唐代文风转变的进程中，对贞观谏臣们文学设计传统的自觉继承和发展。而中唐文风改革的先驱者和实践者们，尽管都以高蹈超拔等“独始性”的词语评价陈子昂的贡献，但实际上他们和陈子昂一样，在继承魏征等开创的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方面，都具有一贯和相通之处。也就是说，陈子昂的“独始性”是相对而言的。

卢藏用是唐代最早对陈子昂诗文进行整理和推介的人。《旧唐书》卷九四本传称卢藏用“趑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以此获讥于世”，不过他与陈子昂有忘形之交，对陈的为人和为文十分了解，除为陈子昂集作序外，又撰有《陈氏别传》。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武则天长安年间也做过左拾遗，所以对陈子昂的谏诤之辞非常重视，特意把它放在各类文章之首加以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唐诗文革新的先驱们，能够对陈子昂在唐诗史上的地位给予一致的肯定，这是与卢藏用对陈子昂诗文的整理和推介之功分不开的。

陈子昂官终右拾遗，故世称陈拾遗。在他一生的政治和文学活动中，无论是否担当谏官的角色，其谏诤意识都是十分明确的。他二十四岁时（684）在洛阳考中进士 34 ，就曾以“草莽臣”的身份，向初当政的武则天上《谏灵驾入京书》和《谏政理书》，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体现其文学思想的代表之作《修竹篇序》，则更是与贞观谏官们的文学设计大有相通和神似之处。对此，中唐的文人，尤其是那些诗文革新的先驱者们，是心中独有戚戚焉的。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文学主张中，可以发现这种谏诤精神和文学设计传统的延续，看到贞观君臣们倡导的文学理想的影子。而诗文革新的实践者如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翱等，则把这种精神和传统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所以，从初唐到中唐，文风的设计和改革都贯穿着一条谏诤意识的主线;至于陈子昂，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已。

关于中唐谏官文学的特色，涉及的问题很多，也较复杂，包括杂文学观念的复归、实用文体的革新，以及谏诤精神在中唐的消长等等。这里试举其要点加以阐释。

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在唐代以前经历了从早期众体合一的混沌状态，到魏晋时期文学独立成科而为文章之学，再到齐梁之际的文、笔之分的发展过程。此时，纯文学的观念产生了。进入初唐，在当时编写的几部前代史书如《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中，文、笔之分的概念还很明确。盛唐以后，随着文体改革的深入，文、笔之分又被原先的文章概念所取代。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所说的“文章道弊五百年”，其中的“文章”就包括了所有的文体，而中唐的古文家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章的概念的。从众体合一到文、笔之分，再回到文章概念，其间几经转换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唐代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即杂文学观念的复归。虽然文体看起来变得庞杂了，但是随着应用文体的回归，文学产生社会作用的基础却明显地扩大了，加之中唐的古文家们纷纷用新的态度从事古文写作，致使原来的文章概念从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改观 35 。

正是在杂文学观念复归的前提下，谏官们日常运用的工作文体，如奏状疏表对策等，又重新回到文学的园地，而由这些本身具有较高文学才能的谏官们去耕耘，其结果必然是促进了唐代散文尤其是政论文的发展。比如说奏议，包括翰林学士的制诰等文体，此时已经相当成熟，后来则发展成一种政论文章的门类，其代表作在唐代有陆贽的《陆宣公奏议》、白居易的《白朴》等 36 ，再后来就是宋人赵汝愚所编的《宋名臣奏议》和明人杨士奇等所编的《历代名臣奏议》等等。总的说来，唐代谏官们的实用文体写作，在客观上对古文运动是一个策应和支持;在全面推行文章的散体化方面，他们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以下讨论谏诤精神在中唐谏官诗文中的消长，即谏诤传统在中唐的继承与变奏的轨迹。

人们在观察某种事物或某种因素的消长时，可以向前看，与前代同类相比;也可以向后看，与后代同类比较。在与后代同类比较时，我们可以发现，晚唐谏官的诗文与中唐谏官的诗文在风格和内容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试举两例。

郑谷，字守愚，袁州人。光启三年（887）擢第，官右拾遗，历都官郎中。幼即能诗，名盛唐末，有《云台编》三卷，《宜阳集》三卷，外集三卷，《全唐诗》编诗四卷。他有《早入谏院二首》描写谏院的氛围以及个人的心情，其一云:“玉阶春冷未催班，暂拂尘衣就笏眠。孤立小心还自笑，梦魂潜绕御炉烟。”其二云:“紫云重迭抱春城，廊下人稀唱漏声。偷得微吟斜倚柱，满衣花露听宫莺。” 37

吴融，字子华，越州山阴人。龙纪元年（889）及进士第，韦昭度讨蜀，表掌书记，累迁侍御史。乾宁二年（895）贬官荆南，依节度使成汭。次年冬召为左补阙，以礼部郎中召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昭宗反正，造次草诏，无不称旨，进户部侍郎。凤翔劫迁，吴融扈从不及，流寓阌乡。天复三年（903）召还翰林，迁承旨学士卒。有《唐英集》三卷，《全唐诗》编诗四卷。其《和陆拾遗题谏院松》与郑谷的《早入谏院二首》风格近似:“落落孤松何处寻，月华西畔结根深。晓含仙掌三清露，晚上宫墙百雉阴。野鹤不归应有怨，白云高去太无心。碧岩秋涧休相望，捧日元须在禁林。”38

在上引晚唐谏官的诗歌中，我们只能感受到谏院衙门的幽深寂寥，以及谏官们安于现状、小心奉职、不敢有所作为的自足和忧惧心理，已经听不到元白讽喻诗慷慨激切的吟唱了。与此不同的是，从中唐谏官的诗文写作活动向前看，尚能发现贯穿在其中的谏诤传统及其对中唐谏官们的深刻影响。这一点，正是以往的学者们所反复论证和强调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把目光扩展到这类诗文的相关背景，仍能感受到在谏诤传统承续的前提下，隐藏在中唐谏官们积极用世的豪情背后的一股潜流，那就是这种精神传统的沉重和另寻寄托的心理。从这一点看，中唐谏官的诗文与晚唐谏官的诗文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相通和近似之处 39 。下面以白居易为例略加说明。

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和答诗十首》其二《和阳城驿》中，曾经十分明确地表示过自己继承谏诤传统和直言进谏的决心:“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危。” 40 在他看来，讽喻诗是他表达政治理想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一种补充，所以他不止一次强调“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41 ，“当其在近职时，自惟贱陋，非次宠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称之。性又愚昧，不识时之忌讳。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诫也” 42 。白居易用写奏章的方式写诗，写诗时甚至比奏章更加激烈，如《轻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红线毯》（“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之类;他把汉儒关于《诗经》的美刺的说法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来，不仅刺，还美，如《道州民》，主题就是“美臣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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