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恨歌传·长恨歌的正文——以旧抄本为中心》（斯道文库集18，82)一文，是根据作者多年研究旧抄本的成果校订了《长恨歌传》及《长恨歌》的原文的工作。附载“金泽文库本”与神田博士所藏的《长恨歌》的模写。

在上述研究中，太田不仅论述了日本传存旧本的真正面貌，而且推定了唐抄本及北宋时期刊本的实际情况。

笔者在拙稿开头说，中国的学界一直不重视“那波本”，而且校勘的资料里不包括日本存的旧抄本。中国的学界一提起《白氏文集》的善本，就是“南宋绍兴本”。中国学界不重视日本留下来的善本（或者不知日本留有善本的事实）的这一倾向，从对《柳宗元集》的版本的态度也可能看出。中国学界以柳宗元“五百家注本”没有完本（据中华书局《柳宗元集》校点后记等文章）。但是清水茂《日本留下来的两种柳宗元集版本》（冯平山图书馆金禧记念论文集，82）介绍，日本留下几部五百家注完本。

两国学界今后如能更积极地推进资料及情报的交换，可免浪费时间。

但是，关于《白氏文集》，有可能日本学界对旧抄本的过分尊重却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抵触与轻视。由于太田如此具体地探讨了旧抄本的实质，“南宋绍兴本”的优越性却比以前更明白了。可以说，现在到了两国的学者都放弃成见而推进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的时代。

太田最近写的《关于我国现存的汉籍旧抄本——以白氏文集为中心》（创大亚细亚研究9，88，3）一文，向中国学界指出，日本留下来的各种旧抄本与敦煌本一样是关于探讨北宋版本以前唐代抄本通行的实际情况很有益的、很贵重的资料。这些旧抄本之间也有很多文字异同，其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五十卷本大集成立以前，他的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二是大集成立以后白氏本人所作的改变。最后作者强调，两国学者都不应该把旧抄本单纯看作是对立的版本，而应该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校勘旧抄本的工作的水平。

太田的这些文章还没集为一书。关于“神田本”的研究著作有《神田本白氏文集的研究》（小林芳规共著，勉诚社32）。

神鹰德治继承太田的方法，进行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他发表了《关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影抄明刊（白氏策林）》（东方学61，81.1）、《关于庆安三年刊本（新乐府）》（日本中国学会报34，82.10）)、《关于朝鲜铜活字本（白氏策林）》（朝鲜学报106，83.1）等文章。

二、　关于诗歌的研究

一、讽谕诗

战前有铃木虎雄《白乐天诗解》参看Ⅵ译注之章。

神田喜一郎《读白乐天诗记》。（东方学报15 — 3，46.11。《神田喜一郎全集Ⅱ》83.11）是神田作为《白氏文集》校注班的领导举《白氏文集》开头的《贺雨》提供译述的范例的文章。

以后，关于讽谕诗的研究集中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较少。

此现象可能与此时期是日本人民根据战败的经验建立民主主义日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的时期有关系。尤其五十年代前半期的研究里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把白居易的讽谕诗认为是揭露和讽刺腐败的社会现象的诗歌而赞美的。

花房英树《白居易的文学（(说林3 — 5，51.5、3 — 6，51.6。世界思想社《白居易研究》71）一文，很热烈地论述，白居易为了克服当时的社会危机追求“经”的思想，在《诗经》(即诗的世界的“经”)的传统快灭绝了的情况下志愿复兴“诗道”的事情。

竹治贞夫《风雅传统与白诗（德岛大学学艺纪要·人文科学2，53.2）一文，对于白居易的新乐府给了最高的赞赏，认为其特点在对民间疾苦的深刻同情，由于他创作这些诗歌，《诗经》的风雅传统大大的复兴了。

法国文学的学者桑原武夫在《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一书里说，白乐天讽谕诗是人类的瑰宝。

社会党党魁而做过总理大臣的片山哲写了《白乐天——大众诗人》（岩波书店，56）一书，这也是象征日本此时期思想情况的同一种现象。

五十年代后半期出现比以前冷静而客观的文章。下面举的文章都是不赞成中国学界给予白居易讽谕诗人、现实主义诗人或者人民诗人的评价的。

田中克己《白居易及其时代》（历史教育616，58.6）一文，指出白居易对讽谕诗倾注他热情的时间很短，而且没提起宦官的专横、牛李党争等最重要的问题。

近藤春雄《关于白乐天的讽谕诗》（爱知县立女子大学国文学会说林2，58.7）一文，强调讽谕诗与左拾遗的官职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兼济之志的表现，并且是渴望立功的表现。

堤留吉《白乐天的文学理论及其主张》（敬文社会61，载于春秋社《白乐天研究》69）一书，论述杜甫诗歌是出于悲惨的境遇而很严肃，白居易的讽谕诗出于作为谏官的使命感而不大现实。

新海一《对白乐天爱的认识——以讽谕诗（井底引银瓶）为中心一》（国学院大学汉文学会会报13，62.6）一文，论述白乐天是个希望改造社会的理论家，他的实践并不是彻底的，而讽谕诗是根据六义复古思想想出来的诗歌，它不能算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铃木修次《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围绕卖炭翁一（汉文教室100，71）。载于凤出版《唐代诗人论下》73.4）一文，论述白居易《卖炭翁》里所咏的事情当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白居易的新乐府则是中唐文学最后燃烧的表现，其作品里已可以看出讽谕精神衰微的预兆。

平冈武夫《百炼镜——白氏文集札记一》（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记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74）、《论白居易的新乐府》（日本大学中国文学会·汉学研究11·12，75.1）《二王之后——读白氏文集一》（小尾博士退休记念中国文学论集，76.1）等文章，与其著作《经书的成书》、《经书的传统》提出的观点相呼应，都贯穿着将白居易的讽谕诗看作汉字国家的文化的结晶、“天下的世界观”的表现的独特看法。

最近的研究有下面几篇。

赤井益久《李绅诗臆说》（汉文学会会报25，79）一文，以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为主要的线索探讨李绅《乐府新题二十首》的内容及其写作背景。作者指出，其主题都是外交、藩镇、边境防备等关于异民族的问题，其创作的背景有李绅等谏官与当时用事的李逢吉之间因对外倭的政策不同的争执。

其《中唐诗坛讽谕的系谱》（国学院大学院纪要12，81.3）一文，则从白居易讽谕诗不会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其它诗人、文学观等没有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了白居易创作讽谕诗的背景。作者论述（1）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的十种分类，虽然以“讽诗”为中心分类，但分得太零碎混乱。白居易的分类就是让自己的文学活动都进入他视野的、很简明的分类。尤其他想出来与“讽谕诗”相互补阙的“闲适诗”的分类是值得特书的。元稹《上阳白发人》等作品是以统治者为读者对象的专门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是“讽谕诗”。对此，白诗的主题更广泛、富于艺术性，而且其读者对象包括人民。他确实开拓了“讽谕诗”的新的境界。（2）作为李绅、元稹等的前驱对白居易新乐府给与影响的是韦应物与顾况。顾况拟《诗经》作的《华阳真逸诗》十三篇，类似“讽谕诗”的性格，给白诗以很大的影响，作者最后揭示的中唐诗坛以讽谕诗为中心的交游图，有助于了解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具体背景。

他的《韦应物和白乐天——以讽谕诗为中心一》（国学院杂志81 — 5，80.5）一文，指出白居易新乐府不但受杜甫、李绅、元稹等作品的影响，在形式上、素材上也受韦应物的歌行和杂体的很大的影响。

寺门日出男《论白居易的（新乐府〉》汉文教室160，88.5）一文，指出“新乐府”五十首不但是为了批评社会腐败创作的，而且是打算超过从六朝到唐代流行的闺怨诗的艺术水平而创作的诗歌。

2、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

（1）关于长恨歌
《长恨歌》的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长恨歌》的主题。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其基本主题是爱情的赞美。

战前，铃木虎雄在《白乐天诗解》（弘文堂，27。东京弘文堂再版67）一书里说，“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惩尤物、诲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败的。”

吉川幸次郎《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筑摩书房《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一，73）认为，它是根据对两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创作的。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一文说，它吟咏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地逝世的长恨。

此外，与主题的争论相关联，关于《长恨歌》的结句“此恨绵绵无尽期”的解释也有争论。

吉川上述书把“此恨”解释为“两人的恋情”。

原田种成《长恨歌的结句》（汉文教室33，57.11）注目《左传》隐公三年条有死于非命的灵魂永远彷徨宇宙的观念，把“此恨”也解释为“贵妃在马嵬死于非命，两人不得不彷徨于不同的世界”的玄宗的悲哀。

对原田之说，铃木修次在《长恨歌的“此恨”》（汉文教室34，58.1）一文提出他的意见。作者举白乐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说，“恨”的意思很广，如换言“恋情”意思还是差不多。

藤野岩友《长恨歌的终章和乐天的意图》（国学院大学汉文教室13，62.6）一文说，“恨”是玄宗对贵妃的不尽思念。

加纳喜光《关于连理比翼的主题》（汉文教室118，76）一文，举《长恨歌》结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边理”“比翼”，论述它都是男女在现实世界不能结合，死后在彼岸结合的象征，也是王德教化极盛的瑞祥。

松浦友久《诗语的“怨”和“恨”——以闺怨诗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3，77.12）。研文出版《诗语的诸相——唐诗笔记》81.4）一文，深入探讨了“怨”与“恨”的意义差异。作者指出，主观上有可能解决困难却没能解决的情况产生“怨”的感情，悲叹不可能解决困难的情况产生“恨”的感情。关于《长恨歌》的“恨”，作者认为原田的看法过于穿凿，铃木的看法无视两语的意义和用法的差异，而论述贵妃永远逝世此事，以皇帝的权力还是无可奈何，所以不应该是《长怨歌》而应该是《长恨歌》。

川合康三《论长恨歌》(《中国的人性探索》83.2）一文，就《长恨歌》的结构问题，指出前半和后半都有“搜求——获得——丧失”的情节，而且以这个情节为基础前半和后半有对应关系。作者说前半用仙界的事物比喻地上的事物，后半用地上的事物比喻仙界的事物，再者贵妃的形象在前半只是个蒙天子宠爱的女人，在后半却是积极倾诉自己的爱情的女人。这样，《长恨歌》表现出了男女相爱的世界。

入谷仙介在《唐诗名作选》（日中出版，83.11）中提供了《长恨歌》的详细的说明。作者认为，《长恨歌》是纯粹的爱恋悲剧。白居易很勇敢地咏出新乐府批判当时的政治腐败，他这勇敢的精神把专制君主的情事入为人类普遍的爱恋故事了。

西村富美子《长恨歌管见》（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12）提上几个看法：（1）《长恨歌》最大的特点在其幻想性；（2）白居易本身把《长恨歌》分入“感伤诗”类，这事证明他写作《长恨歌》的目的不在讽谕；（3）所以《长恨歌传》最后的记述“惩尤物”则是无理的假话；（4）结尾如此丰富美丽的幻想，这可能是住在仙游山的道士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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