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冈武夫《白乐天的补逸书》（东方学报17，49.11）一文论述说，白乐天企图补充《尚书》中亡佚的〔汤征〉篇而写作了此文章。六朝时代洗练的文章技巧与唐代很明显的复古主义结合起来，唐代文人对文章的创作产生了绝大的自信。白居易就是在此背景下写作了《补逸书》的。

［翰林制诏］ (卷三十八)

平冈武夫《杜佑致仕制札记——白居易的习作——》（铃木博士古稀记念东洋学论集，72.10）一文，就标题的文章提供解说而指出：（1）《旧唐书》杜佑传载有天子的正式制，所以此文章无疑是白居易的习作；（2）岑仲勉认为《文集》载的文章是伪作显系误断。“金泽文库本”卷三十八，其卷首记载“翰林制诏二拟制三”；（3）白居易对杜佑以七十八岁高龄致仕给与不大高的评价等事。

［策林］ (卷四十五——四十八)

鬼头有一《白乐天的政治思想——无为之道——》（东洋文化［东洋文化振兴会］13，66.11）一文，就（策林）表现的政治思想，摘出无为的思想，探讨了其理论。

他的《太平之风大同之俗必须从容驯致——白乐天（策林）研究——》（皇学馆大学纪要23，85.1)一文，就（策林）中以天子修己、安人为主题的第一道到十七道，论述了其要点。

［判］ (卷四十九—五十)

布目潮沨《从白居易的判看唐代之荫》（中国哲学史的展望和探索，木村英一博士颂寿记念会编，创文社，76.11）一文，从白居易（判）中摘出有关“荫”的三道，探讨唐代行政的实际情况的一端。作者又指明，以往根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大家认为他的（判）都是贞元十八年在考书判拔萃科时作的，但实际上〔判〉里有他后来补充的文章。

布目潮沨、大野仁《白居易百道判释义（一）》（大阪大学研究集录·人工社会科学28，80）、《同（二）》（同29，81）、《同（三）》（同30、82）、《同（四）》（同31，83）、《同（五）》（摄南大学学术B：人文·社会篇2，84）、《同（六）》（同3，85）、《同（七）》（同4，86）、《同（八）》（同5，87.2），是白居易（判）的译注（到《七》、翻译到第四十四道)。

［祭文］ (卷六十)

平冈武夫《放从良——白居易的解放奴隶——》（东方学报38，67.3）一文，注目于《祭弟文》里看到的“放从良”语(解放奴隶而使他从属于良族的意思)，关于其意义不仅就白居易的用例，而且以唐代的整个制度为对象加以论述。

［白氏六帖］

花房英树《关于白氏六帖》（广岛支那学会·汉文学纪要3，49.7）一文，是对《白氏六帖》进行全面的探讨的唯一文章。作者认为：（1）因此书与以前的类书内容差不多，所以宋程大昌的与帖试有密切关系之说不当。中唐以后除了卷轴以外，还出现了册子、折本等。“六帖”就是“六册”的意思；（2）南宋时，《白氏六帖》与抚州孔传《后六帖》

合为《白孔六帖》一书。现存的是傅增湘旧藏《白氏六帖事类集三十卷》系统(被分作六帖)和陆心源旧藏本（被分作十二帖）两种。傅本比陆本优秀；（3）晁仲衍以白居易《事类集要》为基础而校订增补成为《事类后集》。此书是现存宋本之祖。《白氏六帖》被《事类后集》包含了。白居易编辑的书在与《后六帖》一起被合为《白孔六帖》以前，已经有了很大变化；（4）检查现存宋本的语言，从经史典籍引用的语言非常多。此现象与白居易初期文学观一致。但《文集》中占很重要的地位的佛教经典，在《六帖》里却地位很低。因他退居渭村以后才认真地关心佛教，《六帖》是在此以前成书的，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事；（5）记载的方法采用摘句、事类的形式。探讨其内容，与《艺文类聚》、《北堂书抄》等先出的类书对立，与《白氏文集》的倾向一致。

［金针诗格］

船津富彦《金针诗格质疑》（东洋文学研究3，54）一文继承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第五篇隋唐五代的说法，指明传说是白居易写作的标题书实际是明以前某人的伪作。

四、 关于思想、佛教的探讨

关于思想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白乐天整体思想中的儒、释、道三派思想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一问题。

战前，市村瓒次郎说：“白乐天的思想从儒教出发，路上绕到道教，终于到达佛教的堂奥。”（《支那史研究》唐代的三教和白乐天的思想，39.9）。

金谷治《白乐天的精神》(文化19—1，55.1）对此说大体认为，但还应该从贯穿他整个生活的精神方面去把握。

作者论述：（1）儒家正统观念，从他少年时已深有体会。但是被贬为江州司马以后，就很少流露出。而道家思想却伴其一生。他从中寻求了不受现实束缚的自由精神境界。他这种态度就是他所说的独善的立场，这立场与兼济的政治立场并不矛盾。对佛教思想的态度也与老庄思想的态度相同。他晚年信仰净土而不分别弥陀与弥勒，这标志着他不太重视这种分别；（2）白居易是善感而真挚的人。名利和闲适他都追求。由于其愿望太强烈，又使他苦恼，因此为了寻找安慰便转向老庄、禅学以寻求平静闲适的境界；（3）白居易此精神面貌很象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代文人。

小守郁子《白乐天的局限——其否定精神的不足——》（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十周年纪念论集，59）一文，不仅论述了白居易对三教的态度，而且论及贯穿他生活和文学的消极的一面。作者认为：（1）新乐府《五弦弹》虽然是讨厌郑声的流行而悲哀正始音乐的衰退的，但是读《五弦弹》前者的魅力却引人注目，这表明白居易本身不知道他唯美主义的感性与急于批评的理性之间有矛盾；（2）关于老庄思想，用其语言太随便，没有系统和条理；（3）关于佛教思想，不一定否定因得风疾寻求在来世的救济之抚尾说，但是他关心禅、弥勒、弥陀如此多方面，这与他自夸博学的虚荣心也有关系；（4）白居易咏思想问题的诗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唯心主义倾向，其思想是离开 现实的。作者最后下结论，

单纯而乐观的肯定精神贯穿他的生活和思想。

蜂屋邦夫《白居易的道家道教思想》（东洋学术研究［东洋哲学研究所］27别册，88.11）一文，以白诗为主要材料，按着写作年代的顺次追踪他老庄思想的表现。作者认为，《醉吟先生传》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文章。但其饶舌、华美一点儿也不象陶渊明。其特点在彻底肯定自己生活方式的乐观主义。关于七十岁时所咏的《遇物感兴因示子弟》(卷三十六)，作者作出这样的结论，“其基本思想是儒教思想，老庄思想有个作用使儒教的刚直中和而变为柔的和。对此，佛教思想专门担任治疗内心苦闷安慰心情的作用。……三者经常没有矛盾一起存在，他一生中没有什么重要的发展或者变化。”

［佛教］

关于佛教，最大的问题在于：（1）他的信仰为什么从禅宗改变到净土教?（2）他对净土的信仰里，为什么对弥勒的信仰与对弥陀的信仰不对立而一起存在?抚尾正信《关于白居易的信仰》（西日本史学5，50.10）一文，以他晚年住在洛阳时期的信仰主要对象，探讨白居易的佛教思想，奠定了此方面研究的基础。

作者论述：（1）白居易，三十岁左右参东都凝公之门(此人可能属北宗禅)；（2）太和三年分司东都以后，如满给白居易传授了南宗禅的心要；（3）白居易太和三年以前已有对弥勒的信仰。得风疾的苦痛加深了他对弥勒净土的信仰；（4）对弥陀的信仰萌生于江州司马时；（5）(a)他倾倒禅宗是为了把现实的苦恼克服在现实的世界，(b)但另一面，来世的观念也贯穿在他的信仰中，把《文集》好几次奉纳给寺院，也是为了以今生世俗的文字、放言寄语之因变为“将来世世赞佛乘转法轮”的行为。这样想望来世的生活的话，因弥陀、弥勒都同样是来世的救济主，他不分别弥陀、弥勒是很自然的。(c)他信仰转变的关键在开成四年得风疾这一事，得这病以后他把自己号称香山居士。

篠原寿雄《唐代禅思想和白居易》（印度学佛教学研究7—2，59.3）一文，以白居易这个居士为例，论及中唐时禅宗兴盛的一个原因。

他的《白居易的文学与佛教》（汉魏文化研究会内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学论集，64.2）一文，就白居易为什么晚年信仰净土教的问题加深探讨。作者指出下面五个原因：（1）希望救济不能放弃诗作的习惯的自己；（2）儿女的死；（3）当时《观无量寿经》很流行，此经的特征在禅净一致；（4）长安是唐初善导传禅教的地方；（5）白居易倾倒的慧远是修净土往生之行般舟三昧的人。

加地哲定在《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加地哲定著作刊行会65，同朋舍79再版）第四章（作为正统文学的佛教文学）中（白居易的偈文）一文中，注目于白居易信仰净土的实际而认为，他信仰净土教的目的主要在在现世过舒服的日子，不一定在来世的幸福，死后去何处此问题，对他不重要。因此 开成五年他同时信仰弥陀（其净土是天上）和弥勒（其净土是西方）。作者又论述了《六赞偈》就是白居易愿意以文学报三宝恩而作为未来赞佛之缘的，是佛教与文学融合的真正的佛教文学。

平野显照《白居易的文学和佛教——以他和僧徒的交往为中心——》（大谷大学研究年报16，64.3）一文，把白居易的一生分为雄飞的时代、吏隐的时代、退隐的时代三个时期，以与僧徒相互赠答的诗文为材料，探讨了每个时期他与佛教的关系。

他的《白居易撰释教碑笺注（一）》（大谷学报46—4，66）、《同（二）》（同49—2，69.10），对白居易的释教碑加了汉文的注解。出典、事项都很详细。

他的《唐代文学和佛教研究》（朋友书店，78.5）中的第一章（唐代文学和白居易的地位）是作为本书序言新写的文章。作者指出：（1）白居易的诗作与唐代小说的流行有很密切的关系；（2）白居易与缁徒的交往加深了对佛教精髓的理解；（3）白居易能把自己看作“诗魔”而一生从事文学创作是由佛教培养的精神的作用。

作者把前稿《释教碑笺注》收入此书并就白居易晚年信仰净土的原因提出与抚尾、篠原、加地不同的看法。作者说，白居易很精通经律论的主要佛典，但如神凑和尚的塔铭最明显的表示，他与思想上很大度的禅僧往还，受了融合性强的禅宗的感化。因此他很自然地接受了净土思想。

他的《白居易文学和佛教经典》（森三树三郎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学论集，79）一文指出，《楞伽经》、《大智度论》、《维摩经》、《首楞严经》等经典给白居易很大的影响，“诗魔”此语表示的负债的观念出于《首楞严经》等事。《白居易的（斋戒）诗——乾——》（大谷大学文艺论丛16，81.3）、《同——结——》、（同19，82.9）、《同——结——》（同21，83，9）指出，白居易开始于长庆年间的斋戒对他人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但一直到晚年当他斋戒时还不能断绝对每个季节的景物、交游、诗酒等的爱好。《白乐天的孤独》（大谷学报63—3，83）、《白居易幽独的诗情》（大谷学报六63—4，84.2）两篇指出，白居易的“幽独”不像在《九章》、《文选》里看到的那种在山中不满而沉闷的心情，而是发于在市井得到的闲适的诗情。《白居易诗中所用的道情》（古田教授退官记念中国语学文学论集，85.7）指出，白居易把“道情”此语的意义固定为倾倒于佛教的心情的意思。《居士表明的白居易的心情》（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指出，把自己号称“居士”的人，白居易以前只李白号称“青莲居士”。

笔者按，平野的论文常强调白居易对佛教思想的关心和道情的深化，而对白居易固有的思想矛盾进行探讨并分析其矛盾与他的信仰有何关联这方面比较欠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晚年几乎没有思想矛盾的看法。平野此看法有问题。

田中利明《白居易——他为唐代思想研究提供了什么素材——》（学大国文27，84）一文论述，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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