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学者对文言小说的分类

    　　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鲁迅并未专门论述小说分类问题，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没有出现“志怪小说”、“传奇小说”、“志人小说”的字样。从此书篇目名称来看，鲁迅对类名的使用较为慎重，如云“六朝之鬼神志怪书”、“唐之传奇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宋之志怪及传奇文”等，而不说这就是小说的分类和类名。但鲁迅在1924年的一次演讲中（后来整理成《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使用了“志怪小说”、“志怪的小说”、“传奇小说”等提法，并且出现了“志人的小说”的说法，第二讲的题目就是“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但这些提法并不多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虽然没有专门讲小说分类问题，对于后来小说分类的影响却巨大而深远，形成了文言小说志怪、志人、传奇的三分法。

    　　今天大部分学者在小说史等专著中使用志怪、志人、传奇三分法的分类体系，或者在研究中使用这些术语和概念。如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由其章节标题即可见一斑，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嬗变”、“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唐人传奇兴盛的原因”、“宋元传奇小说的演变”、“宋元笔记体志怪与志人小说”等等。有的的学者在沿用三分法的同时，将志人小说改为“轶事小说”或别的名称。如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将唐代小说分为四类：传奇小说、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市人小说，就文言小说而论实际上只是前三类。萧相恺《宋元小说史》也是如此，该书下编叙文言小说共四章，除第一章概述外，其余三章分别是“宋元的志怪小说”、“宋元的轶事小说”、“宋元的传奇小说”9。李剑国则将文言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事（或杂录）三类，但是，他又说“以上三类是大体而言，实际上还有些别的类型。”10也许他对此分法也不是很满意，尚有疑义或保留。李剑国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将唐代以前的小说分为志怪、志人、杂事、杂传四类11，也存在杂事、志人、杂传三类不易区分的问题。另外，杂传是古代目录学中史部的一个分类概念，如果将《隋志》、《新唐志》等目录中的杂传都归入小说，那样小说的范围就更为扩大了。

    　　事实上，不管叫志人小说还是轶事或杂事小说，这种三分法都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分类标准不统一。志怪、轶事（志人）是根据其内容是否涉及神鬼怪异（包括徵应、运兆、卜筮等）而确定的，比较容易区别，如《搜神记》、《玄怪录》、《宣室志》、《独异志》、《通幽记》、《灵怪集》、《定命录》等是志怪小说，《世说新语》、《朝野佥载》、《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刘宾客嘉话录》等是轶事小说，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当然，不排除志怪小说中有轶事的成分，轶事小说中有志怪的成分，但大体上二者可以区别。但传奇呢？现在学界一般都认为，传奇具有这样一些特质：篇幅较长，叙述婉转，文辞华艳。它更多地是指一种具有特定文章风格、创作意识以及审美特征的叙事文学。无论写人事还是写鬼神，都可以具有传奇的风格。既然如此，志怪、传奇、轶事（志人）等概念和类名怎能并列呢？苗壮也曾指出这种分类法的弊病：“目前通行的文言小说为志怪、志人、传奇，缺陷在于区分标准不一。前二者的区别在题材内容，一记神鬼怪异，一记人间轶事；后者特点在描写方法。”12不过苗壮提出的分类法也有问题，他将文言小说分为笔记与传奇两类，但笔记是一种书写体式，传奇是一种表现风格，二者并不在一个层次上。

    　　这里要说一下笔记小说的问题，“笔记小说”的概念其实很不准确。笔记一词产生较早，原指书记、记录的意思。宋代以後常用来指那些随手记录、不拘体例的杂记见闻，其内容包括传闻轶事、读书心得、日常感受、诗文评论、考证辩订等等，十分庞杂。宋祁的《笔记》、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都以“笔记”为名，这些书无疑开启了后人撰着此类作品的法门。宋元时期此类书籍极多，其名称除笔记外，还有随笔、笔谈、笔丛、谈丛、丛谈、丛说、丛话、丛语、清话、漫录、野录、燕语、夜话、夜语等等。胡应麟提出丛谈一类，也和这种笔记体书籍有的叫做丛谈、谈丛有关，如陈师道的《后山谈丛》、蔡絛的《铁围山丛谈》等。应该说，笔记与小说原本是不相干的两个系统，产生的时间和源流也不相同。小说作为文类，以《汉志》著录为起点，一直归属于子部中的一家；而笔记产生于宋代（这以前只能说有类似笔记性质的著作存在），并不固定属于四部中的哪一家，传统目录学上也没有以笔记为名的类别。但因为不少笔记具有小说性质，宋代以后被公私书目著录到子部小说家里，二者才发生了某种联系。如《宋史·艺文志》小说家里就著录了《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苕溪渔隐丛话》、《幕府燕闲录》、《渑水燕谈录》、《后山诗话》、《冷斋夜话》等，此后的公私书目于小说家里也着录了不少笔记，包括《四库全书》在内。但同时，也有很多笔记被归入子部杂家类以及史部的传记、杂史、地理等类别中（以《四库全书》分类而论）。不再举例。笔记与小说连称，作为一个偏正结构的词语，在研究中是很不严谨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概念和名称。对此问题前人已有认识：“有人认为，笔记就是笔记，联带上小说，有点不伦不类。”13事实上，古代原本很少有笔记与小说的连称，即使偶然出现，也是一种并列的概念，并不指小说的一个种类。这种称呼的流行，是20世纪20年代刊行《笔记小说大观》以后的事情14。诚如李剑国所说：“笔记、笔记小说与志怪传奇等文言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关照系统，不能搅和在一起。当我们使用笔记、笔记小说的概念时，不是在进行小说和小说史的表述，只是在说明一种文献类型。因此笔者认为，在研究文言小说时应避免使用笔记小说的概念。”15当然，不用笔记小说的名称并不是说不再研究笔记，只是不必一定要把它和小说联系起来。

    　　我们再来看一些专门的理论著作又是如何进行小说分类的。叶桂桐《中国古代小说概论》中专列“中国古代小说的类型”一章，但只有寥寥数页，于古代小说先分为文言、白话两类，而文言小说则分为笔记与传奇两类，仅说“凡秉笔直述见闻，摒去雕饰者为笔记；凡描写详细委曲，用笔变幻者为传奇”，论述十分简略16。这种分类法接近于苗壮，其缺点如前所述。宁宗一《中国小说学通论》第二编为“小说类型学”，本应专门论述此问题，却含糊其辞，未作明确的陈述和分析，只能通过其叙述看出，大约是将唐前小说分为志怪和志人两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怎么分类则没有具体说明。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序论》中也有“唐代小说的分体与分期”，但语焉不详，推测起来，大致分志怪、传奇、通俗以及“志人小说及小说化的传记、杂史”17。显得有些芜杂，界定也不清楚。陈平原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有较好的理论准备和历史回顾，但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分类主张，令人感到遗憾。宁稼雨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采取志怪、传奇、杂俎、志人、谐谑的五分法18，也存在杂俎中包含志怪、志人成分的问题，而谐谑其实也大多关乎人事，与志人也难以区分。上述几种著作都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小说分类，却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见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具体到唐代小说的分类，除了前述侯忠义的三分法外，更多地是根据人物、主题等不同的标准作细分，如日本学者盐古温将唐代小说分为别传、剑侠、艳情、神怪；郭箴一分为神怪、恋爱、豪侠三类。其实，这些分类法和分类名主要是就唐代传奇而言，失于偏颇。程国赋在对这些分类法提出批评之后，提出了五分的方案：神怪、婚恋、逸事、佛道、侠义19。这个方案虽然不局限于传奇，但也有分类不清的问题。如神怪与佛道就不易分别。若按程国赋对逸事的定义，“描写名人逸事、琐记逸闻”，他归入婚恋类的《柳氏传》、《长恨歌》、《云溪友议·卢渥》，归入侠义的《唐国史补·故囚报李勉》、《桂苑丛谈·张祜》、《玉堂闲话·裴度》，岂不也是逸事？

    　　总体说来，过去对文言小説的分类研究比较缺乏，即使有一些涉及，要么是分类标准不统一，造成分类混乱；要么是眼界狭窄，概括性不强。至于对唐代文言小说的分类研究就更为缺乏，大多是沿用三分法，或者是根据其人物、主题等分为较多较细的类别，类名很多，却不能统一在一个分类体系下，而且多数是就传奇而言，不能完整地反映出唐代小说的真实面貌。

    　　三、志怪与轶事的二分法

    　　其实，对于过去的三分法作一番改造，并进第二级细分，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准确而便于研究使用的分类体系。前面已经说到，三分法的缺陷主要在于传奇一类常与志怪、轶事相混，不易分别。传奇作为一种写作的风格技巧，既能写神鬼，也可述人事。如孙逊、潘建国所说：“目前我们所谓的‘志怪小说’，乃是以题材为标准的分类；所谓‘传奇小说’，则是以文体为标准的分类，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它们分属两个内涵不同、外延交错的概念。”20所以取消传奇这一类别，或者说根据各篇的具体内容分别归入志怪、轶事之下，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和笔记的情况一样，取消传奇小说的名目，取消这一与志怪、轶事等并列的类别，并非不再关注笔记和传奇。传奇作为唐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作为曾取得很高文学成就的一种文类，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大有必要。但这种研究完全可以独立進行，从六朝别传、杂传到用传奇法写志怪的《聊斋志异》，重新建立自己的谱系，而无需使用“传奇小说”之名，致使概念本来就不易界定的“传奇”和“小说”相互纠缠。

    　　这样，唐代的文言小说就可以分为两大类，志怪和轶事。不用志人小说的类名，是因为志人这个名称给出了一个限制，即小说中必须有人物出场，而实际上很多小说并不一定有人物，更不一定有情节。轶事小说除了包含志人小说的内容，也可以包括其它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性的内容，如地理风俗、典章制度、器物饮馔、掌故旧闻、事物起源、箴规考订等，只要其中不涉及或较少涉及怪异的成份，即可归入轶事小说名下。“事”字的含义比较丰富，可以指人，指事件，指事物，指典故，甚至可以指不易命名的一些东西，类似于英语词汇中的something。但是应该规定轶事的“事”不包括涉及神鬼怪异的内容，以便与志怪区分。志怪和轶事的两分法，只以其内容题材是否涉及神鬼怪异为准。这样划分的优点是简明精当，不易产生歧义和混乱。毫无疑问，文言小说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有些很难用单纯的志怪或单纯的轶事来界定，往往彼此混杂，这时候就只能如胡应麟所说“姑举其重”，看它的主要部分属于志怪还是轶事。也有些小说集二者兼有而且分量相近，可以称之为“志怪兼轶事小说”或“轶事兼志怪小说”，如《戎幕闲谈》、《剧谈录》、《桂苑丛谈》、《酉阳杂俎》等。

    　　轶事、志怪的二分法虽然简明易行，但不够细致。所以要进一步细分，才能更好地对唐代小说进行归类并描述其各自的特征21。唐代志怪小说的分类，可以借鉴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中对唐前志怪小说的分类法，分为三类：杂记体、杂史杂传体、地理博物体22。杂记体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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