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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纯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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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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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相当寂寞的纪录片制作人来往来往，也许我们能学到不少东西。
三、“纯文学”为什么“不好看”
李静：自从1998年《北京文学》提倡“好看的小说”以来，文学作品的“好看”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谈论，这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纯文学”太“不好看”了。您觉得“不好看”的原因在哪?
李陀：九十年代中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以后，随着消费文化兴起而形成了新的文学环境，还出现了新的读者群和新消费文化群体，在审美趣味和注意力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真是太快太大了，让人很难适应。很明显，坚持“纯文学”立场的大多数作家没有真正重视这个变化，他们的写作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于是它和新的消费群体的兴趣之间就产生了很大的隔膜，尤其是一批年轻的读者群，他们是在“文革”以后长大的，和那些在八十年代已经成名的中年作家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他们面临的生存和生活问题也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当多数的有八十年代文学背景的作家来说，要不要适当地考虑和读者建构一种新的约定、新的互动关系，就变得非常迫切。当然也有作家会说：我不了解年轻人，我写不了他们，我只能按我熟悉的方法写。但是，即使是你原来的那些八十年代的读者，现在也变了，复杂就在这儿，读者是什么呢?有趣味和注意力永远不变的读者吗?大概没有，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阅读行为不可能不发生变化，从根本上说，读者是被建构起来的一种存在，阅读不可能有固定的审美标准和价值标准，往往要受时代风尚和主导话语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一旦价值和趣味发生普遍的变化，它就不可能只影响年轻人，它也会波及到年龄更大的人群。我想作家的写作应该考虑这些东西。不考虑这些的话，八十年代那些读者非常喜欢的技巧、修辞、叙事方式，今天可能就不那么让人喜欢了。所以现在纯文学读者减少，固然一方面是由于视觉文化、网络文化、消闲报刊等等吸引了大量的文化消费者，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叙事技巧，在九十年代不但和新的一代有隔膜，和原来追随你的读者也有隔膜。可是，我认识的一些作家对这种形势的反应是“我不管!我只要写得好，作品就会有人读!”你不管，实际上读者可一天一天减少，而那些快餐文化的消费者却在迅速增加，这难道不是事实?还有些优秀的作家老觉得减少的都是别人的读者，自己的读者并没有减少，作品一次发行几万册就乐得不行，非常满足，但是他就不想：明天呢?明年呢?你的读者会永远对你“忠诚”?这在今天可能吗?
还有一些作家，干脆就宣布自己不在乎读者多少，甚至是少了更好，因为这恰恰表明自己的写作不媚俗(我自己过去就赞成这说法)。如果有少数作者抱这种态度，也没什么，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如果它是流行于很多作家中的比较普遍的观念，就是问题。作家“只为自己写作”这种态度，也有它的历史，以欧洲为例，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印刷文化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在普及上根本不能和今天相比，能读能写的人并不多，阅读实际上是上层社会的特权，作家为少数人写作很自然形成一个写作传统。十九世纪印刷资本主义高奏凯歌，读者问题就变得重要起来，所以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些作家的写作都很重视读者。比较麻烦的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段，由于出现了现代主义，写作与读者的关系变得比较复杂。一方面，现代派写作出于反传统、反体制的立场往往有一种为少数人写作的倾向(这方面他们很自然地接过了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写作态度)；另一方面，很多现代派作家和艺术家又都和二十世纪刚刚形成的文化市场拼命拉关系(想想毕加索)，梦想占有更多的读者。因此，现代主义和市场、读者的关系是相当暧昧和混乱的。可我们主张“纯文学”的作家和评论家往往就真的相信现代主义是为自己写作，其实情况很复杂，不那么简单。何况，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二战之后，大众文化兴起，文学艺术一下子成为上亿人日常消费的商品，文学写作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代主义和市场、读者之间的暧昧已很难维持——这恐怕是现代主义在二战前后衰落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有一个因素常常使现代主义的衰落被遮掩，那就是无论欧洲或是北美，还是前殖民地国家，都有一个以大学作支撑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不但把现代主义作品放进大量文学课本作教材，而且还以批评或研究的方式大规模地生产现代主义话语，这一切都造成今天在西方似乎现代主义还有大量读者，还对社会有很大影响的幻觉。这种幻觉至今对中国的很多作家还是一种鼓舞，走“现代派”、“先锋小说”路子至今很时髦。但是，中国的社会本来就和人家不同，何况市场经济形成社会变革也已经根本改变了中国作家的写作环境，大众消费时代已经来临，文化正在成为一种消费形式，严肃文学的写作面对这些就不能不正视消费文化的挑战，不能不重视由“大众”构成的新的文学环境，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和读者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品“好看”还是不“好看”才成了严重问题，读者多少也不能再无所谓。
李静：现在有这样一个现象：先锋文化作品形式讲究，语言也讲究，而关怀现实的作品如《国画》等在形式上却过于滞重和粗糙，缺少现代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分化?为什么那么缺少把讲究形式和关怀现实完美结合起来的作品?
李陀：“写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写”，这样一个观念对二十年来的文学写作，特别是先锋文学写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坚持先锋姿态和立场的作家，在写作中讲究形式，注意语言，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在我看来，就文学整体状况而言，“怎么写”今天固然还是重要的，但是“写什么”也变得同样重要了，仅仅注意前者，严肃文学的地盘肯定会越来越小，社会影响也会越来越小，这才是真正让人忧虑的。近两年常有人论及文学的“边缘化”，似乎这是历史规律，是命定的，没法子改变。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太简单化，有历史决定论的味道。作家是干什么的?写作意味着什么?作家写作这件事，其实已经包含着、意味着他有对现有符号和话语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进行质疑和挑战的可能性，问题只是他愿意不愿意利用这可能性，以及他如何利用这可能性而已。在西方，由于中产阶级看不到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景，也由于中产阶级生活对资本的依赖，所以充满无力感，也由此围绕所谓“精英知识分子”出现种种论说，总的意思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已经干不了什么了，也根本无事可干。前几年有些“后现代”论者把这些东西套用到中国来，以讥讽“精英”的方式否定人文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的积极作用，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时髦胡扯。中国作家甭听那一套!中国作家对中国目前进行的历史变革要保持充分的发言权，为此要重新考虑“写什么”的重要性，考虑怎样把“怎么写”和“写什么”结合起来。当然这不容易，可也不是那么难，比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方面就做得不错。
我想我这么说不会引起误会，以为我又重新提倡老的写实主义，提倡文学要反映生活，当然不是。作家以自己的写作关切社会，参与历史变革，和他采用什么写作方法完全是两回事(拿《变形记》和《等待戈多》来说，现代主义的写作并没有影响卡夫卡和贝克特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尖锐批判，可在我们这里，这种批判性常被忽视)。这没有一定之规。对于坚持先锋文学立场的作家来说，可能现在“写什么”是更重要的；对于现实关怀的作家来说，也许“怎么写”是更重要的，但具体到每个作家就可能完全相反，所以，虽说“写什么”和“怎么写”今天应该同时并重，作家们的做法肯定花样百出，不会一致，也根本不应该一致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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