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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纯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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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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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作家下了海，干脆做生意去了，也有的人以自己的写作投入到商业化大潮当中，比如把自己的批评当作一种谋利的手段，比如写商业化小说。但是有更多作家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决心抵抗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问题是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护身符、一个依托、一个孤岛，使这抵抗获得一种合法性，获得一种道德与精神的支持，那么这个护身符和依托就是“纯文学”。刚才已经说了，八十年代至今，“纯文学”内部也有很多不同的流向，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马原、余华、阎连科、阿来、韩东、朱文等等都是各各不同的；特别从写作风格上看，九十年代的写作也的确形成与八十年代不同的特色，形成新的文学景观。这引起很多批评家对此进行各种命名，企图说清这之间的区别，但他们忽略了，九十年代的写作分享着八十年代写作的同一观念，实际上，在九十年代汹涌澎湃的商业大潮中所坚持的，是八十年代形成的“纯文学”的文学理想。我认为今天敢于正视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这样说，可能会有人不同意，因为无论在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很难找到一份权威的文献(比如宣言之类)能够完整表达“纯文学”的理念，也很难弄清到底有多少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没有保留地认同这种艺术的追求。相反，如果检阅一下这些年作家和批评家谈文学、谈写作的各种文字，给人印象是五花八门，各有主张，并不一致，但我觉得这是比较表面的现象。毫无疑问，有自己独特的追求，一直在坚持自己独有的文学理念的作家当然是存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作家人数不多，比如张承志、韩少功、王安忆、莫言这几个作家，我们就很难用“纯文学”这样的说法概括和评价他们在八九十年代这二十年中的写作，他们在这些年中的写作的丰富性，特别是他们在文学追求和写作风格上的种种复杂的变化，应该说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评论和研究。可惜的是，少数作家(我刚才说到的几位不过是例子，当然还有其他人)这种种努力，或者不被理解(甚至歪曲)，或者不被注意，不可能影响到文学的大气候。就文学的“主流”而言，“纯文学”很像是一种“魂”一样的东西，尽管它难以找到一个具体的物质性的躯壳，可它无处不在，支配着成千上百的作家的写作。
可正是这样的一个形势，使批评、讨论“纯文学”的时机成熟了，不管过去它的出现和发展有多么充足的理由，现在却是到了进行反省的时候了。 二、九十年代“纯文学”的状况和问题
李静：那么你的意思是在这种文学坚持的“合理性”之外，还有一些“不合理的”东西需要指出?
李陀：对。这种“坚持”的“不合理”之处究竟在哪里呢?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由于对“纯文学”的坚持，作家和批评家们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没有和九十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找到一种更适应的关系，很多人看不到，随着社会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与发展，“纯文学”这个概念原来所指出、所反对的那些对立物已经不存在了，因而使得“纯文学”观念产生意义的条件也不存在了，它不再具有抗议性和批判性，而这应当是文学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性质。虽然“纯文学”在抵制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很重要的是，它使得文学很难适应今天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不能建立文学和社会的新关系，以致九十年代的严肃文学(或非商业性文学)越来越不能被社会所关注，更不必说在有效地抵抗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侵蚀同时，还能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不过，我觉得真正严重的是，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并没有指出这一问题，相反，批评家或者以“后现代”的名义赞扬、鼓动那些应和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写作，或者和作家一道慨叹“文学边缘化”啦、“知识分子边缘化”啦，然后更进一步论证“边缘化”怎样必要，怎样合理。我基本上不赞成这样的态度。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么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当中国改革出现新的非常复杂和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当社会各个阶层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都在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九十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反而是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与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我愿意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一定是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当然这样说有一个缺点，就是忽略了一些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与社会变革同步，坚持以自己的写作对现实进行大胆干预的作家，比如八十年代就有张炜的《古船》，到九十年代，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酒国》、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李锐的《无风之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等。但正如我上边所说，这些写作所代表的倾向在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中并不被看好，虽然也有批评家对这些作品进行了评论，但影响不很大，何况其中有些评论依据的仍然是“纯文学”的观念和方法。
“纯文学”另一个表现，就是“七十年代写作”的出现。应该说，被批评家涵盖在这一命名下的，是人数很少的一个写作群体，可是在九十年代末，对这一群体的宣扬和炒作一时占据了很多报纸刊物的版面(这使得“纯文学”开始不那么纯，以至某些“纯文学”写作和市场之间的暧昧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批评题目)，甚至给人一种它们已经成为文学中“主流”的错觉。
这一文学现象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个人化写作”这个主张，包含在这一概念中的种种写作追求，不仅使文学与社会的脱节进一步加剧，而且，公开宣扬写作就是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现实冲突，就是要用写作的“个人化”有意地、自觉地在作家和社会之间建立一个屏障，并认为有了这层屏障才能保证写作的纯粹性。这些作家中的极端者还干脆声明写作要“私人化”，说文学就是私人的事情，文学就是写自己，写我的身体，我的感情，我的情绪，这就把文学最终变成了“写自己”。如果只作为某一种文学流派，或作为某一些作家特别的坚持，这样的写作主张也未尝不可，就这么写怎么了?我就愿意这么写!从古到今，一直到现代派写作，这种坚持也并不少见，所以我觉得陈染、林白也好，卫慧、棉棉也好，还有其他坚持“个人化”乃至“私人化”写作的作家，是有自由和权利进行那样的写作的。现在我所批评的，是为什么这种写作在九十年代被批评界评价这么高?熟悉文学界的人其实都知道，近十年的文学的产量是相当高的，即使是“纯文学”，各地、各界的写作构成的风景还是相当驳杂的，可是在媒体中，在文学刊物中，对“个人化”写作的批评和赞扬一时占据了最突出最显要的位置，并且把这种写作和市场经济的急剧发展相联系，说它是市场对写作的解放，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写作自由。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个人化”写作不仅是一种“新”的写作，而且和其他各类写作比较，它更和时代合拍，只有它才实现了真正的也就是纯粹的写作。虽然“个人化”写作只不过是九十年代“纯文学”的一种形式，是其中的一个类型，但由于批评所给予的特殊荣誉地位，它对“纯文学”的整体生存和发展有了特定的意义——尽管很多作家并不赞成甚至要反对“个人化”写作的具体主张，他们却赞成其中所包含的文学写作要“纯”，要从个人经验出发考虑自己对写作的态度这种文学倾向。也许他们也不赞成批评家对“个人化写作”的肯定，但还是从这种批评里受到鼓舞，越发相信自己在九十年代坚持“纯文学”立场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九十年代在坚持“纯文学”这个问题上，固然作家们应该重新思索，有所批评和讨论，但是批评家们就更需要反省。我们不能不想一想：面对这么复杂的社会现实，这么复杂的新的问题，面对这么多与老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事情，纯文学却把它们排除在视野之外没有强有力的回响，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抗议性和批判性，这到底有没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当然，这问题非常复杂，我们还不能一个劲儿只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作自我检讨，实际上，这也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现象，而是20世纪全世界知识界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作家，整个知识界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在被媒体、被大众文化、被科学的霸权、被掌握了社会和国家管理权的专家、被大公司和垄断集团、被富人阶层联盟所排斥和压制，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不断在被减弱，许许多多涉及人的尊严、人的生存意义的大问题，都或者被抹煞，或者被当作经济问题、技术问题处理，这一切都触动着世界各国的知识界，引起他们的警觉，也引发了越来越热烈的讨论。我想，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应该联系这样一个大背景重新考虑“纯文学”这种文学观念，我们不能自缚手脚，主动放弃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
李静：我倒是觉得中国作家的主要问题和当年哈维尔对捷克人的描述有些相似：就是不能“生活在真实中”，由于无所不在的强制性禁忌，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物欲的方面，将道德精神的自主性降低到生物学的水平。这种降低起初还是被迫的，随着整体性市场化氛围的日益加剧，他们也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市场价值”似乎也真的成了中国人生活中的主导价值了。所以我同意您说的：作家不能放弃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那么，您认为作家和批评家还得做些什么，才能更有力地形成文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李陀：蔡翔有一次跟我说的话我特别赞成，他说八十年代文学界有一个优点，它和思想界是相通的，思想界有什么动静文学界都有响应，甚至那时候文学界有时还走在思想界的前面。可现在，文学界就是文学界，躲进小楼成一统，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根本不注意思想界和学术界发生了些什么，这使得九十年代大多数作家视野很窄，有种小家子气。我想这应该引起作家和批评家们的警惕。实际上，近些年在思想界和理论界展开的许多论争都和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变革所造成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集团存在着冲突和紧张，这些冲突不可能不在理论上有所反映，从这些理论冲突了解当代中国发生的事对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向何处去?文学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没法离开一个去思考另一个。
现在想来，八十年代的文学虽然强调形式变革，但那时对形式的追求本身就蕴含着对现实的评价和批判，是有思想的激情在支撑的，那是一种文化政治。但是九十年代的纯文学几乎没有政治激情了，也许有人会问：你怎么又提“政治”?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拒绝国家政治，但你不能没有自己的政治，仅仅就是“为写作而写作”。这样，你形式上的探索很容易就失去意义，或者成了花样表演，沦为没有思想的语言杂耍，或者成了琐碎的个人经验的记录，还硬要发表出来让别人分享这经验。这样，文学失去了它本来可以争得的读者，这时候很多本来热爱文学的读者也弃文学他去，就是理所当然的。今天严肃文学的影响在急剧缩小，当然原因很多，缺少思想和政治的激情我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里我说两句文学以外的话。就在九十年代，几乎与“纯文学”活跃的同时，中国出现了一批专做纪录片的电视人和电影人，他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没有资金，缺少设备，甚至自己生存都非常困难)下，拍摄了大量电影纪录片，大约每年都有三四百甚至四五百部。这些片子的题材、视觉风格、制作方法都各各不同，五花八门，其中有很多激动人心的上佳作品，棒极了!不过这些纪录片最让我震动的，是它们和中国现实生活之间那种迷人的动态关系，那是决不能用我们又熟悉又反感的“反映”关系来描述的。这两年我到处呼吁中国在九十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纪录片运动”，希望大家都来注意并且支持这一运动。我想作家和批评家们是不是也能关心一下它，和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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