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结构主义是以结构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一种分析方法，其分析对象或研究客体是广义上的人类文化，其兴趣焦点是研究限定性结构，认为个体现象本身并不具有意义，而只能在一个系统结构内部与其他因素构成某种关系时才具有意义。更确切说，结构主义是把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用于人类文化的研究。有人曾把结构主义的源头溯至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都·孔德(1778-1857)和人类学家爱弥尔·杜克海姆（又译涂尔干，1858-1917），但就语言学对结构主义的重要影响而言，其真正的理论源头应该是操法语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索绪尔于1906-1911年间在日内瓦大学讲授语言学（梵语和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1913年去世后，他的一系列开拓性讲座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一般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促成了现代思想的一场革命，可以与科学史上伽利略的天体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同日而语。在索绪尔之前，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并不存在。当时的语文学家们对世界上各种语言进行描述、比较和分析，目的是发现各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关系，探讨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变化，而且往往局限于一种语言内部的词源或语音变化，因此，是一种历时研究。这种研究的重点在于发现语言的本质，认为语言与世界处于一种模仿的关系之中：语言是对世界结构的模仿，因此，没有自己的结构。

    索绪尔在不抛弃历时研究方法的同时开创了一种共时研究方法，即对某一特定时段内的语言进行研究，强调这种语言在这个时段内的功能，而非某一特定因素的历史发展。他认为语言并不是对世界结构的模仿；语言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和高度系统化了的规则。语言就是通过这个内在结构和这些规则发生作用的。换言之，语言交流所依据的语法是一套复杂的规则系统——包括语音、词法、句法和语义。个体说话者的实际言语和书写都受这个规则系统的制约。索绪尔把个体的语言活动叫做言语，而把制约这种言语活动的规则叫做语言。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言语的个案分析找出语言的规则（律），他们的研究客体应该是在所有语言现象背后运作的“语法”，这个“语法”可以用来描写一种特定语言的结构，能为那种语言提供一个结构模式。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包括爱弥尔·本维尼斯特、列奥纳多·布鲁姆菲尔德和诺姆·乔姆斯基，都深受索绪尔的影响，试图通过对语言规则的研究建构一个结构模式，即能够描写人类普遍语言能力的一种“语法”。

    那么，如何建构这样一种普遍语法呢？索绪尔之前的语文学家们认为，一个词是一个符号，代表着这个词所指的物，因此，词与物是相等的关系。索绪尔则认为，词显然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接触的物。所有语言都是由最小的基本单位构成的，他称这些基本单位为“素”：如音素、词素、义素等。语言学家首先要识别和理解本族语和其他语言中的这些基本单位，然后通过比较和对比研究发现这些“素”或语言学范畴的功能和意义。索绪尔发现，语言的特性或意义取决于“素”与“素”之间（或之内）的差异；语言是由语言符号（而非词）构成的；而语言符号又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能指，即用来标记声音或书写的符号，另一个是所指，即能指所指涉的概念（而不是指涉物）。声音（或文字）借助能指把概念形象从说话者（作者）传达给听者（读者／接受者），后者继而把这种概念形象转化为精神概念。索绪尔坚持认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能指（词）与所指（词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拉丁语的arbor，德语的Baum，法语的arbre，英语的tree，汉语的“树”，所指的都是同一个概念，但这些词作为能指并不表明任何自然规律或结构，它们之所以被特定语言（拉丁语、德语等）的使用者所接受，是由历史上的流行用法和审查制度（约定俗成的真正含义）所使然。而能指与所指之间，语言符号与指涉物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必然联系。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说实际上是以康德的自然观为基础的。康德认为自然除非通过人类思想和语言的中介，否则是不可认识的。但索绪尔修正了康德的不可知论，不但认为词和语言可能拥有某一自然的本原，而且认为语言不是纯粹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先于一切思想而存在，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个先验范畴，是我们据以构造世界的原始符号系统。语言结构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和时装、体育、饮食习惯等社会行为一样，都是通过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从方法论上说，这种符号语言学或结构语言学的革命性就在于：(1)把作为一个形式系统的语言明确规定为研究客体；(2)限定了语言形式系统的基本因素或最小单位；(3)设定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系统的，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最后，(4)把语言看作形式而非本质，强调语言的共时层面，但同时并不否认历史诠释的逻辑生成。

    把语言看作结构，这是人类的一个发明，是语言学家建构的一个探索模式，是人们借以探讨社会历史现象的一个抽象的、虚构的模式，结构语言学也因此成为20世纪探讨人类社会基础结构的理论依据。从理论上说，对基础结构的探讨主要依据同一性和差异性原则，而这两个原则从本质上又离不开二元对立的关系。比如，结构主义人类学就用二元对立来描写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他者是自然，自然的他者是文化。但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严格说来并不就是索绪尔的差异系统。对索绪尔来说，语言中只有差异。在用结构语言学模式进行分析时，分析者必须依据差异原则，满足一些必要的充足条件：这种分析必须由基本术语构成；这些术语必须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之间的这种关联必须构成一个自律的独立于显在意识层面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是语言的、社会的、行为的，是对时间上各不相关的现象加以组织的一个系统。简言之，这是把文化符号的规定性功能加以改造的一个总体化阐释系统。

    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就通过使用结构语言学的分析模式在人类学领域掀起了一场方法论革命。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神话拥有像语言一样的结构（正如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无意识拥有像语言一样的结构）。每一个单个神话就好比个体的言语，而制约所有这些单个神话的整体结构就是神话语言，或限定神话功能和意义的规则。与索绪尔一样，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无数神话进行研究和解读后，找出了所有神话共有的反复出现的最小单位，他称之为神话素。与音素不同的是，神话素超越文化和时代的局限，在各个民族的神话中都起到相同的作用；而与音素相同的是，它们在神话的整体结构内部与其他神话素构成了一种对立关系（如爱与恨），神话的意义就产生于这种关系之中。俄国语言学家和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弗拉基米尔·普洛普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模式，在所有俄国民间和童话故事中找出了31个固定因素，他称之为“功能”，故事的意义就蕴涵在这些“功能”的差异中。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特把索绪尔的结构模式推向极至，认为一切语言都是基于二元对立关系的自身封闭系统。这种二元对立无处不在，甚至存在于单个音素之内（如S/Z中的/s/与/z/）。结构主义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找出文本中的二元对立，指出它们的相互关系，破解文本的语码，并据此解释文本的意义。就文学的整体结构而言，单个文本（如普洛普的单个神话一样）并不构成意义，而只是相当于言语信息，只有将其与整个系统中的其他语码或符号或二元对立关联起来，意义才能得以阐释或诠释。

    从这些结构主义者对索绪尔结构模式的应用和发展来看，虽然应用原则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都把语言作为意义生成的基本工具，而语言又构成了其自身受规则制约的指意系统。在他们看来，一切社会实践和文化习俗都是受规则或符码制约的。对现实的研究就是要找出这些规则或符码，因为现实的意义就存在于这些规则或符码之中，存在于由它们所构成的系统之中。不管采用什么出新方法，结构主义者都坚信意义是可以阐释和诠释的，即是说，意义是存在的。这与启蒙运动或理性时代以来流行的现代（主义）思维范式并无本质的区别：即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思维范式。对现代主义来说，理性是人生的最佳向导，科学是人类的最大希望，进步是历史的必然，而真理（和客观现实）终将被发现。所有这一切都起因于对自我的确认，起因于由“我思”而确认的“我在”。这就是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那种确定性。

    　　二

    作为解构主义的始作俑者，雅克·德里达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对两千多年来盘踞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拨和颠覆。在德里达看来，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二元对立”本身就是人的构造或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始终占主导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以“中心”和“在场”为基础的，因此抑制了能指的自由嬉戏，使能指屈从于某一超系统的“超验所指”：即概念或哲学据以确立的一个外在指涉物。德里达断言，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是建立在一个根本错误之上的：即寻找这个“超验所指”。从定义上说，这种超验所指也是超验主体，是意义的权威，意义的历史，以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为表征的历史。任何诉诸于指涉概念、试图抑制能指的无限嬉戏的企图都必然要设定一个超验所指，它不通过话语的中介就能呈现于意识层面；它是本原之本原，为从符号到符号的指涉提供终极意义和可靠的终点；它的意义并非产生于差异或关系，而直接产生于自身，直接提供意义中心。而这些意义中心本身也就是超验所指，如上帝，理性，本原，存在，本质，真理，博爱，自我，以及逻各斯等。

    渴望得到或占据这样一个中心就是相信终极现实和终极真理的存在，就是把人的思想和行动根植于一个系统的“此在”，这个“此在”保证和固定语言的意义，而本身又超越任何审查或挑战。这样一个中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另一个中心形成概念上的对立，如上帝／人，理性／非理性，真理／谎言，语音／文字等。但这种对立呈现的并不是平等的二元性，而体现了等级差别，因为西方形而上学总是赋予前者以特权和优先性。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这样的对立中：男／女，人／动物，灵／肉，好／坏，善／恶等。因此，这种二元对立本质上是“等级对立”：前者优越于后者，后者对前者而言是“增补”或“多余”。德里达把这种“等级对立”统称为“语音中心主义”（针对索绪尔把语音凌驾于文字之上而言）。而西方哲学（或“西方形而上学”，“本体神学”）的自我认同传统又是以在场为主导价值的：不管它认知的对象多么复杂，不管其学说原理采取哪种倾向，不管其阐述的内容有什么特殊性，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最高价值都离不开这个在场的价值，因此，德里达把以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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