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除”的程序包括三条原则。最明显和最熟悉的是“禁止”：我们说话要分时间和具体场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不分时间场合地讲任何话。这是言语禁忌，包括对言说客体的限制，言说场合的仪式化和言说主体的特权或权利限制。它们相互交叉，相互强化，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网格，福柯认为当代控制最紧的网格是政治和性。第二个排除原则是分化和拒绝：欧洲数百年来疯人的言语要么完全没有声音，要么就被当作真理；要么作为非理性而被拒绝，要么被赋予正常人的理性。由于疯癫和理性之间的这种分化和对立，疯人话语从没有像理性话语那样流行。第三个排除原则是真假的对立：当我们在不同层面上观察事物，追问真理是什么，何以要认识真理，何以要区别真伪时，我们所看到的或许是一个排除系统，一个历史的、可变的压制系统。真理和虚假无疑是历史地构成的。它涉及我们的认识意志和真理意志，而这个真理意志取决于制度的支持和分配。在这三条原则中，福柯最重视的是第三条，因为真假之分是社会应用知识的最重要途径，认识真理的意志和要说“真话”的意志是由欲望和权力决定的。

    “内部疏减”的程序指话语本身的自动控制，也即话语分类、编序和分配的功能。“疏减”(rarefaction)在法文中有两个意思：一指空气的稀薄，二指市场供应的减少。因此，福柯用“疏减”指逐渐减少直至衰竭：对话语形式的分析揭示的不是意义的繁多，而是贫乏；话语的内部疏减原则通过对自身的控制和限制而掌握了话语的另一个范畴：事件和偶然性。这里也有三个运作原则：第一是评论原则，评论一方面通过评论文本而无休止地生成新话语，另一方面是要说出“文本中沉默地表达的东西”；这里涉及的一个悖论是：评论“必须第一次说出已经说过的东西，必须不厌其烦地重复以前从未说过的东西。”第二是作者原则：这里的作者指的不是言说个体或发表文本的个体，而指话语组合；它把纷乱的虚构语言统一起来，给话语提供源泉和凝聚点，并将其置入现实之中。它不标志作者之死，而指话语组合在新的作者位置上发挥作者的功能。第三是学科原则，它对立于作者原则，因为一个学科是由客体领域、方法、真实命题、规则和定义以及技术与工具来定义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可使用的无名系统；它还对立于评论原则，因为一个学科首先不是要重新发现意义，不是要重复某一同一性，而是建构新陈述（话语）的先决条件。因此，学科原则控制话语生产，通过同一性反复和规则的重新使用而规定话语的界限。总之，作者的多产，评论的繁殖和学科的发展都是话语生产的无限源泉。

    “言说主体的疏减”也是控制话语的一套程序。话语的全部领域并不都是同样开放和可渗透的：有些是全部禁止的，有些则是全部开放的。这里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交换和交流只有在复杂的限制系统内部才能发挥积极作用，或者说，没有限制，就没有交换和交流。这些限制系统包括(1)“仪式”：宗教、法律、医疗和政治等话语都取决于对仪式规则的利用，即依赖言说主体的特殊属性和规定性角色；(2)“协会”：其功能是保存和生产话语，因此必须据严格的规则在有限空间内流通和分配话语；(3)“学说”：宗教、政治、哲学等学说标志着阶级立场、社会地位、种族或民族身份、利益、叛逆、接受或抵制等，它给个体规定特定的表述方式而排除其他表述方式，反过来又用特殊的表述方式束缚个体，将他们区别于其他个体，因此，学说导致的“从属”是双重的：言说主体对话语的从属和话语对作为组合的言说个体的从属。最后是“挪用”，教育是话语最大的社会挪用，是保持或改变话语、知识和权力挪用的政治手段。

    所有这一切都涉及权力问题。“自明的”和“常识的”知识拥有隐蔽权力的特权，而这种权力所生产的恰恰是控制性工具，即通过积极生产权力来实行控制。的确，从福柯的观点来看，人文科学的所有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和学生，在某种程度上都参与了这个控制体系，都利用知识和真理的生产模式来行使“话语”权力，以此决定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世界。任何人都无法置身其外。然而，“话语，就像沉默一样，并不一劳永逸地从属于权力，或对抗权力。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复杂而不稳定的过程，即话语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力的结果，但也是权力的阻碍，绊脚石，抵制和反抗策略的起点。话语传播和生产权力；它强化权力，但也破坏和揭露权力，使其软弱，使推翻权力成为可能。”（福柯，1979,100-1）

    对后结构主义来说，一切存在都是相互分离的历史事件，关于这些事件的真实命题或概念只能存在于促使这些事件发生的系统逻辑内部。这意味着话语作为生产有关人类及其社会的知识系统，它的真理是相对于学科结构而言的，也就是使话语得以制度化了的逻辑框架，进而通过制度化了的话语获得或给予权力，对我们施加影响。因此，“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福柯，1999,29）

    对话语的历史（谱系）分析表明，话语和学科具有构成性权力。任何话语和学科内部的“客体”和“陈述”之间都有一种构成性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话语构成可供学科研究的客体和客体种类；另一方面，话语又构成对客体加以陈述的主体，并据权威话语的逻辑、句法和语义判断这些陈述主体的真伪。一个陈述只要是关于某一客体的，并能据其真实性加以判断，就能进入话语；而一旦进入了话语，它就促进了那个话语的传播，扩大了话语和陈述的领域，生产出合法的或非法的知识。这当中有一种权力在运作，正是这种权力使问题得以提出，使陈述成为可能，又使话语拥有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建构生产“真理”的知识系统，用命题、概念和表征赋予研究客体即各个学科以价值和意义，并根据系统内的真理和价值标准进行真伪判断。简言之，就“话语”的物质性而言，“话语”使学科和制度成为可能，反过来，学科和制度又保留和分配话语。福柯所分析的监狱和诊所就表明了这种相互构成的关系。

    话语及其相关学科和机构具有行使权力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它们是传递权力的驿站，是分配权力效果的工具，也是控制身体和行动的政治武器。福柯说，“决定权力关系的东西并不直截了当地作用于他人的行为模式。相反，它作用于他人的行动：行动作用于行动，作用于现行的行动或现在或将来可能发生的行动。一种准确无误的权力关系只能依据两个基本因素来表述，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彻底地认识和维护始终作为行动的人的‘他者’（权力行使的对象）；以及在权力关系面前可能展开的整个回应、反应、结果和可能的介入领域。”(1983,220)

    权力不仅仅是否定性的，不仅仅是压制、统治、禁止、阻碍。它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权力是行动，是生产，在传播的同时开拓新的领域，在塑造机构和学科的同时建构行动、知识和社会存在的各个领域，因此，权力是“使……成为可能。”权力不仅规训我们的存在，而且调整我们作为个体的自身的形成；权力给我们提供一个空间，一个话语或非话语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受到语言、性、经济学、心理学和文化等支配范畴的规训和调整。在这个意义上，权力及其话语既把我们变成“主体”（作为名词的subjects），又使我们“屈服于”(subject to)主导学科的规训，因此，也“征服”（作为动词的subject）了我们。这就是福柯以及后结构主义者们所界定的权力及其话语的主要用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话语”（以及“权力”）是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把人类建构成主体同时又消解人的主体性的利器。

    对“话语”进行谱系研究的结果将是一部历史，其话语的权威性取决于它是否是“真实的陈述”，即关于“现实”或关于构成现实的话语“客体”的陈述的真与伪。权力构成了规训社会和个体生活的制度、学科，乃至知识分子，而话语研究必然导致对这些制度、学科和知识分子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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