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诚的尊重和宽容。比较文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在创立之初，具有鲜明的思想内涵。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知识分子痛感民族国家的绝对前提妨碍了文化一体性和文化交流的进程，是催生战争与暴力的土壤，因此，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用比较文学的方式去消解这种以国家为绝对化前提的思维定势。这也正是所谓“影响研究”为什么会成为比较文学的最初形态的原因。“影响研究”在欧洲引发的实际效果，是把近代以后被划为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通过揭示其影响传播的过程联结起来，这种联结虽然不能造成现实当中的一体感，也没有在后来成为跨越国族思维的真正动力，但是毕竟，比较文学的这一初衷奠定了其后的发展基础，也暗含了更为多样的潜在发展前景。

    比较文学在我国成为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属于新兴学科，它直接受到欧美比较文学的影响，但是比较文学现象在中国并不是新事物。历史上，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交流就包含了文学的平行比较和影响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文学正在形成独有的特色。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巴黎年会上，国际比较文学泰斗、法国学者艾琼伯教授曾以锐利的眼光洞察到中国比较文学正在走向世界，如果说以文学之间的影响研究为中心的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以平行研究为中心的第二阶段主要成就在美国，那么，以东方和西方跨文化研究为中心的第三阶段，其主要成就很可能就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将清理世界文学的发展线索，弥补由于对东方文学研究不足而造成的整个文学“岩系”的断层，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学科在国内比较文学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一研究是由老一代先驱者奠定基础，并且辛勤培植起来的。建院之初，一批文坛名宿如钱钟书、冯至、李健吾、卞之琳和戈宝权等，挥洒译翰，撷英采华，奉献了大量经典之作。新时期以来，又一批莘莘学子如钱中文、袁可嘉、吴元迈、柳鸣九等，评骘百家，吐故纳新，我院的比较文学又臻至一个崭新的水平。我们作为后续梯队，肩负着祖武前贤、与时俱进的历史使命。2000年，经过多次协商，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与外国文学所理论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决定横向联合，由周发祥和郭宏安携手出任主任，成立非实体性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积极推动院内外的学术交流。2003年9月28日经院务会议批准，比较文学学科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院科研局为比较文学学科拨付资助，给予大力支持。目前，比较文学学科从事着相当广泛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 国际上的一些学术活动发起人也都希望与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学科合作推动学术研究项目，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综合性杂志Positions提出由本室牵头组织以“亚洲想象”为题的学术讨论会；美国达慕名思大学希望合作从事华美文学（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研究；日本几个学术基金会也希望组织关于中日对话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目前已经举办的活动中，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在孙歌带领下，本室几位骨干学者筹划的“中日知识共同体对话”活动，在连续六年的讨论中把中日之间历史和现状问题的认识从许多学科领域推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这个活动在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广泛关注，日本三大重要传媒都进行了报道。国际交流基金破例连续六年支持了这个项目。本院王洛林副院长也曾出席第五次讨论会并给予高度的肯定。

    作为一门对于知识性要求很强的学科，比较文学要求研究者具有多语种的修养，以及对于不同文化的深度理解能力。这使得它具有很大的难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主要发起者之一的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学科，人员集中、语种齐全，能够独立主持和承担较大的科研项目。比较文学学科一直致力于培养一种学科的自觉精神，研究特点具有知识的跨学科特征、知识的思想性特征以及知识的社会性特征。比较文学学科科研队伍现职研究人员9人。其中，研究员3人，副研究员3人，助理研究员3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4人。这些人员精通英语、日语、俄语、法语等语种，经过不断积累，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范畴，包括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文学人类学研究、欧美日俄的汉学研究、中外文学交流史、东亚思想史研究、北美的文化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基于文学或文化，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跨学科、跨文化的性质。本学科关注学术的前沿动态，侧重重大的学术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学术实践从个体行为发展成一种学科机制。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具有特定的优势：它至少横跨两种文化的视野，使它有可能以同样的思路打通两种或更多学科的问题。当直观的拼盘式比较方法失掉有效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一些经典视角无力统领比较文学领域的时候，在它的边缘地带很容易出现跨学科的尝试。西方学界已经在这个边缘地带出现了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而中国的比较文学界并没有相应的成就。在国际性对话中，中国的比较文学界缺乏挑战性，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这个学科没有发挥它的优势，反倒把自己更多禁锢在狭隘的“文学”学科意识中，止于直观地处理拼盘式的知识。孙歌认为，这个问题暗含了一个矛盾：当比较文学的学科包含了跨学科探索并使它正当化的时候，这是否有可能削弱它作为一个学科的凝聚力？然而这正是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悖论性格：这个学科只有具备跨学科的能量，它才有自身存在的价值。

   “比较”作为任何学科都可以采用的方法，并不足以构成比较文学学科的内在根据，这一点是学界公认的基本事实。从国际上的学术实践看，各个学科之间的合作与对话正在模糊学科边界，学科相对性的具体困境正在变成紧迫的课题。在现有学科体制之内，尝试把经典的跨文化视角转化为正当的跨学科操作最容易受到质疑。我们的态度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学科相对化并没有取消各个学科的专业性。相反，跨学科的尝试激活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把静止的知识分类和处理知识的单一方式推向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更高层次。使得那些在单一学科框架内被绝对化的知识在更复杂的框架中被重新认识，也使得那些依靠单一学科框架才能保持垄断优势的伪知识被质疑和推敲。因此，真正的学科专业化并不惧怕跨学科，而真正的跨学科也并不意味着放下自己的本行取代别人的工作。
    在当今知识体系日益庞大的状况下，评价机制通常难以和飞速发展的知识状况同步更新，这更为探索性的学术实践带来难度。似是而非的“跨学科”与超越学科限制的原创性研究，需要加以谨慎的区分；而原有学科体制在各种意义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中是否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则是整个学术界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的意图就是在比较文学这样一个精神生产领域内，探讨非直观的“学科开放”问题。

    第二，进行文学人类学研究，促进文学研究观念与范式的革新。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认为，文学人类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学科格局和文论体系，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文学人类学研究在我国新时期以来已有近20年的发展，其对文学研究观念与范式革新的积极促进作用正在日益显现。但是，对于中国新兴的文学人类学流派，迄今还没有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性论述。叶舒宪主持的“文学人类学课题”，从文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的相关与互动着眼，首次系统地专门研讨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关系的理论专题。为从整体上把握文学人类学的发展概况，他先后到英、美、加、澳的各大图书馆收集到大量英文新资料，走访了美国的希利斯·米勒、哈罗得·布鲁姆，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王思福等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人类学家，课题资料准备工作历时十余年。课题的提出和完成对于文学研究如何解决“学科危机”，如何适应知识全球化的需求而展开自身的知识创新，具有及时的借鉴意义。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潮流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指导意义。课题把握住人类学与知识全球化、后现代认识论的关系，从人类学与文学的相互作用这个新角度着眼，透析出文学创作观念变革与文学研究的范式革新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动力。在文学创作方面，梳理了“文化他者”的发现如何激发出“人类学想象”，体现在从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的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之中；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梳理出西方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五大方法流派，逐一加以辨析；以及“文化”概念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再整合作用；并对其代表人物弗莱的理论遗产进行全面剖析；对人类学知识与文学研究的最佳结合点——神话学做了点面结合的示范性阐说；结合神话学传播中国的过程，论述和总结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中国本土化实践经验，特别是“三重证据法”的提出，为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和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前瞻性的见解。

    此课题的学术价值至少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尝试借鉴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从事文学研究，在国学的传统考据方法之上经过改造融合，创立一种跨文化视野的、运用多重求证工具的文化阐释方法，并在对本土经典的现代再阐释方面发挥特有的效力。 其二，从人类文学经验整合与世界性公民培养方面，针对形形色色的“文学死亡论”，“后文学时代论”，提出对文学的人类学价值的重估问题。对20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重要学术趋势——从学科界限分明的文学研究发展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做出学理性阐释。从知识全球化的大背景上说明，文化研究是适应知识重新整合的时代需求的必然现象。文学非但没有因为文化视野的引入而淹没，反而承担起率先打破国族界限，培育世界公民的人类学使命。这对于解决长期困扰学界的争议，以及回应各种文学危机论包括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论，有直接的理论释疑作用。其三，课题引用和参考的近百种西文和日文文献中绝大部分没有中译本（文），其中不少都是首次引入汉语学术界的。这对于沟通中外学术思想，让我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同国际学术潮流对话与接轨，提升中国人文研究的水准，也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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