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比较文学“思想化”的论争与思考。

    区别于西方传统的比较文学，现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比较文学界都出现了强有力的“思想化”趋势。由于这个学科在创始时期所具有的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后来日益烦琐的技术化研究中被淹没，后冷战时期已经有一些西方学者意识到强化比较文学的思想性是拯救这个学科的关键。美国的赛依德、斯皮瓦克都代表了比较文学学者在这方面的探索。事实上，比较文学思想化的中坚力量来自亚洲。他们反对第一世界霸权的声音正在与第一世界批判知识分子形成呼应关系，一个由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以及历史学和思想史领域组成的学术网络正在构成对国际学术界的冲击。本室注意到这些状况，在近年鼓励学者向知识思想化的方向发展，为与国际同类学科中的先进潮流接轨做好知识上和人员上的准备。目前，这些研究已经获得了初步成效，不止一位学者的著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具备了对话的基础。

    孙歌在日本的讲学和研究，在国内外都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她对“跨文化知识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组织讨论了“知识共同体”这样一个富有争议的名称，获得了对于跨文化知识状况的基本困境与可能性的体验和认识。跨文化的“知识共同体”提供的不是两种或者更多文化的知识人的对话空间，而是使这些知识人得到重新塑造的空间。在知识共同体这个充满文化差异的空间里，文化自足性将要受到怀疑，文化归属意识将被重新打造。那些在单一文化语境里无法呈现的问题，那些在两种文化代言人的对峙中不会得到揭示的问题，才是知识共同体要处理的问题。而只有通过这样的处理，才能达到对于跨文化格局的真实理解和这个格局的初步实现。

    贺照田关于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探讨，在大陆与港台学术界也是好评如潮。面对文学研究领域诸多学者转向思想史研究这样一种越来越受瞩目的现象，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相当一部分学者，他们所以转向，并不是认为文学研究领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他们的课题了；而是相反，他们之所以转向，其内在驱动力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把握和思考文学课题。”在当代文学的讨论中，一方面是对坚持文学性行为的反复称颂；另一方面，由于对该如何讨论文学性问题本身缺少思考，对文学性的勾描便只能是大而化之的，先是被界定为和政治划清界限的抵御意识，后被界定为抵抗市场的姿态和立场。此种评价逻辑的通行和它本身的无启发性，清楚显露了不能进一步找到有效考察审视文学性本身的途径，对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造成的制约性后果。因此，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转向思想史研究决不是一般的知识考虑，而是和他们对现有文学史研究弱点的认识有关，和如何努力才能有效克服这些弱点的初步思考结论有关。他们转向的目的正是试图为进一步思考和审视文学性本身做准备。在他们的思考中，文学性的获得既非和政治、经济、宗教、思潮、知识逻辑相统一的结果，也非与它们有意识对抗的结果，而是在于作品是否细腻而准确有力地呈现出了人们感受世界的特别性和复杂性，并在此种对感受世界所存问题的显示中，揭出疗治此伤害的富启发性的路径。所以，思想史转向只是其表象，骨子里则是为更复杂、有效思考文学问题进行有意识的“曲线救国”。但也正因为这种文学关心，使得他们在把思想观念史作为切入时代人们感受世界的途径时，也揭示了不少传统思想观念史研究所忽略掉的，但对准确把握一时代思想和观念的历史实必不可少的历史因素和审视视角。而这，正是许多文学研究者的思想史研究所以备受学界关注和肯定的关键性所在。

    比较文学有一些邻近或者交叉的学科，“国外汉学”即是其中之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出现了持续升温的“汉学热”，引起了比较文学界的密切关注。周发祥条分缕析地辨明了国际汉学与比较文学在学科性质、学术内涵和研究宗旨上的异同之点，有力地推动了比较文学研究。简言之，两者虽然分立门户，但其间也存在着渗透、交叉、叠合等关系。我们认为，辨明两者在学科上的异同之处固然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应该辨明比较文学如何借鉴和利用国外汉学，而且只有明辨于此，两者的异同之处才能够看得更清晰、更深入些。

    汉学家持久的译介、注释、品评、研考，展示了沟通并认同一种异质文化与文学的艰难。而对于我们这些比较文学学者来说，其艰苦历程、其得失成败，便弥足珍贵。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自然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为重心，而国外汉学在专攻中国文学的同时也做中外比较，因此它所提供的借鉴是多方面的：其一，梳理中外文学交流史；其二，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学；其三，不断更新文学研究方法；其四，积极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以上是两种学科关系的一个方面。反过来，我们也应该看到，反馈国外汉学也要借鉴比较文学（起码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如此）。目前汉学热呈现着诱人的景象：学者们钩故实，辨轨迹，品学人，评名著，述创见，说方法，天空海阔，无所不能。但事实证明，无论哪种研究，如果采用比较的视角与方法，当会使反馈工作做得更好些。因此可以说，比较文学与国外汉学各有所长，应该互相借鉴、互相利用。

     青乔对《卞之琳译文集》的编辑和整理；陶庆梅与他人合作翻译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以中西文化碰撞为背景的中国当代小剧场运动的研究；程玉梅完成的《中诗英译：理论与实践》，所翻译的西方汉学家的一些论文，都是中西文学交流与借鉴的体现。

    现代中国文学和日本的关系，与其和欧美的关系具有差异性。董炳月的研究揭示了这种差异性产生的根源。一方面与近代中日两国历史关系的特殊状况相关联，同时取决于中国留日作家群体在中国新文学发生过程中承担的功能。留日作家群对日本的描述及其对日本影响的接受，确认了他们在近代中日文学关系中的“媒介”身份。一方面，他们描绘日本社会的生活形态，将感性的日本呈现给中国读者。同时，他们也把来自日本的影响转化为文化精神溶入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留日作家的“媒介”性质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是主动的同时也是被动的。他们叙述着日本，同时也被日本人叙述。保持这种密切关系的中日现代文学，最适合于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把握。或者说，这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本身，证明着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然性。在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受到个别的、伴随着狭隘的学术观念的怀疑的时候，中日现代文学的这种关系在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也具有启示意义。
     而且，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背景决定着留日作家的“文学”具有“非文学”的性质。始自1896年的留日学生派遣作为甲午战争失败的副产品之一，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被动性的也是屈辱性的——它意味着中日两国间延续了两千年的主从关系、师生关系的倒转。国民身份的确立使中日两国作家之间保持着对立的姿态。不过，这种对立仅仅是事物的一个层面，在更深的层面上，中日两国作家暗示出相似甚至相同的逻辑形式——那就是“作家”身份被“国民”身份压倒，将文学工具化、使文学承担政治意识形态功能。于是作家们直接进入历史，文学亦随之被高度历史化。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特质，一方面在于它的关联性，一方面在于它是作为文学关系之外的历史关系存在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天然性”，还在于它是清理历史、清理思想史的一种材料。

    在这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里，本室退休几位先生也是老有所为。刚刚于今年六月退休的程广林翻译了《竹内实文集（1-6）》，在今年全部出版；李聃在中·俄汉学研究和交流方面整理了大量资料；陈圣生依然译笔不辍，从英国小说到西方诗论多有建树。

    第五，提出比较文学研究的第四种模式。

   到目前为止，现代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都与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密切相关。所谓的影响研究发端于民族国家在欧洲得到确立的时期，其背后的推动力就是现代民族主义。这种模式是比较研究的经典性课题。第二个阶段叫平行研究，是冷战时期的主导性研究模式。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最忌讳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的干扰，所以比较文学致力于不同文学的“内在价值”的比较。继之而起的新模式没有一个公认的名称，但是和所谓的后殖民批评有着明显的关系，甚至可以把后殖民批评称为比较研究的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从后结构理论吸取了“话语”、“权力”等概念，致力于清算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尤其是其文化方面的问题。

    陈燕谷以相当充分的理由提出了比较研究的第四种模式，也就是“新帝国治下的比较研究”。后殖民批评的假设前提是正式的帝国/殖民主义时代已然成为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点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当时不同政治阵营能够加之于对方的最严厉的谴责莫过于“帝国主义”了。这种共识是后殖民批评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先决条件，当“帝国”去而复返，上述先决条件不复存在，自然意味着后殖民批评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有效性。今天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比较研究必须在新帝国条件下重新界定自己的任务和方向。

    新帝国的发明权属于美国，其名称有时候叫“新罗马帝国”，有时候叫“美国治下的和平”，但都不能很好地反映它真正的性质。新帝国果断地使用“正确”与“错误”的语言，坚信自己掌握着“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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