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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

时间:2009-8-8 16:44:24  来源:不详
程成功 的例子也是不少的,那多半是从具体作品出发,从学生感性体验的积累入手,老师倾心投入,对教材内容有所取舍所致。

如果说,在文学理论中存在一个“前苏联体系”,我认为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比如2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些学者、作家不断介绍苏联的和日本的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艺术理论、文学理论,其中由日本学者的著述翻译成中文的尤其多。1930年出版的顾凤城《新兴文学概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学观,此书相当系统地论及了文学的阶级性、唯物史观、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文艺大众化、无产阶级文学批评标准等,但当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是一个很有朝气、潜力的派别,此外还有其他文学理论、批评派别。1937年,以群翻译出版了前苏联学者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此书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称做新现实主义,也没有什么发挥。只是到了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我国邀请苏联文学理论学者来华讲课,出版了他们的几部讲稿和著作译本,我国学者也自行编写了一批文学理论教材之后,一个文学理论的“前苏联体系”才在我国流行 ⑧ 。至于在文学批评界,我国的文学思想较之前苏联体系,实际更“激进”、“革命”、体系化得多。

这种“前苏联体系”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文学本质的阐释上,它的出发点是哲学认识论,即把文学视为一种认识、意识形态,把文学的根本功能首先界定为认识作用,依次推下去为教育作用,再转而引申为阶级斗争教育、阶级斗争工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学自身最具有本质性的审美特性,反而被视为从属性的东西。这一理论体系的关键词主要有:认识、形象、典型、意识形态、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斗争与阶级性、党性、人民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至于对其他因素的论述,不同学派的文学概论大同小异,只是深浅不同而已。80年代以后,我国文学理论在各种论争中一直在批判、清算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自然也包括这种“前苏联体系”。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观念进行反思,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采取较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态度,强调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具体性、多样性、开放性,认为文学不仅仅是认识,虽然其认识作用不能否定。这十多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界广纳百家,大量引进了西方各种哲学、文化、文学理论思潮,并在介绍西方众多学派的理论时,加深了对文学理论自身的认识,多方面地吸收了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并吸纳了古代文论中的有用成分,而改造了文学理论。那些原来不适合于阐明文学普遍性的观点,一些文学概论早就不提了。对于一些可以接受、继续使用的观点,则进行了合理的界说与必要的肯定,而不是笼统的全部否定。因此在文学理论观念体系上、方法上、结构上,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逐渐形成了开放的理论构架,在重大问题的阐释上,与“前苏联体系”是完全不同的,这大体适应了当前文学发展的水平。

20世纪西方的反本质主义哲学思想,现在我国相当流行,它将对事物的本质研究与本质主义混在一起,使文论界纷纷指责对于文学本质的研究。事物的本质是其自身的规定性,是客观的存在,研究事物本质是了解事物的基本态度,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适应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本质主义则是一种僵死的、脱离历史发展的、一成不变的规定。探讨问题本质,与具体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是并行不悖的。本质问题需要置于事物相互关系之中进行宏观的、综合的、比较的研究,具体现象则要进行个别的、微观的深入。总体的把握可以了解事物的根本特征与理路,对于具体问题探幽发微,可以揭示 现象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比如关于文学的认识,都明白:“文学肯定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必须从共时和历时这两种角度加以确定……不是要放弃给文学下定义的任何努力,而是在给文学下定义之时必须估计到这样的事实:某些文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曾被看作为文学,而换了另外的时间和地点,就不被看作文学了” ⑨ 。就我国文学本质研究来说,现在出现了从主体论、心理学、语言论、象征论、生产论、活动论、现象学、甚至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多种界说文学本质的著作。因此只要收敛一些偏见,了解我们现今文学理论中所阐释的文学观念,以及对多种文学观念的多种介绍与评价,对西方文学理论中有价值成分的吸收消化与运用,然后拿出50年代出版的苏联文学理论译本,或是在苏联文学理论严重影响下编写的文学概论著作,做个简单的比较,那么,怎么能够说现今的文学理论还是什么“前苏联体系”呢?这种评价在80年代初是符合实际的,移到21世纪,就形成时空的错位了。因此,不能不加分辨,以为只要贴上“前苏联体系”,就可以一箭封喉,致对方于死地了!

文学理论课程常常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它主要是传授关于文学的一定的知识,概述有关文学的总体发展,所以在对象的阐述上要求具有公认的普遍性,在知识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理论上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在接受上具有多种启发性。由于它的理论观念为大学教学体制所规定,所以一般总受到这一体制的影响。在理论的认识和审美判断的共识上,与体制的规定之间,有时可能一致,有时可能发生矛盾。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又要面对变幻多端的文学现实,需要面向世界,面向理论前沿,需要加强问题意识,不断更新自己的内容,扩大它的边界。就说理论面对的文学创作吧。文学创作发生激变是一种常态,在创作中出现了新的潮流,一种思潮替代了另一种思潮。新的文学体裁出现了,过去不受重视的体裁或文体,现在得到飞速的发展。如现在出现的摄影文学,作为具有文学、摄影双重审美特性、沟通时空的新的文学体裁,与过去单纯的文学体裁与摄影艺术,就不能同日而语。又如网络文学、影视文学、大众文学、图像艺术、甚至手机文学,有的过去不被重视,有的是随着科技、信息技术的普遍化而产生的。对于这些新的文学现象,文学理论无疑应当积极加以研究,并把其中较为稳定的因素吸收进去,充实自己的内容,扩大自己的边界,更新原有的知识,进行观念的创新。

目前大学教学使用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不能及时地用来阐明当前出现的文学、文化现象,而落后于现实,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这是由于在当今实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创作自由度加大,相当部分写作变为欲望写作、私人化写作,而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大大地逸出了原有的规范;同时当今资本、批评与媒体共同制造文学时尚,进行集团式的高额有偿批评,进一步使原有的社会价值原则失范,评价体制紊乱与瓦解。文学时尚具有新颖的特征与面貌,并且还在进一步的演变之中,所以文学理论对于这些刚刚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难以及时地、确切地、恰如其分地形成一些比较普遍认同的理论原则来,从而产生了严重的不适应性。在这种情况下,探讨这些新的文学现象,需要做出迅速反应的,最好是正派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可以追踪这些新出现的现象,利用多种不同的批评原则,来揭示它们的丰富性、多样性,及时讨论、阐述它们,甚至进行争论。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在对待众多复杂而新鲜的文学现象上,较之文学批评,相对地要滞后得多。但是当今的文学批 评,相当部分与媒体、有偿报酬联姻狂欢,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反思性与批判性,很难为文学理论提供理论素材。而文学理论对于从文学现象出发到观念的提炼与形成,又需要一个比较各种评论得失的过程,一个扬弃与积淀的过程。所以,难以指望从刚刚出现的文学现象中,就能概括出一些普适性原则,马上写进文学理论教材。

对于一些正走红的文学作品与热闹的文学现象,确实有个辨别过程,辨玉需待七日期。从文学整体发展来看,相当部分的作品和文学现象,很可能是一堆文化垃圾、文化泡沫;它们有时为某个批评群体所津津乐道,以为新的东西就是文学的先锋现象。或是一些批评怀着反复无常的偏见与过量的热情,今天这样评述,明天那样论评,把一些合乎他们口味的作品与文学现象,塞进自己从西方某个大师那里搬来的某个哲学观念之中,然后在这个框架里像揉捏面团一样揉来揉去,挤弄出一堆自以为得意的时髦话语来,而不顾说得前后自相矛盾。对于不赞成的观念,他们则进行尖刻的抨击,还颇能赢得一些尚未进入文学大门的天真青少年听众的哄笑声。但事过境迁,这类批评却并未留下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它们同样成了泡沫,这种现象近20年来并不少见。像这类浮躁的、应景式的,好像是一个生手翻译的批评话语汇集,怎么能一下就进入文学理论课程呢!

有的批评使用先锋批评话语,可能对某些作品说得头头是道,但这仅仅是文学中的一小部分现象而已,对于大量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这种批评话语就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了。一是可能自以为站在当今西方某种批评的“高度”,对它所不喜欢的并非前卫作品不屑一顾;另一是可能无能为力,根本无法搬用某个西方的观念,对那些不熟悉的作品从概念演绎到理论演绎,并表现出一种高傲的蔑视来。这类批评一开口,就只有少数同好懂得的那些话语:“存在、神话、当下、在场、向度”,等等,从观念到观念,并以此为时尚,因此被当今有的批评家讥刺为“硬化了”的、“塑料化了” ⑩ 的评论,也自在情理之中。

其实,不少使用非先锋批评话语来评论文学作品,而且很有成就的也大有人在。在这类批评家中间,年青的、中年的、年长的都有。他们的文风要明快得多,理论概括力要深刻得多,即使面对话语多义的文本,审美价值判断也要明确得多。在当今多元对话的时代,不宜标举一种单个的声音而惟我独尊,要考虑到当今是杂语共鸣的时代。说到在媒体、新术语面前显得六神无主、无所适从的人,那确实还是不少的。这主要恐怕是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主见,在文化批评的大力造势下,在把文化批评与文学理论搅浑、纷纷嚷嚷的氛围中,觉得晕头转向的人,是那些在媒体阵阵炒作中又见新风袭来、不免又恐赶不上趟的人。

对于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如果把它说成是属于“前苏联体系”,我以为更是相当偏颇的。所谓“前苏联体系”,如前所说,大概就是指经济决定论,文艺本质论,文艺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等一套吧。就拿经济决定论来说,过去在解释这一观点时,不少人确实把它绝对化了。在文学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少中介因素,它们是隐蔽地、曲折地相互反映的,文学问题直接从经济中去寻找动因,结果把问题庸俗化了,当然经济条件在文学发展中又是不可低估的因素。但是现在哪些学者在提倡这种理论呢!詹姆逊提出,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是文学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相应地是现代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时期是后现代主义,不仅是经济,还有信息技术起着决定作用。可是没有听说哪位先锋学者把这类观点当作经济决定论的, 倒是他们经常引用这类观点,并作为文化批评的出发点。又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搞到文学从属于政治而被引入了极左的政治的死胡同。80年代由于文学理论中内在研究的兴起,使得文学与政治算是“离了婚”了。90年代到现在呢?如前所述,现今文化批评通过自己的各种话语,可以积极地介入政治,扩大了话语的自由度,可以使用西方学者的文化批评话语,操演自己的政治观念,与权力共享了政治话语的资源,虽然明显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等级关系,不同的政治观点也难免南辕北辙。在这种情况下,便抛弃了文学与政治无关的观点,倒是铁定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了。

非课堂的文学理论,在研究范围上要宽阔得多、自由得多。近20年来,文学理论研究广泛地探讨了与文学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理论自身的建设问题,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有基础理论问题的拓展,有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入,有外国文论的大规模译介与运用,有多种文论综合性的探讨。再具体些,有一类是过去曾经讨论过、在新时期重新深入讨论的问题,如文学与人道主义、人性、共同美、形象思维的关系问题;有文学和政治关系、文学的典型性、真实性问题;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所谓“两结合”问题等,这在讨论的理论深度上,是过去难以比拟的,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过去的偏颇。此外,还有一类是面对新的文学实践提出来的新问题,如文艺美学研究、文学理论的新方法研究、现代主义、“自我表现”、文学主体性、文学审美特征、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象征论、文学艺术生产论、文学心理学、文学文体研究、文学语言研究、文学修辞研究、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和各种问题研究、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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