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实际上综合了中外多种不同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它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并未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使文学理论研究表现出应有的宽广与多样性来。20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传统，尝试中外古今的融会，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论著。比如，童庆炳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孙绍振的《美的结构》，朱立元的《理解与对话》，王元骧的《探寻综合创造之路》，陆贵山的《人论与文学》，敏泽、党圣元的《文学价值论》，王岳川的《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王先霈的《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饶   子的《比较诗学》，高楠的《艺术的生存意蕴》，杜书瀛的《文学创作论》，李衍柱的《路与灯》，王向峰的《美的艺术显形》，畅广元的《主体论文艺学》，陈传才的《审美实践文学论》，吴元迈的马列文论研究，曾繁仁的审美教育研究，刘炬的文艺创造心理学研究，许明的新意识形态论，夏之放的《审美意象论》，谭好哲《文学与意识形态》，林兴宅的《文艺象征论》，徐岱的《艺术的精神》，王一川的《审美体验论》，鲁枢元的《超越语言——文学语言学刍议》，周宪的《现代性的张力》，赵宪章的《文体与形式》，南帆的《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曹顺庆的《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金元浦的《文学解释学》，蒋述卓的《宗教文艺审美创造论》，黄鸣奋的《超文本诗学》，姚文放的《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王杰的《审美幻象研究》，唐代兴的《当代语义美学论纲》，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吕进、吴思敬的诗论，还 有一批中年学者如杨守森、张德兴、王振复、郑元者、傅修延、赖大仁、李咏吟、吴予敏等人的论著。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除了多卷本的批评史、理论史、文学思想史，还有黄霖、刘明今、汪涌豪等人的《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三卷，组成自成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有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袁行霈等人的《中国诗学通论》，张少康的古代文论研究，蔡钟翔等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多种专著，还有其他不少专题性论著，如关于神韵、意境、意象的研究，生态文学理论研究。在外国文学理论方面，有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周小仪的《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王宁的《全球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等。这类著作在理论水平上可能参差不齐，但都是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的表达，恐怕是不能给它们随意贴上“前苏联体系”的标签的吧。

对于这类研究和成果如果缺少感性知识，不了解文学理论的进展及其范围，仅凭着一些西方后现代文化观念，说中国文学理论闭门造车半个多世纪，一直在前苏联的阴影底下匍匐前进，而把它们定性为“前苏联体系”，对于人们近20年来的探索却视而不见，这样，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学理论所做的努力便一笔勾销了。这类话语肯定会有轰动效应，但并不符合文学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是无助于问题的反思的!

古代文论现代转化是对前苏联体系”的“眷恋”吗?

批评文章认为，当今文学理论中所谓中国学派的诉求，根本原因在于对当代文艺学偏离了原来的传统深怀焦虑。“文学理论批评在西方无疑是一门成熟且发达的学科，……现在，如果匆忙中就想建构‘中国学派’，中国‘自己的'文艺学，仅仅依靠前苏联的体系，加上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再加入一点西方现代理论，那只能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拼盘，结果只能是弄巧成拙”。

要在文学理论中建立“中国学派”，以我的孤陋寡闻，似乎未曾听说，但这一口号在八九十年代的比较文学界讲得较多。反对的人说，这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学术是不分国界的，至于外国人那自然另当别论。提出建立“中国学派”的人说，国际比较文学界有法国的影响学派、美国的平行学派，它们都无视东方文学经验，而现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力量迅速成长，在原有的几个学派的基础上，特别是进入跨文明研究、东西方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的新阶段，是可以走出自己的路而会有所超越的，我以为这一说法是合乎情理的。

希望建立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或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说法，倒是有的。这一说法流行于八九十年代，我也是赞成的。主要是七八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一直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来回冲突。主张西化的人，总是认为西方文论成熟而发达。50年代之后，西化中的欧美文论被冠以资产阶级帽子，受到批判与冷落;而西化中的前苏联文论，被冠以马克思主义，人为地使之占有了绝对优势;同时某些政治人物，把某个个人的文艺观点，奉为“真经”，一时间要我们天天诵念。80年代初以后，这类庸俗化的文学理论包括前苏联文学理论受到清算，西方文论主要是后来的文化批评，一波接一波地压了过来，一些学者由文学理论转向文化批评，扩大了话语的领域。但是，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是，如果我们要把它们视为我们当代的文学理论形态与规范，就很麻烦了。

第一，近三四十年来，西方文化批评往往是西方某种哲学、文化思潮的衍生物，尽 管其中确实存在许多积极的因素，给我们以深刻启发，但是它们的虚无主义成分十分浓重，因此从整体上恐怕难以成为我们文化、文学理论的规范。第二，西方的文化批评是建立在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理论描述，它们可能局部地适应于当前的中国文化与文学，但在整体上难以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文学经验。如其不然，那么我们翻译、搬用它们就可以了。像上世纪50年代，那时前苏联三四流的著作大批地译成了中文，“丰富”了我国的文化，为此原作者与译者双方都深感荣幸!但是翻译、搬用不能代替文化的创造。近十年来，在西方文化批评在我国的流行中，倒是少数对于文化批评有着分析、吸收而不是盲目颂扬、全盘照收的学者，成了探讨中有着真正独立学术品格的“他者”;而有的论者还只是在诘屈聱牙、让人难知其所云的西方观念翻译话语中腾来倒去，用中国的某些文学、文化现象注释着它们。看来好像不断地在更新话语，左右逢源，实则今天以这一学派的话语为准则，明天则奉另一学派的话语为圭臬进行演绎。自然，这里不是一概反对新术语的输入，不少新术语往往是反映了某种新思想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80年代初，当庸俗社会学受到批判，有的研究古代文论的学者尝试提出，是否可以用古代文论来替代文学理论学科，这在那时自在情理之中。但是完全用古代文论来替代当代文论，难度也很大。主要是“五四”以后，现代文学理论是在新的文学理念上建立起来的，它的一套迅速发展起来的话语，与古代文论术语很不相同，如果不对在古代文学经验上形成的古代文学理论话语进行适当地现代转化，不对那些极多歧义的文论观念与术语的涵义进行梳理与重新界定，古代文学思想就不易融入现代文学理论。当然，不少古代文学理论观念，甚至古代文论的核心观念——政教型文学观，实际上被现代文论所接受，也可以说融入了现代文论的骨髓。比如，古代各种文献里所记载的“诗言志”，说法不一，但指向一致，诗是陈志、言志、明志的，表现感情思想，涉及人伦教化、政治抱负等。发愤抒情，政治教化，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涵不尽相同。而当国运衰微，通过文学来表现上述思想，却是极为普通的现象。20世纪初，在文学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梁启超的文艺思想。“五四”前后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具有强烈的民主气息。尔后输入的无产阶级文学观具有极强的政治倾向性，与古文论的教化型文学观极为相似，所以一拍即合，在这点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但古代文论在整体上是被排斥的，50年代后尤其如此，形成了深刻的时空的隔阂，而出现了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传统既有继承、但又有脱节甚至断裂的奇特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古代文论观念及其一套话语，来全面阐述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那是难以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接轨的。这样很可能我们又割裂了一个靠我们最近的现代文学理论传统，难以进入操作，到后来又得来做弥补、联结的工作。

正是在这种西化难以通达、古代文论替代也难以如愿的情况下，学者们提出了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即如何建设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这里就出现了传统、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传统、继承与创新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我们无法摆脱的生存状态。新的文学理论形态的建立，如果不弥合与传统之间的分离，就难以收到成效。任何文学理论的创新，既是反传统的，甚至很可能是亵渎传统的，又是传统的继续。传统是创新的未来，而创新则是过去传统的继承、改造与发展，否则传统将失去自己的生命力。要继承传统，必须融入创 新，不断地激活传统，否则传统就是死的传统，传统的继承也无从说起，而创新便成为无根的创新。创新实际上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吸取本民族文化甚至他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在激活中形成新思想、新文化、新传统，这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不认识、不承认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想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那必然会去寻找、继承他人的文化传统，纯粹引进外国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的传统，这就造成了文化的断裂。就像一个人身处异国他乡，他要么固守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那会与周围新的环境格格不入。要么保留自己原有的一些文化传统，吸收一些周围环境的文化与文化传统，改造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并对周围文化环境有所影响。要么抛弃原有文化传统的心理压力，完全融入新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进入新的文化及其传统之中，改变原有的身份。

近百年来，引进、西化与传统的关系始终在争论之中。每到社会转折关头，在西化与传统之间，总是要爆发形形色色的冲突。50年代后几十年打倒传统的结果，瓦解了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起码的人性关系与准则，人们至今深感创痛犹存。90年代，市场经济全面定位与实施，于是西化之风又劲吹起来，与传统之争又不可避免，在文学理论建设中也是如此。

1992年秋天，在开封的全国文学理论会议上，我对近十年的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研究所获得的成绩做了评述与展望，提出在当代文论的建设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理论与古代文论的融合。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融合古代文论，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有几个方面困难需要克服。一是表现在最近几十年来，自引进了苏联的文学理论体系后，文学理论的研究始终是与我国古代文论的阐释相分离的……二是由于几十年来对我国古典遗产一直持警惕、轻视、批判态度，所以在很长时期内古代文论研究几乎无甚进展，直到80年代才又复兴” 12 ，希望古今中外融会起来。1996年初，我在《会当凌绝顶——回眸20世纪文学理论》 13 一文的最后部分，明确提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认为文论建设有三种资源，作为我们出发点的现代文论传统，需要融合古代文论与外国文论。同年秋天在西安召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全国学术研讨会”，会后有文集出版，学者之间存有意见分歧，都属正常。后来这一专题，在《文学评论》上进一步展开讨论有一年半之久，意在推进古代文论对于当代文论的融入。1998年《文学遗产》第3期发表了陈伯海、黄霖、曹旭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三人谈。三位学者高屋建瓴，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发表了不少精彩的意见，提出了实现转换的关节之点——比较和分解，即既要“在古今与中外文论沟通的大视野里加以审视，这就形成了比较研究”，同时，“还有赖于对古代文论现代诠释，使古文论获得其现代意义……立足于古文论自身意义的解析和阐发，剥离和扬弃其外表的、比较暂时的意义层面，使其潜在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内涵充分显露出来”1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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