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的融合，前贤早就这么做了，而且成绩卓著。早一些有梁启超、王国维、陈钟凡、朱东润、罗根泽的著述，有朱光潜的《诗论》，宗白华的《美学与意境》，有钱钟书的《谈艺录》，王元化的《文心雕龙讲疏》。现在则有蒋孔阳的《美学新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童庆炳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郁沅、倪进的《感应美学》，张少康、蔡钟翔、陈良运、郑敏、吴功正、袁济喜、顾祖钊、蒲震元等人的论著，有曹顺庆等人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梁道礼的《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更有一些年轻的学者，进一步梳理了古代文论话语，力图为打通古今而撰写了一批很见功力的论著，其中有李思屈的《中国诗学话语》，杨玉华的《文化转型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嬗变》，李清良的《中国阐释学》，代迅的《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等。如果老学者们的著作，未能赶上对“前苏联体系”眷恋的荣幸，那么年轻一些的学者的著作难道就是表现了对“前苏联体系”的眷恋?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样的课题，就像重写文学史那样，20年来一直受到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关注。围绕这一课题，既有理论的探讨，又有实践的深入。现在的批评文章说:企图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那不过是用“前苏联体系”即老马克思主义，加上中国古代文论的转化，再加点西方文学理论作料而成，所以这只能是一个弄巧成拙的不伦不类的拼盘!这里似乎需要说一说现代文学理论传统问题，即百年来我们是否只有“前苏联体系”。

如果我们把20世纪初以后80年的时间算做现代，那么现代文学理论较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空间与时间上既宽且长。现代文论是由“五四”前后一个各种文学思想争相竞妍的阶段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阶段组成的，它们都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的组成部分，并共同组成了现代文学理论传统。现代文学理论虽然面目奇特，甚至扭曲，发育不全，但无可否认，它自身已成了传统，并且成了现代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虽然现在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对此大都避而不谈。从这一传统使用的基本话语来说，现在我们大量使用的文学理论话语以及一些核心观念，除一小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极大部分来自现代文学理论传统。比如梁启超移植、创化的“新文体”、“新小说”、“写实派”、“理想派”、“象征派”、“浪漫派”、“文学的本质和作用”、“人生观”、“幻想”、“想象力”、“趣味”、“境界”以及熏、浸、提、刺等，我们仍在使用。而王国维移植中外文论创化的“美学”、“美术”、“艺术”、“纯文学”、“艺术之美”、“自然之美”、“优美”、“古雅”、“宏壮”、“美雅”、“高尚”;“感情”、“想象”、“形式”、“抒情”、“悲剧”、“叙事”、“欲望”、“游戏”、“消遣”、“发泄”、“解脱”、“能动”、“受动”、“目的”、“手段”、“价值”、“他律”、“自律”、“天才”、“直观”、“顿悟”、“创造”、“世界”、“自然”、“现象”、“意志”、“实践理性”、“人生主观”、“人生客观”、“自然主义”、“境界”、“隔与不隔”等，以及徐念慈的“审美”、“体裁”、“形象性”、“理想化”、“美之快感”等，它们与五四运动时期增加的不少理论话语，与后来引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部分话 语，组成了现代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如今，现代文学理论正在融入当代文学理论之中，并且在此基础上广泛接受、融合外国文学理论与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有用成分，甚至包括某些后现代文化批评话语，组成了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系统，这难道就一定会成为不伦不类的理论拼盘?其实，只知一些文化批评思想话语，或是相反，只知一些古代文论话语，或只知一些现代文论话语，要让他拼凑也是拼凑不起来的。新的理论形态的求索，不是拼凑，更不是移植，而是融合。批评文章的思路是，利用不同的理论资源，在它看来一定就是拼凑，而不见还有同一、融合与创新，主要是在于不认同本国有什么有用的文学思想，而只认同引入的文化研究思想。因此它看来是先锋、激进，在80年代初这类批评话语还是很有效力的，现在还在运用这种思维方式与话语，就显得过时了!对于建立新的文学理论的诉求，现代文论传统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恐怕不能用后现代文化批评惯用的“颠覆”手段，贴上“前苏联体系”的标签，就可使现代文学理论传统和近20年来文论建设的努力消弭于无形的。

至于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呼吁，与其说试图从中国古代文论中吸取精华来重建当代文艺学，不如说仅仅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警惕”，“就是针对当代文艺学的西化倾向的一种抵制和修正”，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已与欧美接轨，科技产业、经济管理，甚至行政管理也努力吸取欧盟与美国的优秀经验，但思想意识显然还对‘西欧北美'持深刻的歧见”等等说法，就更使人不敢苟同了。为什么呢?主要是8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极少数人，仍在著述中使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对待西方文论外，绝大多数学者则早就摆脱了这类绝对化了的思维方式，在西方文论中吸收了不少有用的东西。90年代，后现代文化研究思潮大举进入我国，不排除少数人把它们视为资产阶级文化思潮。但是这时评价西方文化思想的准则，大多数人已不再使用狭隘的阶级标准，而是看它们对于我们社会、生活、文化、文学现象的说明的程度，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认为当今只有“前苏联体系”，至于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传统不过是几个苍白的影子，那还留下什么呢，自然只有西化可走!既然只有西化，那干吗人们还要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体系持有警惕态度，用什么中国特色来抵制西化的文化理论呢!

实际上中国学界并未抵制文化批评的输入，现今出版最为热门的著述，正是那些文化批评读物的译本。但是一些学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体系”持有警惕倒是有的，不过这并不在于它的知识传播方面，以及可供学习、借鉴的方面，而是警惕它还是一个不吃素的文化体系，在于它是一个利用普世主义，侵袭、破坏和并吞其他文明、文化的文化体系。英国人吉登斯对于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价值观的全球化观念说:全球化是西方现代性的发展的后果之一，“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它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互相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 16 。特别在欧美舆论对经济全球化、甚至文化一体化的大力鼓吹下，西化就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渗入我们文化的各个角落。所以有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批评持有警惕，不在于它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和知识体系，不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可以学习的东西，而是警惕它与生俱来的、善于颠覆种种价值的文化虚无主义，使我们最终成为不再存在的“他人”，仅此而已! 遗憾的是，一些文化批评学者，对于他们热衷的指导思想，就像我们社会里的很多官员，对我们从来是报喜不报忧的，不说真情的。在这一点上，吉登斯似乎更为坦白一些。这可能就是那种藉反对本质主义反对对于事物进行本质特征分析、研究的学术心理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真的存在“后现代真经”吗?

那么我国文学理论的出路何在呢?批评文章最后提出，就是“需要下大力研究西方当代的理论与批评，真正能把别人的优秀成熟的成果吃透，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创建中国的文艺学不迟……我们并没有能力在短期内改变它，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学习、研究，再学习再研究”。如果说“民族国家的身份障碍”不那么严重，那么“就可以壮着胆子与国际接轨。这在学科体制方面也可以有所变动，就是按照西方的模式，使文学理论“历史化”与“批评化”。文化研究已经使欧美大学母语文学系变得异常活跃，而当今中国的文艺学则已“从文化研究那里取得后现代真经”，“文化研究既直接与西方当代理论批评接轨，使它轻易就越过了历史断裂或差距，同时又获得了崭新的形象……经历过文化研究的洗礼，当代文艺学又重新踌躇满志，从历史与现实多方面切进各种现象，既显出包罗万象的气魄，又不乏游刃有余的自得”17 。

如果唐代高僧历尽千辛万苦到西天取经，取回了一部佛经——真经，那么我们的现代学者（高僧），则从今天的西天抱回了一部新的真经——“后现代真经”!如今文学理论在这部真经的指导下，不过几天锋芒小试，就在我们眼前呈现了一幅文学理论欣欣向荣的美妙的图景，而且具有了包罗万象的气魄，游刃有余的自得，这恐怕说得太乐观了。对于这部真经，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研究、研究再研究，学深、吃透，那需要多长时间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知识与思想的民族本位性的绝对界线已经难以确认，学术的国际化趋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以西学为主导”。看来，对于这部“后现代真经”，我们自然只有学好、吃透的份儿了。这里要求学深、吃透的如此热诚且富有激情的语言，我们在30年前学习“红宝书”时就听到过了。那时人们足有十多年时间学习革命“真经”，结果把人们弄得傻头傻脑，不会思想了。在那30年间，“真经”可是剥夺我们一切表述的话语权的东西，是使我们扎米亚金的“我们”化的东西，所以现在再度听到欢呼“真经”，就不由得使人们满身要起鸡皮疙瘩的。现在要求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来学习、研究一部“后现代真经”，并且又是“以西学为主导”，又是“学术的国际化趋势”使然，一旦学成了，我们真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可能化为一滩再也站不起来的水了!到那时，大概可以彻底地和欧美文化真正接轨，历史传统、历史断裂、差距等等，不仅可以轻易地越过，而且可以泯灭不见了。但是对于任何思想、理论，是绝对不能把它们视为“真经”的，一旦它们成了我们心目中的“真经”，它们就会变为盲目的教条，使我们异化为它的奴隶。我们只能把对方的思想视为与我的思想的平等的对等物，可能我与他人的这些思想在价值上有高低上下，但必须是相互平等、互为独立的双方，否则，就会被别人的思想吞没了。

从文化思想的关系来说，以学深、吃透的“后现代真经”来跨越历史断裂、差距和传统，使人觉得这又是一种新的历史断裂，这恰恰是后现代文化批评、它的后现代性的非历史主义一面，很可能是一种类似于要求标准化的美国式的思维。 詹姆逊在一篇采访录里说到:“美国人看问题无须任何历史角度，也许连阶级观点也不需要。这在‘文化研究’这一学术形式中亦有表现。他们不在自身特定的环境中看待自己。” 18 我曾在一篇论文中引用这段话，以为他是在批评美国的思维方式，因为美国人的历史很短，因此没法“历史感”起来。他们谈论问题，不跟你谈什么历史、传统。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历史与传统，既是重负也是财富，是无法摆脱的。美国人只是给他国立法，强要他国遵守、执行由他们制订的准则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普世主义规范，不管他国具体情况与历史条件如何，如果你不同意，那就诉诸枪炮、导弹!但是当我读到詹姆逊的另一篇访谈录时，发现他原来就是一位具有标准的美国思维的学者。“现代性的口号在我看来是个错误的口号。我认为它产生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境遇，其中资产阶级关于进步、现代化、工业发展以及诸如此类事物的看法，最终一无所获，而且社会主义的观念也从中消失”。他进一步说:“我真的不认为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独特的现代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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