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话语权力与不同文化间文学形象传递的关系指出，跨文化交流中的形象是折射不同文化价值的重要参照。立场成为不同文化间塑造、传递文化形象的重要因素。研究不同文化间知识分子的立场对文学形象的塑造与传递的影响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一 跨文化对话中的话语权力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间的交流和冲突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焦点。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来自不同国家民族背景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能够直接对话，但是人们发现原来意义上殖民地与宗主国依存关系的丧失并没有改变东西方之间的深层等级关系，在对东西方文化的描述中，传统与现代、发达与落后、民主与专制、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等含有明显价值判断和政治立场色彩的等级话语模式仍然根深蒂固的普遍存在，显现着浓厚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主义情结。正如艾勒克·博埃默所说:“我们千万不要搞错，这种刚刚出现的跨文化的对话，还不是欧洲在认识上的一种变化，不是一种共享的关系或平等交流的关系” ① 。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移民精英知识分子感受更加强烈。托多洛夫在《批评的批评》中说，自从他取得法国国籍以后就强烈地感到他与其他的法国人不同，他同时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当他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他曾放弃的涉及到价值范畴的文学基本问题中去了。
康拉德作为殖民文化现象并不只在他生活的时代才产生，不同文化间的等级差异才是其存在的根本原因。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康拉德的消失，因为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前殖民地内部的民族、阶级、甚至性别之间的等级差异。全球化并不是解决这些老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使它们更加激化。这样，文学领域一度隐退到幕后的价值问题，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相互之间融合的老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对文本纯粹美学分析的关注被对种族、性别、阶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分析所取代。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书斋之内的革命，而是要在许多残酷现实经验的基础上重新为文学理论的存在方式找到可靠的根据。阿布都·默哈默德说:“对殖民主义文学所作的批评尽管有很多成绩，这种批评的主要注意力却因为不考虑文化和历史的政治背景而使自己受到局限。封闭的人文主义要求批评家回避对政治、操纵、剥削和政治权的剥夺等因素进行分析，而这些因素恰恰构成了文化生产和文化关系。” ② 在索绪尔的影响下，理论家们过分习惯于词语差异系统的构成，一心沉溺于概念关系的结构，但失去的却是现实。后殖民理论家站在第三世界文化立场上揭示西方话语霸权运作模式的冲动和西方社会中反对主流社会对边缘群体压迫的潮流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为我们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重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当然，后殖民理论家并非想通过对话语与权力关系的研究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殖民主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不是号召文化理论家去直接研究政治、经济和军事，而是把对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思考作为自己研究文化、文学交流的背景，通过对强弱对比的思考，揭示出隐含在话语背后的价值、欲望和利益冲动。后殖民批评对话语中等级差异思考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福柯关于“权力与话语”的理论。在福柯看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等与和平，没有中立的主体，任何人也不可能占据普遍、客观或中性的主体地位。所谓中立客观的话语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幻想。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对这个问题论述得非常清楚:没有一般的陈述，也没有自由的、中性的和独立的陈述，陈述有助于或者阻碍实现某种欲望，顺从或者违背某些利益。任何陈述都有它产生的具体语境和话语体系，都受制于具体的权利—欲望—利益的网络。即使像“地球是圆的”这样的陈述也会随着讲话者的立场与具体语境产生不同的意义 ③ 。更重要的是，福柯不仅仅揭示隐含在话语背后的立场问题，而且企图颠覆传统话语中的等级关系。《疯癫与文明》的根本主旨就是:颠覆传统对疯癫（非理性）与理性的定位，实现疯癫与理性的对话。在他看来，疯癫曾经凭借想象的自由在文艺复兴的地平线上显赫一时，理性与疯癫的对话在18世纪末停止了，监狱、牢房、流放、酷刑代替了理性与非理性的交流，非理性保持了缄默。李尔王疯癫之后发现的真理，堂吉诃德的疯癫所呈现出的伟大精神，只有在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及阿尔托如划破夜空的闪电般的作品里重新出现 ④ 。福柯关于多元主体间力量、等级与权力关系的分析为后殖民理论家分析后殖民问题提供了基本策略。他们不过把福柯的权力话语概念扩展到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霸权主义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此外，法侬的“反抗立场”，葛兰西关于“话语霸权”的思想，尼采“一切再现都是歪曲”的思想都成为后殖民主义的基本主题。
性别的问题在后殖民批评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因为后殖民批评与女权主义都存在着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因为女性容易作为殖民地的隐喻而存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类比性，都处在从属、边缘的地位，被白人男性看作侵 略、掠夺、占有的对象。弗洛伊德就曾把女人比作“黑暗的大陆”。从隐语的角度讲，可以说世界上最后的殖民地就是女人，也可以说，世界上最神秘的异国是女人世界 ⑤ 。由此看来，揭示女性在第三世界文化中所处的位置对于暴露殖民文化的掠夺本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殖民者对“异”的探索与他们对女人的探索是紧密相关的。总之，对殖民地女人的占有同对殖民地财富的掠夺、对殖民地人民的精神压迫一起成为殖民者的主要动机。当然在同一个范畴上使用女性这个概念，容易把激进、自由的西方女权主义和处于强烈的阶层差异和种族差异之中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混为一谈，将西方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女性主体抽象为普遍化的女性主体，从而否定了具体的政治和历史对第三世界女性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二 差异原则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形象的塑造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主要关注西方殖民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是如何把伊斯兰文化进行区分、描述和再现的。他认为东方和西方这样的话语都是人为建构的，东方与其说是一个地域空间，还不如说是一个在话语中被反复谈论的对象和特征 ⑥ 。萨义德关注的并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西方关于东方形象的话语，即西方是如何描述、想象、评论东方的，这也是整个后现代批评的基本主题。
在差异与他性之中描述弱势文化转成强势文化成为展示自己优势与权力的基本策略。克里斯蒂娃笔下的中国妇女、巴尔特眼中的日本文化、孟德斯鸠描述的土耳其暴君等都是这种策略的典型显现。法侬，这位被萨义德称为“后殖民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先驱”，在他著名的作品《黑皮肤，白面具》中说，在白人的眼光下，他背负着一种作为陌生人的重担;在白人的世界里，有色人的发展面对着无法估量的困难 ⑦ 。黑人在殖民文化的白人—黑人、自我—他者、优秀—落后、文明—野蛮、现代—封建、民主—专制、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区分下，被置于一个被观看、被描述、被欣赏、被蔑视的位置上。这种司空见惯的二分法，表现了霸权主义不仅通过火与剑，而且通过控制精神与灵魂来强化自我—他者的殖民关系。差异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相对论，而首先是一种价值观。所以，克里斯蒂娃在《关于中国妇女》里，虽然以同情的方式来看待中国，但是那些被称为是独属于中国的事物只能被理解为西方话语里被否定或受压抑的一面。克里斯蒂娃把中国“他者化”和“女性化”的做法不过是后殖民理论家反复揭示的强势文化塑造弱势文化的一种基本策略。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认为所有第三世界文化都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人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而这种寓言化过程的最佳例子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的第一部代表作《狂人日记》。詹明信首先采取了区分原则，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区分开来，“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区分使他把鲁迅归入了不能“自主或独立的文化”之中，他对《狂人日记》的解读展示了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经验和体会，追求“普遍性”和“本质主义”的潜在欲望使他的研究产生了“洞见”，同时也产生了“盲视”，显示了作为第一世界的、有名望的、白人理论家的优越性 ⑧ 。殖民文化理论之所以热衷于区分，就在于，在区分中他们自认为代表了一种普遍性、一种本质和一种历史方向。正如福柯所说，大国的历史先验地包含小国的历史，强国的历史附带着弱国的历史。大国的文化史不仅通过颂扬自己的力量来增强它的光荣，而且还通过不断展示弱势文化的怪异来显示自身文化的优越，并把自己描述成为给被压迫民族带来“福音”和“现代化”的救世主。所以，阿布都说:“尽管他们隐蔽的目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帝国主义物质手段彻底地无情地剥削殖民地的自然资源，而他们公开的目标，正如殖民主义话语所表明的，向他们引进西方文化的一切好处。” ⑨ 所以，叶维廉说:“所谓‘现代化'，不应该是一种绝对的、不必反思的价值取向。……‘现代化'只是掩饰‘殖民化'的一种美词。” ⑩ 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历史图式下，西方把自身的特殊性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参照系，把其他文化放在了即将被历史淘汰的位置上，随着历史的发展，东方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臣服于西方。总之，在殖民主义的区分模式里，殖民者经济、话语的优越性与文化、道 德的优越性有着一种深层的共生关系，被殖民者不是被看成对话的对象而是被看成反映殖民者优越性的一面镜子，如欧洲文化史中普遍流行的中国人落后、守旧、缺乏理性的观念。在18世纪欧洲所谓的哲学时代，这个欧洲人最向往中国的时代，伏尔泰就对中国孝顺父母的儒家传统抱有强烈的好感，但他仍否认中国“有发展的能力”。“中国落后的观念”和孟德斯鸠的“中国人习惯于专制统治、安于对中央集权的屈从”一起成为18世纪甚至以后关于中国的固定观念和基本主题。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气候是十分有害的，它可以使人们懒惰涣散，不爱工作，易于接受严酷的统治。亚当·斯密就常常使用诸如“停滞不前”、“陈陈相因”的词汇来形容中国。黑格尔则根据他的历史观认为，“中国人处于人类意识和精神发展进程开始之前，而且一直处于这一进程”，中国人“由于环境的缘故或处于他们的本性，心甘情愿地”服从皇帝，“成为奴性的人”，无法理解古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的“某些人是自由的”、德意志世界知道的“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观点。所以，“中国没有走向主观自由，它是历史的童年”，中国被置于历史之外。笛福在他的作品中则更加“攻击中国，促成了某些否定性的固定看法，其中包括不诚实，——指的是中国人做生意时不老实、肮脏、虚伪、说一套做一套，装模作样，中国官吏的虚伪举止等” 11 。西方文化中认为中国人缺乏理性的观点，其实质就是试图根据所谓的普遍理性把中国人排除在历史之外，否定中国文化具有参与创造历史的能力。蒋廷黼在《现代中国史纲·前言》中也说:中国缺乏科学，在西方人培养了一种强烈的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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