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我国学术界相当知名，他的著作已有九部翻译出版，至少有三人以他为题写了博士论文。可以说，他是当前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今年七、八月之交，他应邀来华访问，先后在华东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读书》杂志和湖南师大进行学术交流，就其即将出版的新书作了系列演讲，其间还参观了革命圣地延安。他的新书题名《单一的现代性》，是针对“9.11”事件之后右翼势力的复旧而写的，从分析现代性扩展到后现代主义，并提出晚期现代主义的概念。本文主要从历史角度阐述现代性，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

一

作为一个概念，“现代性”一词经常与现代性相关联，以至于当我们发现这个词实际上早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存在时我们不免大吃一惊 ① 。基拉西厄斯（Gelasius）教皇一世（494/5）在使用该词时，它仅仅用于区分不同于先前教皇时代的当代，并不含有现在优越于过去的意思（除了现在在时间顺序中的排列）。现在与最近的过去属于一个连续体，两者都与基督在世时的特殊历史时期有着巨大差别。因此，拉丁语“modernus”仅指“现在”或“现在时”;在希腊语中，不存在指代这种意思的一个对应词，因此，关于该意义的拉丁语与希腊语是一致的 ② 。然而，差不多处于同一时期，当卡西奥德洛斯写作时，即，哥特人征服罗马帝国以后，这个词开始有了新的含义。在这位基本上属于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看来，“现代”有了一个对应词，他称之为“过去”。站在教皇的角度看，哥特人新建立的帝国并没有在基督教传统中形成一种断裂，但对于知识人士而言，它却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分界，这种分界使得先前的经典文化有别于现代文化，而后者的历史任务在于对先前的文化进行再造。正是这种分界使得“现代”这一术语形成了特定的意义，这一特点延续至今。对于卡西奥德洛斯而言，这个词充满了后来者因为无法超越前人而产生的忧郁，但这无关重要，在各种文艺复兴语境里（加洛林王朝，12世纪的文艺复兴，以及伯克哈特的意大利），人们欣喜地接受了一种新的历史使命

这里的一个争议是关于“新”（novus）和“现代”（modernus）的区别。我们能不能说，凡是现代的必然是新的，而新的未必就是现代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类似于个人与集体（或者历史的）之间的区别问题:一方面是形成个人经验的事件，另一方面是对整个集体暂时性进行明显调整的那些时刻做出隐含或者公开的认同。在“新”的情形下，带有述谓化主题（the predicated subject）的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有别于它的前任（predecessors），它既没有特定的指涉对象，也无特定的结果;在“现代”的情形下，它与一系列类似现象发生关联而且被置于一个封闭的、现象消失的新世界的对立面进行理解 ③ 。

现代这个新词在这种区别意识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对属于这个传统的结构主义词汇学家而言 ④ ，对不同术语、异体词进行掌握，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我们无法对某个领域作出区分，那么，就不可能对截然不同的时空进行区别” ⑤ 。然而，这里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且也不是非存在不可。我们可以想像这样一种情况:术语在某个空间里蓬勃生长，同时，它们也可以在另一个领域里被某些新兴的意识挪用。

然而，这里的关键是，我们不能低估像“现代”这样一个具有不规则动力的词语。要理解这一术语，我们至少有两个互为竞争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将它放入时间框架中并对它进行分类。这势必引出一些划分时间的词（将来时、前将来时、过去将来时、未完成时，等等）。我们可以跟随莱恩哈特·科西勒克 ⑥ ，列出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各种观点，将关于时间的新词视为一个证据，并以此推断出关于历史意识形成的叙事。然而，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这种方法会由于二律背反而失败，因为，关于时间已经有这样一种权威说法:“当我们要谈论时间时，总是太迟了” ⑦ 。

另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属于语言学模式，它不是从探讨意义、意识角度出发，而是从物质符号入手。可以这么说，“现代”一词属于耶斯坡森称之为转换词一类: ⑧ 即，功能词，或者是用于指代言说语境的指涉词，它所代表的意义和内容因人因时发生变化。代词（如，我——包括主格和宾格，你），指涉地点的词（如，这里，那里），当然也包括指涉时间的词（如，现在，当时），都属于这一类。事实上，正如大家知道的，现代语言学产生之前，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开卷处就对这些转换词提出了讨论。他指出，这些词乍一看显得再具体不过，但当我们对它们的变异有所认识以后，就会发现，情况不是这样 ⑨ 。不过，转换词的确存在，虽然它们在哲学层面上显得不连贯;在过去看来众所周知的各种“现代”说法，向我们暗示，完全可以将“现代”一词归入转换词一类。不过，这样一来，现代的各种悖论就缩减为仅仅是新的悖论:现 有的每一种语言中都有转换词，这有可能使我们目前探讨的目标丧失历史性，而历史性恰恰又是以前一种模式所强调的。

然而，从绝对意义上讲，这两种方法中固有的内在矛盾，使得这两种模式都行不通，但这一点暗示了这一目标本身的基本含混（因而也容易形成一系列程序化策略和防范）。姚斯具有权威性的概述提示，现代性概念在其形成的历史中存在着另外两种发展，他的这一观点大大增加了上面提到的疑虑，因此，在我们对这一观点作出最后评估之前，有必要对此加以分析。

第一种是他称之为循环的现代与类型的现代之间的区别 ⑩ 。对于循环出现的思想，我们自然不陌生，比如文艺复兴（“现在，所有学科都得到了恢复，语言也已经得到创立”11 ）。“一代人”在它产生之时总会带来某种周而复始的运动，而同时在身份和集体自我意识两方面对该时代提出强烈要求，虽然后者表现得不太明显（一般地说，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一种具体的方式使人觉得它具有革命性，而这就使这一运动有别于先前，不至于被视为某种“循环”的回归）。

姚斯提出的另一种模式，即，类型的现代，按照他的说法，不仅仅指某一特定时期感觉到自己对过去某一时刻进行填补或者完成（像新约与旧约的关系一样）。这种关系当然同样存在于文艺复兴以及“古代与现代之争”中所谓的现代人:但它与简单效仿、纯粹模仿不太相关，例如卡西奥德洛斯对异教文学表示的尊敬，以及那些对12世纪的现代表示敬仰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们认为自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然而，正如“古代与现代之争”所示，无论现代优越于过去，还是觉得自卑，这一问题与在两种历史之间建立的认同相比，显得不那么重要。若要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任何一个进行评价，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同样适合。

然而，这里存在着另外一种不连贯:具体地讲，当我们对这种对立予以进一步审视时，我们会觉得这两个极端都会在对方那里得到消解;循环的现代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变成了类型的现代，而类型的也变成了循环的。因此，我们可以对这种分类进行重新表述:在现实中，这涉及到一种格式塔的转换，从两种不同的感知角度对同一物体、同一历史时期进行观察。在我看来，可以将第一种感知（循环的）描述为在感觉到存在断裂时候的一种历史意识;“类型性的”，则指对整个时期的关注，感觉到我们（现代的）时期类似于过去某一时期。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不管两者之间存在着多大的互补关系，我们必须对注意力进行相应的转换:将我们所处时期视为一个完整的新时期，但是，这并不完全等同于将眼光集中于新时期的独特性在戏剧化的转变过程中与最近的过去发生的断裂。

我们可以将姚斯注意到的另一种对立当作对前一种对立进行的完成和阐述。这一对立与“古典”和“浪漫”之间的对照形成了富有历史意义的一种对比，不过，它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诚然，后期浪漫主义在当时依然被视为针对古典主义的一种反叛姿态，但对它产生不满的时候，现代概念也随之产生。波德莱尔试图采用一种我们至今依然认同的用法对它进行描述，其中最大优点似乎在于这样一个新发现:现代独立于各种历史对立和对照而存在。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种发展也依赖于古典逐渐形成过程中产生的那些变化，虽然古典已经不再指人们通常认为的“古代”，或者“古人”。那是一种巨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对过去的强烈怀旧、迷恋，以及后来者由于自卑、痛苦形成的伤痛，已经不复存在。的确，姚斯在叙述“现代”幸运时，发现了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情况:当古代与现代之“争”开始缓和时，双方不无惊讶地走向了一个共识:即，这场官司得以裁定的那些条件——古代是否优越，当代以及现代是否低劣——这样的答案令人不满，于是，双方都认为:过去、古代既不优于也不劣于现代，只是不同。历史性就在这样的时刻诞生了:针对历史差异作出的新的历史意识使我们拥有了一个新词，用于指涉现在的对立面:古典。司汤达也许会用这个词来描述存在于过去的这种或者那种现代性（或浪漫主义）12 ，姚斯在此结束了他的叙述，他附带着提到了历史性固有的另一面，即，未来。然而，未来对我们的过去以及现在的现实性具有评判作用——圣-彼埃尔主教在1735年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到了这一点13 ——这对于我们如何看待现代和现代性问题有着重要作用。

二

现在，让我们先作一些形式总结，然后对现今 流行的各种现代性理论进行分析。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对历史时期及其断裂梳理出一种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本身就是连续与断裂（或者说同一与差异）这个更大辩证关系中的一个时刻。它之所以是辩证的，是因为它不能在其自身内部找到一种固定不变并且得到解决的东西，事实上，它生产出新的形式和种类。我在别的著述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连续与断裂之间作出选择类似于编史学中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开端，因为它首先是对材料和证据进行的整理，所以，材料和证据都无法对这种开端做出合理的解释14 。当然，这样一种选择，或称之为基础，有可能被重新建构为一种简单的事实，对自己的前历史（prehistory）提出要求，并且生产出自身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形中，最简单的叙事版本也会使我们亲近于所处时期以及普遍意义上的后现代性，而与连贯发生疏离，会使我们偏爱决定论，疏远传统。人们也许会由此联想到后资本主义的各种短暂性以及其将它简化为现在，历史感和连续感的消失，等等。这至少在最低程度上表明，这样一种新的因果链的建立实际上与一种新的叙事的确立有关（与我们开始讨论时提到的史学问题相比，具有不同的出发点）。

这样一种情形下，新的叙事以及新的出发点，从旧叙事的限制和出发点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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