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效果的角度对这种转义做出描述。首先，现代性转义具有利比多的能量。就是说，它是一种独特的知识兴奋运作，通常与概念性的其他形式没有关联（或者说，如果某种假设隐含在这些不相关的话语中）。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时间结构，与我们对各种情感的预料，如，欢乐、悲伤，存在遥远的关联，它似乎在现在时段内集中于一个许诺，并在现在时段内为掌握未来提供了一种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类似于一个乌托邦比喻，因为它包含了将来的时间纬度。不过，那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对乌托邦视角的意识形态进行的歪曲，这就成了一个带有欺骗性的承诺，其目的在于在长时期内驱除并替代乌托邦视角。然而，我想强调的是，用于对这种或那种历史现象的“现代性”进行肯定的方法常常导致一种类似充电的作用:将文艺复兴时期某位画家抽离出来，并把他视为早期现代性的一个迹象19 ——我们将在以下的讨论中谈到这一点——常常唤醒一种强烈的情感和能量，这种情况源于当我们对过去一些有趣的事件或者不朽的作品表示过多关注时。

在一种意义层面，现代性转义与另一种顺时的、历史化的“第一次”这个叙事或转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同样对我们的感知按照新的时间线进行重新组织。然而，“第一次”属于个人的经验，而“现代”则是集体的:前者仅仅是抽取的某个单个现象，尽管进一步的探究可能使它变为现代性的一个迹象和征兆。我们可以说，“第一次”宣告了一个断裂，它没有时期，因此，不受制于“现代性”在时间和叙事两方面的二律背反。

这也等于说，“现代性”转义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改写，它对先前的叙事范畴进行的强有力置换。的确，当我们回想最近出现的思想和著作时，我们发现，对这种或那种“现代性”作出的肯定大都是对已经存在并已经成为传统智慧的现代性进行的改写。我认为，对各种主题发出的呼吁，以作为对认识现代的方式——自我意识，反观性，对语言或表征予以更大的关注，绘画作品自身的物质性，等等——所有这些特征本身只是改写运作的借口，它们为范式改变引起的惊讶、相信提供了保证。这不是说，这些特征或主题是虚构的或者不真实的，而是为了肯定这样一点:与宣称的历史洞察相比，改写具有首要的意义。

与我们在这一节开始时列举的那些绝对的断裂相比，对一些不怎么具有世界性质的例子进行观察更能说明问题:虽然重新聚焦于那些例子，并把它们看作西方现代性初始阶段的各种版本的确使我们容易将它们看作我在此想要阐明的那种转义。所以，路德教或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可以提供一种戏剧化但却显而易见的、世界范围的现代性的出发点，但是，重新解读希特勒，将他看作使德国现代性开始并达致完成的施动者20 ，肯定能够对最近的过去进行一种强烈的陌生化处理，同时也可以提供 一个可耻的改写过程。这个转义对我们关于纳粹运动的认识进行了重新组织，它取代了恐怖美学（灾变、纳粹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以及其他伦理的观点（例如，广为人知的“邪恶的乏味”），甚至取代了那些政治的分析。在这些政治分析中，纳粹主义是对整个激进的右翼意识形态的最终展现，而其展开的叙事与精确非常不同，它在两个层面上运作。

第一层面，也是较为基本的一面，假设这是一种对封建主义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彻底解决”，它消除一切代表“现代”德国的不平衡社会机构的封建资产阶级、普鲁士贵族以及代表中产阶级贵族利益的容克分子。“希特勒”在这里成为一种包括纳粹政治和巨大战争破坏力在内的“消灭一切”的中介21 ，它将石板上的一切“残余”清除（雷蒙德·威廉斯的术语）。其中的暗示是:现代性转义在这个意义上常常是一个具有消灭功能的中介物结构（而后者本身又是一个转义）。这一例子并非完全单纯，这一点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

这里，我们也可以考察现代性转义在更为次要的技术表述层面进行的投射。这里，不只是希特勒对一些“现代”通信系统的利用（如，电台、飞机）导致了现代政治煽动者的出现，即对表征政治进行的全方位重新组合;我们还必须注意“现代”日常生活的发明创造，例如德国的大众汽车和高速公路;更不用说埃德加·里茨（Edgar Reisz）绝妙的电视系列黑玛特（Heimat）中的电气化，它代表了纳粹的权力。

由此，我们看到，现代性转义在纳粹时期的德国是一种改写策略，虽然它无法得到验证，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点对一个时期的编史学进行分析。这样的例子同样适用于任何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语境。乔万尼·阿里海（Giovanni Arrighi）在16世纪热那亚的双重账目和“生产费用内化”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萌芽，对此，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作一些分析22 。或者，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境中，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基尔凯郭尔提出的基督教的基本现代性23 以及文化批判带有的重新神学化。或者，韦伯在中世纪僧侣社会中（如果不是在西方音乐调子的开端中）找到的西方合理化（现代性的代名词）24 。不过，现在让我们结束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去看看现代性在展示方法上的不同表现。普鲁斯特对旅行以及被置换的神秘感受有一段引人注目的描写:

令人不快的是，那些神奇的地方，将人们送往遥远目的地的火车站，同时也不乏悲剧色彩，因为，奇迹即将在这些地方诞生。从前当我们走进候车的时候，那些到那一刻为止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里的某些场景就将成为我们必须抛弃这样一种东西的理由。我们不应该想象重新回到不一会儿以前我们还十分熟悉的房间里，我们必须放弃所有希望回家或者回到自己床上睡觉的念头。一旦我们作出决定，要穿越那个传染病的洞穴之地，然后再奔往圣拉扎尔，再从那儿转乘去巴尔勃的火车，而在巴尔勃，城市像被挖去心脏，天空一望无际，却荒凉而沉重，像在戏剧舞台上，聚集了悲剧氛围，又像曼特尼亚，或韦罗内塞的天顶画，充满了巴黎的现代性;在这样的天空下，能够完成的也只有某种可怕而肃杀的行为，例如，火车离开始发站，或者建一个十字架25 。

这有点像普罗斯特笔下的“古代与现代之争”，其经典形式可以追溯到但蒂·利奥尼（Tante Leonie），专制主义以及对庆典、重复予以审慎和坚持态度，路易十四就是一个例子。单调乏味的“现代”火车旅程从过去汲取血液，从精神苦难的悲剧中重新显现;现代性以悲剧严肃性得到重新发明，但它通过一种间接方式，将过去那些伟大的画家描述成“现代的”（巴黎式的!），这里，我们将普洛斯特解读为根据文化上的过去对现在进行了系统的改写，对此，我们无需加以论证。无论如何，他本人所用的隐喻属于一种陌生化，他对于陌生化的发现差不多与俄国形式主义者同步。

这里，我想补充一点:我们可以朝前迈一步，假设改写是一种痕迹，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创伤中得出的一种抽象，而这种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创伤又可以渐渐变为一种改写和富有具体形式的社会附加，通过这种假设，我们可以恢复改写具有的社会和历史意义。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新的资产阶级战胜由血缘、家族构成的贵族社会秩序，使社会、法律平等以及政治民主至少有了希望，这一切都出现在以上所说的那个时刻。这就等于用一种新的途径将“现代性”的指涉对象进行了定位，即，不是在概念与对象之间寻找一种一一对应关系，而 是通过各种古老的经验方式。这也等于对各种国家形势的基本差异做出了标志。因为，在欧洲，直到第二次大战时，如此剧烈的变革依然没有真正完成，但却留下了真正的创伤，而这些创伤在人们的头脑里萦绕不去，重新生产出可怕的抽象重复，但是，这种模式绝对不能用于解释美国的情况。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里，那些原来很可能看上去像封建主义残余的东西现在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被重新融入了资本主义（这里涉及到这样一个争论:大庄园是否包含了封建主义残余?），无论如何——这是将现代性转义的运作追溯到它带有创伤性的历史初始的深层理由——21世纪初现在的情形与此没有关系。产生于富有革命精神的18世纪时候的一些概念——比如，公民社会——与全球化时代、世界贸易，以及新型资本主义对农业和文化本身进行的商业化，没有多大联系。的确，新旧社会创伤之间的历史界限（这一点并不形成我们提到的第一种意义的改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消除现代性概念回归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特征。

到此，我们也许可以用“现代性”概念用法的第一个原理作为这一节的结束。Danto向我们提示，所有非叙事的历史都容易被翻译成一种恰当的叙事形式，同样道理，我的观点是:要在某一特定文本中发现比喻形成的基础，这一做法本身就是一个不完整的运作，转义本身隐藏的、被掩盖的叙事痕迹和征兆。我们目前讨论的现代性转义至少是这样，它是一种具有消除功能的中介物。

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既不是哲学的概念也不是别的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放弃对现代性进行概念陈述的徒劳努力，此外，我们要问:现代性影响也许不只是限于对过去时刻的改写，即，对过去已有的说法或者叙事进行的改写。放弃我们分析现在时所用的现代性，更不要说我们在预测未来时的情形，这样做无疑能够为推翻一些现代性（意识形态）叙事提供一种有效的手段。当然还有其他取得这一目的的方法。

也许最好从通常被称作绝对开端的时刻说起，即，笛卡尔及其“我思”。当然，这是这位哲学家本人系统构建的，在谢林之前，他拒绝接受普通意义上的过去，后来，谢林对这一观点作了概括;笛卡尔说:“je quittai entierement l’etude des lettres”26 ，意思是:我完全停止读书。这一并非完全诚实的说法与另一种令人高兴的状况相伴，即，他不崇拜也不相信他之前的任何人27 。这种状况成了一种知识空位或空白，在《第三种冥想》开始处，有这样一个类比:“现在我要闭上眼睛，捂上耳朵，将所有感觉（从客体那里）收回来，我甚至要擦掉思想中那些有形的东西”28 。这种近乎现象学意义的时刻带来的结果就是使“我思”产生的意识。他敏锐地观察到（不止一次!），必须具备如此精密准备和系统否定的意识几乎不能被视为一种首要现象或者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就它的概念而言，它是一个建构，它使我们即将走上海德格尔那条令人兴奋的重新阐释之路。

然而，首先必须对作为一种展现，以及作为意识或者主体性的我思，进行一番分析。因为，笛卡尔之所以经常被当作主/客体分裂的先行者，就是因为这种展现的力量，而主/客体也是一种现代性，我们至今依然受其折磨。这无疑形成了这样一个悖论性的事实:笛卡尔不仅是现代唯心主义的奠基人，同时他也是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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