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事作品中，历时性过程不仅为展开故事所必需，也同样具有疏导情感的作用。展开故事固然需要一个时间长度，但这个时间长度不仅是延展故事的物质手段，还是疏导心理势能的渠道。作家把故事不断延伸下去或读者追随故事不断向下阅读，这是对故事在时间中的完成性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实际上不自觉地受语言“惯性”的役使和驱动。在语言惯性的驱使下，无论是语言还是人的意识，都渴望沿着既定方向无限地持续发展下去。持续过程一旦被打破，人们在心理上无法获得连续的感觉，这时的语言就不再是对心理势能的疏导，反而是一种积聚和阻隔。因为生命的形式乃是一种“线性运动”，生命的本质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 ⑦ 充满惯性的语言沿着既定方向持续运行的过程正和生命情感的过程同构对应。因此具有惯性的语言总是能给人一种特别的快感，而语言惯性一旦被打破，总是让人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快和痛楚。想想看电视连续剧时突然的广告插播，剧情的突然逆转，或每一集的嘎然而止给正在流动着的心理带来的痛苦或不适，就能理解文学语言的惯性对于产生审美快感的意义。

但在文学语言中，如果语言一直依凭惯性而流动而没有任何阻障的话，欣赏者在心理上对语言连续性的追求，语言惯性的存在实际上又是难以感受到的。语言惯性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也难以实现出来。这时我们就像处在一辆做着“匀速直线运动”的车上，它不加速或减速，也不突然中止或改变方向，在这里几乎感觉不到惯性的冲击。感受不到惯性的冲击，人虽然一直“与车俱驰”，却对自己的运动过程没有意识。因此，文学语言的惯性只有在打破语言惯性时、只有在可逆性的语言中才能得到更好地突出和利用。可逆性的语言，无论是通过把“矛盾性置于同一性”之中，造成意义的反复不定，还是通过同语反复，把向后“回返”的向度置入语言向前“发展”的向度中，都打破了语言的正常流程，加剧了语言与意识失调的痛苦，也就把“无意识”的语言惯性突现到“有意识”的层面上，让人们感受到语言惯性的强烈冲击，也让文学语言的前趋运动和在审美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的痛苦和欢欣都成为突出可感的东西。

但文学语言凸现存在是为改善存在，呈现痛苦是为了升华痛苦，可逆的语言注定要向前流淌，所有的矛盾和冲突也都通过有效的组织达到自我统一，所有的痛苦也都随着语言惯性的涤荡而流逝。这是因为语言惯性中另一些难以企及的、深不可测的东西，似乎能使语词那坚硬的外壳在相互撞击和粘连中被打破，语词象不断浮出水面又被撞成无数碎片的冰山，在一种不由自主的“方向”感的导引下，向前汹涌澎湃地奔流着。这时的语言似乎消融了语言与无意识的界限，那积聚的心理势能也就在语言惯性的推动下而流走。语言惯性之于情感犹如洪水之于河岸，它象一种无意识中自发形成的潜在有序性，应和着一种天然的节律和灵魂深处的秩序，自发地调节着文学语言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如果说“可逆性”描述的是文学语言的“无序、不稳定性、多样性、不平衡、非线性”等混沌性特 征，文学语言的“惯性”所描述的则类似于那个在冥冥之中，支配着语言从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 ⑧ 。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混沌吸引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人类对于完成的永恒“希望”。这个“希望”可以使人象“等待戈多”那样日复一日地“等”，也可以使人象“过客”那样一天不停地“走”。正是这个“希望”让“将来”具有了时间的直接含义，也让语言那指向“将来”的延伸成为语言的直接维度。语言表现“回返”也要依靠语言的“向前”伸展。伸展是语言的宿命，就象追求是人的本性一样。文学语言的存在和人的生存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人与语言都在伸长中追求着完成。在语言的完成趋向中产生的语言惯性不光对人的心理势能具有疏导作用，它也是对人类存在过程的突现和照亮，让我们看到人类那源源不绝、无法扼止、不断地渴望超越自身的、永无止境的生命进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具有惯性的语言也象一条“道”或“路”，它为人类疏通意识郁结、寻求精神超越开辟通往将来的“道路”。”

注释

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0页。

②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161页。

③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下卷，第489页。

④详见拙文《试论文学语言的可逆性》，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

⑤⑥参见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0-113页，第117-119页，第121页。

⑦参阅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⑧参阅阿尔文·拖夫勒:“前言:科学和变化”，见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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