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归藏》，传为黄帝之易，夏因商继周通，归母本以积善是其大旨。善待天地万物者莫过于归藏。此当专文论述。本文师其意以观文，拟其旨而论化，或可为另一种眼光看文学之尝试。

当今论文学莫不依据所谓的文学特征立论，在文学的既成性上做文章。文学的非文学存在付之阙如，文学的他在境界多有遮蔽。文学归藏论直指文学的非文学津渡，揭示的是文学的本真归宿。

一、文学归藏钩沉

如果我们沿着文学非文学的时空伸展，看到的是文学由此岸向彼岸的运动。文学向今之所谓文学的生成，是文学的开显;文学向自身反面的转化，我们称之为归藏。

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生发阶段。文学之有物混成及其作为被孕育的品种，酝酿着有无的剖判和出入的分化。孔门诗论对志情言喻兴观群怨的阐释是显其有，老庄知白守黑道法自然的入化是尚其无。在文学凸显的角度看，诗书颂风雅和庄骚道鬼神都是准文学的制作，但是从文学归藏的实质论，上古的道术未裂，从而将构成文学的大前提埋藏在三才四象八卦的运作深层，在先秦作品的天地人神时诸因素当中，守口如瓶地掩藏着文学在胚胎期就形成的另一种造化——归藏的潜力。刘安和司马迁是深谙此道的人物，《淮南子》的原道和《史记》的究天人通古今，实际上探讨了这个问题。与儒家情志说和功能论的文学观点不同，归藏思想将文学的非文学性看作是与文学特性与生俱来的属性，既开放又潜生，与天地人神的相关品类互照，与经史子集的文献统序共存。

从魏晋南北朝到两宋，中国文学经历了几度辉煌。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看，甚至可以将该时段的脉络延及明代。这种辉煌的深层遮蔽着文学归藏所营造的另一种价值——文学向彼岸投射的努力。诚如20世纪学术界所说，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而恰恰是这个时代，文学沉潜到无何有的界面，在搜神、志异、览冥、言玄、游仙、赞佛的多元运思之中，文学的反自觉乃至非文学性推进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境界。唐人风流倜傥，在诗文的既成性上登峰造极，而非文学的智术归化却是宋人完成。宋人以论入诗，以理驭文，在某种意义上暗含的正是卷而藏之的趋向。唐人耕云播雨，宋人秋收冬藏，经程朱到陆王，思想的力度在加强在深化，文学的风华在转移在萧瑟，玄理禅思胜出，如苏辛才性者日见其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以大道挈小道是宋明雅文学无法摆脱的宿命。在表面上看这是文学的萎缩蜕变，在化境上讲则是文学的出生入死。洗净铅华，删繁就简，跳脱我在，别显洞天。

诗文套耕间作长达两千多年，到元明以来出现变作和休耕。崛起于下层的戏曲和长篇小说逐渐领袖风骚。如果说从魏晋到唐宋，中国的文学精神大体上由向上的超越实现其归藏的过程，元明以来的休耕变作则是以向下的沉潜完成其“他在”的结果。不仅文学平民化，而且平民化的精神世界也块根化。怪力乱神登场，百姓欲求伸张，僵化的传统伦理纲常在腐朽，非文学的文学研究在潜生暗长。乾嘉学派考据国故并非致力于文学，但是其成就不期然而然地为两千多年开显性的文学准备了归藏性的资料。该学派在古文献根茎探索的细部化方面，实际上已经将古代文学的成说掩埋在文史哲诠释的洋洋大观之中。受钱嘉学派熏染而突破钱嘉学派的龚自珍是归藏思想的身体力行者，其诗出曲径，文行诡道，思取逆境，将文学乃至文明的根茎生机伸向了出神入化的归藏时空。

毋庸讳言，文学是华过其实的人文纽结，归藏根性是其反璞归真的宝贵品格。20世纪我们追赶西方的文学理念，将文学的工具理性和审美特点发挥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但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归藏品性则被主流话语忽略。令人欣慰的是以实际研究践履文学归藏精神者并未绝迹。仔细爬梳剔抉就会发现，一些著名学者于文学之行藏均有启蔽。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项楚等先生的文学研究既有别于西式文学观念，也有别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套路，可以说是文史哲的淹灌，是文学非文的钻仰，是文学向他在的超越。杨振宁先生的话有见地:有些问题科学解决不了交给哲学，哲学解决不了交给宗教。需要补充的是:宗教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古今中外的融会贯通，需要天地人神的化感通变，需要六合内外的圆观宏照，需要毋意 毋必毋固毋我的化己化物。

二、归藏与隐秀的异同

归藏是文学根本性的品格，也是最不显山露水的文学秘密，因而只有逆向的追溯才有望获得其归去来兮的消息。可是从古到今，学术界习惯于沿波而下的跟踪，满足于顺藤摸瓜的研讨，论者偶有所及，也往往是将之裹挟于隐秀问题中，甚至将归藏现象与隐秀问题混为一谈。因此辨析文学的归藏与隐秀实际上是一个事关宏旨的大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古代文学最大的差异在于超越模仿，最大的区别在于擅长隐秀，最大的奥秘在于植根归藏。关于中西古代文学的差别，需要专文论述，此处不便展开。这里只探讨中国古代文学隐秀与归藏之异同，而且仅将论域集中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本根、本性和本能方面。

就本根的生发来讲，归藏现象关涉中国古代文学的前提——华夏文化的中枢神经，是华夏民族精气神的收敛性储藏，是华夏民族生生不已的内在性脉动，因而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资始资生的回溯之流;隐秀是中国归藏文化沃土派生的文学气象，是归藏文化涡流激起的时代风云，是归藏文化孕育的再生花木，因而也是归藏文化的可见性方面。中国古代文学的归藏特点是归藏文化的聚集性表现，中国古代文学的隐秀现象则是文学归藏的闪烁性出入。如果说文学归藏储存的是文学与文化永恒的秘密，那么文学隐秀抚慰的则是文学与民族敏感的神经。自先秦以来，人们津津乐道诗经、楚辞、汉赋、唐宋诗文、明清戏曲小说，但是很少关注子不语的归藏内涵，也没有人深究“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大时段的运化及其根本性的原因。与之相关，隐秀现象特别是隐秀之秀常常是文学评论者讨论的重要话题，而归藏问题始终是学术界忽略或遮蔽的文学奥秘。

就文学的本性而言，归藏是中国古代文学冰山流变的底盘，是中国古代文学潜移默化的根茎，是中国古代文学内在的气质，因而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催化性的温床;隐秀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门户，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风韵，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眼神，因而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在归藏中时见明灭的荧光。在文学的本性涵养方面，归藏抽去的是过时的情志样态，收回的是明日的体裁黄花，提供的是休养生息的冬眠，撤换的是已成定格的规范，所以也是潜入深层的内化性隐秀;而隐秀则是当下的斟酌与取舍，是现实的屈伸与裁剪，是文质的披露与遮掩，因而也是归藏家底在生存层面的运演，二者在文学之为文学的不同层面程度不等地担负着文学命运的起承转合。从文学本性的理想化过程来看，归藏是文学死灭后无字的陵寝，是文学铩羽时避难的家园，是文学寒流中爱籽护根的积雪;而隐秀则是出神入化的表现手法，是修身养性的艺术锻炼，是虚实相间的化解技巧，由此可见二者在关爱文学的焦点上殊途同归，区别在于面对文学理想化的不同境遇，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前者如母亲，像园丁，是文学永恒的保护族;后者似谋士，若战将，是文学不倦的献身群。

就文学的本能而论，归藏是文学总体储意识的涅槃，是文学集体无意识的囤积，是文学个体潜意识的消化，从而也是文学历史的尘封，是文学记忆的窖藏;隐秀则是文学总体在意识的绸缪，是文学集体成意识的擘画，是文学个体变意识的存活，所以也是文学出入的冥会缘分，是文学成己的灵机暗合。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归藏看作是天地不爱宝的转义，是天地有大美的别解，而隐秀则是天人感应的偶成，是心物互动的痕迹。如果把归藏理解为无为有为的文化现象，那么隐秀则是归藏假之以鸣的天籁。倘若把隐秀归纳为归藏的厚积薄发，那么归藏则是隐秀千载一遇的成全。假使人们把归藏和隐秀一概归结 为有意识的人为或历史范畴的必然，那么须看到其中天造地设式的大机遇，鬼使神差般的大巧合。文化的天人之际，有多少偶然逸出了必然，文学的有无内外，有多少成败并非规范，文学的虚实当中，有多少点化越过了定见。归藏是文学本能的收容所，隐秀是文学本能的中转站，文学本能在这里汇聚，在这里酝酿，在这里转度。

从中国文学生存的体性言，归藏与隐秀和中有异，相和是指二者都是文学演化的实绩而连理同根，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分别体现了文学的两类行藏——前者是文学临深履薄和出生入死的潜化精神，后者是文学与物婉转与心徘徊的生发活动。从文学处世的机理说，二者异中有通，相异之处在于前者是文学置之死地、无保至保的不谋而远虑，后者是文学与世推移和适时进退的潇洒与练达;而相通处在于两者都是文学成熟的独特行为。从文学界边的缘域论，二者异中有合，相异之处在于前者是文学向非文学过渡的历险，后者是文学与非文学周旋的艺术，而相合之处在于两者都是文学与他在的切磋与交会。隐秀与归藏共同构成了成毁不已的演化，生发出厚积薄发的变数。

三、文学归藏的重大意义

就常识而言，谈论文学隐秀问题已经切入了文学的关键，似乎不必提出文学的归藏问题。然而人类文化特别是人类文学面临的巨大变化迫使我们由隐秀的层面深入到归藏的奥府。

人类当今的历史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将一切文化产业化，金钱和商业贸易渗透到人文生活的所有方面;二是一切文化科技化，量化和非人机制几达无孔不入的地步;三是一切话语权利化，言说和人类思维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境遇。三大趋势实际上是一种旷古罕见的文明危机，文学及其研究成了首当其冲的一种文化灾区。该危机的国际化使得文明困境雪上加霜，而且其恶化的状态有增无已，传统的文学生计很难抵御日益严峻的文化腐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明危机当中，中国古代文学的归藏特点传达出了深刻的意蕴，包孕着不菲的免疫功能。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之归藏是对付文明危机的无法之法。文学归藏与金钱交易格格不入，与工具理性分庭抗礼，与权利话语背道而驰。早在远古至上古，正是深藏不露、清淡无为和寡乎其用的老庄思想，对急功近利、独尊专断且一味精美的政治及文艺思想形成了消解的无力之张力。在中古至近古，不仅释道衍化出了归藏净化的文学氛围，儒学也发挥了原始儒家“卷而藏之”的古训。于是文学不仅在自觉，而且也在反自觉，不仅适时而变，别出心裁，而且暗潜深藏，甚至销声匿迹。这种归藏式的无法之法，曾经有效地应付了文明恶化时的危机，克服了秀过之而隐不足的文学弊病。文学史上不少品种顿失、显学湮灭和大潮消逝的谜团，往往掩蔽着归藏功能的杰作，是文明自身免疫作用使然。应当看到，西方现代派特别是后现代派推出的逆反文艺和消解体系的思想文化，实际上摸索的就是归藏之路。当文明过度膨胀并驶入危险的单行道之时，归藏也许是避免毁灭性结局的一种无法之法。

其次，中国古代文学的归藏特点包含着文学自身的化感通变。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不仅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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