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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文学理论批评一瞥

时间:2009-8-8 16:44:34  来源:不详
在的处身性的时候,不同程度上都对于生命活动作了生物学的解释,不仅当作只是一种在原始欲望驱使下即时的、本能性活动来看待,而且还以反形而上学的名义,把道德形而上学也与知识形而上学一样予以否定和抛弃,这就完全否定了人的生活世界与人的实践活动、创价活动以及人生目的、意义问题的内在联系性”。他指出:“对于人来说,理想、信念、信仰和追求不仅是他的一种主观心理,而且也是构成他的生命本体、生存本体的不可缺少的内容。而文艺对于人来说之所以不可缺少,就在于它把平时未必为人们意识到的却潜伏在人们心底的、驱策和推动人们行动的那种理想和愿望,通过艺术形象的创造呈现在生命面前,在给人以感官享受的同时,又给人们某种激励和鞭策,从而提高人的生命自觉,为改变自身生存的现状,创造美好的人生去进行奋斗。所以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带有某种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性质的,它的魅力就在于它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人类永恒的追求,如同宗教中所描写的彼岸世界那样,它虽然不可验证、可望而不可即,但却深刻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引导着人们不断走向自我超越”。而“文艺对于人生的根本意义,也只能在这里找到最终的解释和阐明”。总之,这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不仅论述充分,逻辑严密,而且观点深刻,既肯定了文艺本体论的成就,又坚持辩证唯物史观,构成对文艺本体论的超越。其理论意义实足引起创作界的重视与关注。

钱中文的《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⑥ 则是论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两种理论概念的涵义以及两者关系在当今历史发展中如何正确解决这一重要理论问题的文章。作者首先厘清历史上从歌德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我国学者陈季同、闻一多等对“世界文学”的观点演化及其所含的真意,然后就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展开自己的论述。他认为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和文学目前尚无可能出现,“世界文化”或“世界文学”恐怕更多是指“众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走出了原来的孤立、隔离状态,进入一种相互交往的状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强势国家和民族虽想以自己的文化去“化”弱势的国家和民族,但后者经济获得发展和强大,就会认同和复兴本土的文化。因此,“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观点虽各有道理,却都有片面性。实际上“文化交流与外来影响往往是促进本土文学发生重大变革的动因,激活本土文学的动力。外国文学的形式、思想倾向,它的独创与新颖之处,都会被本土文化、文学所吸收,进行消化与改造,与原有的民族文学特性相结合,从而使民族文学艺术不断更新自己,丰富自己的独创与新颖,而更具活力”。因此,“文学的巨大生命力,存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在越是民族的就越好,或是越是世界的就越高,而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的结合”。“文学既是开放的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世界的,又是开放的民族的”。此文视野开阔,引证丰富,分析细致,因而立论相当服人。对于我们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应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比较文学领域,曹顺庆等著的《比较文学论》 ⑦ 在比较文学理论建设上相当全面地论述了有关的定义与学派,对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的方方面面做出理论的阐释,主张和提倡以比 较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并把东西方的跨文明研究作为比较文学“从危机走向转机的一次突破”,使之成为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的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新的努力方向。这应是比较文学理论的值得注意的一家之言。

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与评论,是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方面。2003年无论是媒体评论还是学院派评论都做出相当的努力。前者比较及时,但易停于表层和印象。后者往往滞后却较多深入的见解。其中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由于评论家所取视角和所依观点的不同,自然人见人殊。而经仔细研究并有独特见解的文章不在少数。例如谢冕的《诗人的大情怀——论犁青》 ⑧ 指出,自古至今所有第一流的诗人、所有第一等价值的诗歌,无不是那些为国家兴亡、百姓忧乐而激烈跳动的心灵所创造的。香港诗人犁青早期的诗作即鲜明地表现了诗人最为可贵的品质:把同胞的苦乐当成自己的苦乐,感同身受地体验并表达他所钟情的大众的悲哀和愤怒。而20世纪80年代,犁青迎接了他诗歌创作的另一收获期。他一边行走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一边辛勤地写作他所深爱的大地的赞歌。诗写得轻快却有一种记忆的沉重。世纪末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犁青几乎都在现场而成为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目睹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写下一批充满激情的诗行。“就是这样,犁青走在了同时代诗人的前面。他的本色、勤奋和对人类的大爱,使他的歌声充盈着智慧和热情,强烈的爱恨情仇爆发出惊人的抒情魅力。这位从闽南乡间走出来的诗人因为获得了这样的大情怀于是成为国际性的诗人”。这是一篇充满激情和诗性的诗人论,也是相当实事求是的文笔优美的诗歌评论。刘克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化生存——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论略》 ⑨ ,则因把二月河的有关小说引入全球化语境去进行评论,从而凸现了他的小说的鲜明民族特色。文章认为,二月河小说孕含汉文化、满族文化、荆楚文化(楚宛文化)的多个层次,“充分展示了本土和传统的诗情画意,以高超的艺术概括性和庞大的容量,形象地反映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衰落前的辉煌”。“作家把蕴含在封建王朝内质中与人类社会发展不谐和的因素、民间百姓罹遇的苦难、优秀传统文化等提炼凝聚成为鲜活可感的艺术形象,借助文学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华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在全球化语境中作出了一个人文学者应有的回应”。作者还指出,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创作成就告诉我们,“借重本土文化的灵性,努力从本土文化中启迪文思,并对人物、情节等做匠心独运的诗意解读,是激活全书,增强长篇历史小说现实关照性和文化厚重感的关键”。作者的分析和评论应该说是很有启迪意义的。他的这篇评论可以说是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拓展之一种可贵的尝试。李遇春的《拒绝平庸的精神漫游——贾平凹小说的叙述范式的嬗变》 ⑩ 也是一篇下了功夫的作家论。作者回顾了贾平凹从起步到今天的创作,认为“在贾平凹二十余年的小说创作流程中,读者分明能够感受到作者那颗如奔腾的州河水一样躁动不安的心灵。这是一颗拒绝平庸的心灵”。文章分析了作家创作的三种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一,启蒙话语,如《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古堡》、《远山野情》和《浮躁》等致力于重铸国民的灵魂;二,生存论话语,如《天狗》、《黑氏》、《五魁》、《白朗》、《晚雨》等描写人的各种生存困境;三,现代性反思话语,如《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到《怀念狼》、《病相报告》等对现代城市文明进行价值批判。文章通过对贾平凹所有作品的分析,指出三组作品的共性与个性,考察了作家不同创作阶段的思想状况,最后认为,“如果说《废都》是通过庄之蝶的‘性’故事间接地批判了现代城市人的精神异化状况,那么《病相报告》可以说是《废都》的‘反文’,它的出现意味着贾平凹小说中的现代性反思叙述范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贾平凹是必须寻求新一轮的创作转换了”。对贾平凹这样一位有丰富创作的作家,评论者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进行评论。李遇春的评论是建立在对作品内容的分析的基础上,对作家创作所存在的问题的批评虽缺乏思想的锋锐,但在整体的宏观把握和解读上还是相当有见地的。阎真的《迷宫里到底有什么——残雪后期小说质疑》11 则是一篇研究者兼作家对作家的评论。残雪是湖南省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历来因荒诞、超现实和令人费解而见称。 其后期作品如《历程》、《新生活》和《思想汇报》等尤甚。阎真的文章正是针对她后期的作品及其有关的阐释提出质疑的。他指出,“独特的形式,其意义在于,这是一条进入独特的精神空间的通道,惟有通过它的独特性,那种精神空间才能被开拓出来。也就是说,独特的形式,其意义终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独特的审美功能,即它对新的精神空间的开拓”。“如果把形式当作绝对的价值本体,文学创作就必然进入一种平面化的游戏的状态。游戏也是有意义的,却又是意义有限的”。阎真认为,“荒诞,贯穿于残雪的全部创作”,但前后期不同。前期小说的意象性象征被后期小说的“事件性象征所取代”。而这些事件究竟象征什么,却难以索解。他质疑残雪对自己作品所做的“我要写的东西不在大家公认的世界里”,而是“用不同方式讲述着同一故事——关于那个世界、关于灵魂、或关于艺术王国的故事”的阐释,也质疑有的评论对残雪作品的阐释。他认为残雪后期作品实际上是作家叙事策略的改变。“这些小说与前期小说最大的不同,就是意义的模糊性。意义的方向模糊不清,即迷宫的制造,这是一种新的叙事策略”。“残雪在这个时期的创作更多地在玩一种‘空筐游戏,每篇小说都提供了一个空筐,读者们或阐释者往筐中放什么,就是什么。也就是说,意义在飘渺之间,终极的诠释是不存在的”。“如果小说的意义本来是模糊的,甚至是一个空洞,而且是故意设定的空洞,阐释者仍惶惶然一求确解,那不是很可笑又很可怜可悲吗?”对残雪前期的作品,包括《黄泥街》、《苍老的浮云》、《山上的小屋》、《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等,他认同戴锦华的见解,即“救赎的缺席、权力与微观政治”。他认为“这两个概念对于理论化地解读残雪前期小说(包括《突围表演》)是相当准确的”。“救赎的缺席,表现了残雪小说对人性和世界冷静的绝望”。而“残雪小说中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包括隔绝、冷漠、嫉妒、偷窥等等”,正可以归结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即微观政治”。但他对邓晓芒关于残雪后期作品的阐释则不表赞同。此种把残雪作品中的每一人物和细节都赋予哲学意味的微言大义的解读方式,在阎真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种解读脱离普遍经验,“缺乏最起码的可交流性,是一种极端个人化的阅读经验。这种阐释令人迷惑,比阐释的对象更需要二度阐释,也使阐释失去了意义”。他断言:“一部作品的结构总是依据意义建立起来的,当意义的方向无法确定,结构感也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残雪小说的结构问题,本质上是意义问题,没有意义就无法确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这种迷宫式的叙事对叙事者来说,一个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可以避免重复,或者说不暴露重复。”因为“这些故事全部意义暧昧,是否重复就很难识辨了”。在此角度看,残雪则是“一个机智的叙事者”。然而“任何试图走近残雪的人,首先要考虑自己的走近方式和心态。到字缝中去寻寻觅觅,希望找到一点微言大义的蛛丝马迹,是缺乏机智的”。阎真最后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缺乏这种机智的人,为她的小说感到困惑,感到痛苦,以致不得不写一篇文章来表达这种困惑和痛苦,并请教于世人”。实际上,他的这篇评论正是一篇很机智的评论,有理论,有分析,也有节制。看得出他的困惑和痛苦包含着他对残雪小说及某些阐释者的不满和批评。但始终沉静地说理,没有任何尖锐的言辞,只是把问题提到了读者面前,并激起具有相似感受的读者的共鸣。

对于作家某一具体作品的评论是文学评论中数量最大的一部分。2003年比较引人注意的有旷新年的《小说的精神——评韩少功的〈暗示〉》12 。《暗示》发表后曾受到一些评论的质疑,认为它不像小说或压根儿就不是小说。此文则论述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历史地发展的。指出《暗示》“很难在传统体裁的框架内加以解读,而是对文学成规和阅读经验的破坏和瓦解”。因为它不是传统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没有完整的情节、结构,没有必然的开头、结局,也没有中心和唯一的主题”。它是“一种跨文体写作。它也不再严格区分真实和虚构。拆开来看,《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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