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自20世纪初文学批评中掀起了一种向内转的趋向之后，大约在80年代又有了一种向外转的趋向，似乎又重新回归原先的路径。本篇论文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研讨。认为已经先后出现的传统的属于外在途径的社会政治伦理批评、作为对这一批评路径进行反拨的内在途径的文本批评，以及在这之后出现的结合两者特性的文化批评，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三种套路。在它们相互抵牾、竞争的态势下，其实都可能对文学批评的事业有所促进。论文中对于文学研究领域相对陌生的文化批评有比较细致的论说，尤其讲述了它的基本思路和它与社会政治伦理批评即文本批评的区别与联系。
 
【关键词】 文学批评文本批评 文化批评 外在和内在

     文学批评是对于文学现象的研讨。文学现象提供给文学批评丰富的材料，不过，对于这些材料的意义的解释不是简单的镜映关系，即不是说材料就可以决定解释的基本趋向，在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文学批评的相应套路和文学现象的结合，甚至还要包括批评家的个人秉性，才是决定批评的具体意向的。我们假设“天下雨，路湿了”作为一个事实陈述，可以说成“天下雨了，所以路湿”的因果性叙述；可以说成“路湿了，因为天下雨了”这种解释性的叙述；还可以说成“落雨，路湿”这样两个并列景象的描述性陈述，“说法”在表达事实的过程中，体现了一种事实之外的主体的思想。这是因为这种主体的存在，文学批评在面对即使是同一部作品时，也可以有不同说法。

    这些不同的对于文学的说法可以在不同时代共时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它们也在不同时代有着占据主流地位的黄金时期，往往成为所在时代的文艺思想的代表。论者在此希图通过对不同时期文学批评主导地位思想系统的论析，一方面对批评史有一个粗略梳理，另一方面则是对批评本身的状况有一种宏观角度的剖析，可以对批评有一个自省。当批评不断地针对对象进行言说时，对批评自身的审视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以下就对于文学批评之中的情况作一个概括性的梳理。

   一、外在的支配：社会政治批评

    外在支配即从文学之外的角度来看待文学，认为文学是由外部力量所唤起、所推动，文学中发生的所有重大变故，都应该从这些文学之外的因素中寻求答案。这样一种文学观念可以说在古代时期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奠定了中国思想形成的基础，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这里礼、乐，在孔子谈话的语境中，专指当时先秦时期各国王公大臣按照规制所定的一套礼仪，其中包括服饰类别、音乐演奏规模、仪礼形式等。孔子这里表达的观点也适用于中国文学艺术问题，在于在中国古代把文学艺术看成社会的整体之中的一环，并且是以社会的政治文化眼光来作为看到文艺问题的基本参照。同样道理，欧洲古代也是以文艺之外的眼光来要求文艺。柏拉图反对文艺的合法地位，亚里斯多德为文艺进行辩护，观点明显对立的同时，都是以文艺对社会是否有益作为基本出发点的。在中世纪，在社会普遍持以禁欲主义的背景下，对于部分文艺仍然开放绿灯。原因就是考虑到宗教音乐、绘画等可以调动信众的情感，还是从文艺之外角度决定文艺的臧否。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文艺在那里也还基本上被看成一个工具，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人都有过文学创作，而那些创作的目标是宣传文艺复兴的思想。文艺自身没有独立价值。

    从外在角度看待文学的方式，在18世纪法国出现的文学社会学派那里给予了体系化。史达尔夫人认为，在欧洲，存在着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这样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学类型。“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诗人的梦想固然可以产生非凡的事物；然而惯常的印象必然出现在一切作品之中。”[②]她认为，南方人善于抒情，会享受生活，而北方人长于思考，更富于进取精神。她还认为，文学风格的不同与地理环境有关，南方人生活在北方，或者北方人生活在南方，就都会写出与当地状况比较吻合的作品，而与他们原先所处文化的文学有差别。

    史达尔夫人的观点对于后来的泰纳有直接影响。泰纳有一句名言是“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他也主要从气候、地理等条件来考察文学状况。他以决定论的眼光看待世界，坚信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规律，只要找到了现象背后的规律，那么逻辑的推演和历史的考察应该是一致的。在美学上，艺术与它所处的文化之间有着共生规律，他说，“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以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状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③]泰纳还提出了决定文学史发展线索的种族、时代、环境的“三要素”说，这三个要素的内容相当庞杂，美国当代批评家韦勒克评述其中“环境”因素的作用时说，“一个装有所有文学外在条件的大杂烩，它不仅包括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还包括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它是无所不包的混合物，与文学关系最远的东西都可以囊括在内。”[④]泰纳的时代概念也是无所不包的，它既是指称特定时代，也是指称作品先后次序，还是指称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从外在角度理解文学，除了在文学的产生、发展、功能等方面以一般的社会眼光理解文学之外，甚至把社会的相关秩序也是复制为文学内部的秩序，譬如对应于社会等级，文体也划分为不同等级。[⑤]由于社会的变化，文体等级也就可能发生相应改变。因此，有时考察社会变化，可能因为社会的复杂性，改换为考察文学的变化状况，通过对文学的认识，反观到社会的情形。

    美国批评家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并且分别给出了定义，他们指出：“流传极广、盛行各处的种种文学研究的方法都关系到文学的背景、文学的环境、文学的外因。……虽然‘外在的’研究可以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就成了‘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此即‘起因谬说’）。”[⑥]韦勒克和沃伦不赞同外部批评的方式，都是外在批评有其产生的理由。就以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来说，当时浪漫主义积极反对古典主义文艺观，而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可能有政治权力来支撑的对手，浪漫主义就必须把一种思潮的存在历史化，即不单纯是古典主义多么错讹，而是每种思潮都有自己的历史条件，而古典主义已经不适用于目前时代，这种历史化方式就是把外在于文学的社会背景作为论证文学的根据，它理所当然地强化了外在研究的合理性。另外还有一个支撑外部研究的重要理由，那就是科学在整个人文研究领域的辐射影响。罗素曾经说：“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⑦]科学成功的示范力量成为具有传统性质的其他研究的参照。近代以来科学的变化和内部差异相当大，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建立数学模型，提倡实验精神，追溯对象变化的前因后果。这种对因果关系的强调，衍射到文学研究中，也就会对文学的若干变化说出子丑寅卯，而这种变化原因还会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研究模型上把文学与社会的相关性作为基本参照点，由此也就强化了外部研究的体系。

    二、内在的自觉：文本批评

    外在支配的批评从文学之外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文学，这样一种角度可以看到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广阔联系，但是也可能忽略文学自身的特性，由于这样的情况存在，所以在各学科深化自身研究领域的大背景下，文学研究也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就是具有必然性的态势。这种态势从20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一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的法国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是该种趋向的主要方面。这种批评趋向认为文学研究应该把文学自身的特性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就算文学与社会文化各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只是外在的，并且可以把那些问题委托给其他专家去思考，文学批评则把文学作为首要关注对象。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指出，“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的情况作譬喻，那么，我感兴趣的就不是世界棉纺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纺的支数及其纺织方法。”[⑧]就是说，纺织工业的状况可以涉及许多方面的因素，既有工厂里面生产的情况，也有产品推向市场之后的销售形势，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对于纺织工业产生重大影响。那么，要想全面地了解纺织工业，当然就应该对整个形势的方方面面都作出考察，问题在于，在这种考察中，有些已经不是“纺织”本身的议题，而是市场行情、市场运销策略和体制等事情，作为研究纺织的专家，可以是只就纺织本身进行思考，而将其他方面交由另外的人士去考察。那么文学内部的考察是什么呢？什克洛夫斯基有一个说明：

    （……）那种称之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恢复生动感，为了要感觉事物，为了使石头更象石头。艺术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对事物的感觉即幻象，而不是认识；事物的“陌生化”程序，以及增加感知的难度和时间造成困难形式的程序，就是艺术的程序，因为艺术中的接受过程是具有自己目的的，而且应当是缓慢的；艺术是一种体验创造物的形式，而在艺术中的创造物并不重要。[⑨]

    通过陌生化，人们重新感受原先已经麻木的、已不再构成刺激的一些经验。例如，王国维曾经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中著一“闹”字就境界全出，这就在于“闹”本来是声响状况，它与抽象的春意本来是不搭界的，但是细想就由这个“闹”字，恰好写出了春天万物竞萌的勃勃生机，它使得抽象的春意具体化、形象化了，这正是陌生化在文学语言中的体现。在这种文学观念看来，文学研究所要做到，就是指明文学经验所包含的美学意味。

    作为内在的自觉，文本批评也不只是在具体作品的分析上，实际上从俄国形式主义那里开始，他们就注重在文学史演变线索是贯彻一种新的基于文本自身的思维。也就是说，文本批评的魅力不仅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上，而且也表现为一种整体的文学观。美国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的代表著作《镜与灯》中，他指出文学研究有四种座标，分别是艺术家、世界、读者和作品，在这样四个座标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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