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语词表达生成事物的意义。事物不是存在就被感知，而是由于存在对人具有意义而被感知。猫头鹰具有夜视和远红外的视觉，就是说，在没有星月的晚上，人们会说伸手不见五指，可是猫头鹰不会感到不适，它照样可以看见在附近经过的老鼠。并且还不止此，假设猫头鹰因为几处同时发生动静，目不暇接，那么它还可以在老鼠经过之后几分钟之内，看见老鼠经过的地面的痕迹，即老鼠有高于地面的体温，它经过地面温度手段干扰，就是这样一种人类需要精密仪器才能测度的变化，猫头鹰凭借肉眼就可以完成。这里人类相比猫头鹰的差距，不能简单理解为人的局限，因为感官功能是生物机体的目的的体现，猫头鹰需要吃老鼠维持生存，它需要这种功能，而人没有这种生理方面的需要。是否能够看见老鼠经过之后的路径对于人没有生存意义，这种无意义的东西也就不进入感知中。另外，事实上就是因为人在生理上的许多方面比动物不占优势，所以在生存竞争中人才特别发展了大脑的功能，就是说，这是人脑进化所付出的代价。

    从这样两方面理由来看，语词、意义、思想、现实之间有着相关性，固然，我们承认现实作为第一性的事物，先于思想、语词等方面；可是，还是要通过思想、语词，现实才能够被把握，才进入我们的视野。有时是语词表达使得事物存在显示出意义。譬如某人吃一串葡萄，他从大的次序先吃，则我们可以说他所吃到嘴里的总是手中最大的，也可以说他能够吃到的葡萄越来越小。反之，他改为先从小的葡萄先吃，则可以说他所能够吃到的葡萄越来越大，也可以说他所吃到的葡萄总是手上最小的。这里左右两种表达都完全合乎事实，可是在这事实的陈述中有分明体现出不同涵义。

    同一事实可以有不同意义的状况，我们可以从作品来看。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写一位老渔夫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打捞一条大鱼，他终于在许多失败之后打捞住了，但这条鱼又遭受到成群鲨鱼的围攻，到最后老人只剩下了一副大鱼的骨架。一般人们是这样来理解：从得到“大鱼”的意义上，老人没有成功，因为群鲨到底是掠走了老人的战利品；而从老人证实自己有能捕捞大鱼的能力和运气上，老人获得了成功，所以小说中，老人说过：“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它消灭掉了就是打不败它。”而这种故事中象征的硬汉精神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作出反向阅读：老人曾在海上巡曳达84天却一无所获，老人的船帆在海面游荡，象一面“失败的旗帜”，后来老人用船拖回了一副大鱼的骨架，老人由此获得了希望中的成功，但是，故事的结尾写道：

    那天下午，海滨酒馆里来了一群旅行家，其中一个女人在望着海水的时候，从一堆空啤酒罐和死了的小梭鱼中间看见了一根又粗又长的雪白的脊骨，最后面有一条庞大无比的尾巴，当东风把港口码头外面的海水不住地掀得波涛汹涌的时候，那条尾巴随着潮水一上一下地晃来晃去。“那是什么？”她指着那条大鱼的长脊骨问一个侍役，现在那东西已成了垃圾，只等着给潮水冲走了。侍役说，“是一条鲨鱼”。“我还不知道鲨鱼有这么漂亮的，样子这么好看的尾巴呢？”[⑱]

    在这“女游客”的眼中，只有鲨鱼骨架可以作为一个欣赏对象，而老人的故事中那种成功则并未被提及，因此，老人曾经历了几十天的失败，这是确实的；而老人后来的成功感不过是他的一种自我肯定，但现实的社会评价中去难以留下相应的记录！在“那东西已成了垃圾”的时候，老人连成功的证明也失去了价值！结合到海明威的生平来看，硬汉精神和悲观心理可能都是切题的。

    所谓文化批评其实就是探讨文学的外在的诸如社会、历史、政治等内容的东西，同时又以内在批评的方式把文学看成一种语词存在，这样，文化批评从文学研究已经走过的路径看来是向外转的，可是从它的自身性质来看，则是属于非外非内、内外之间的。这也就是约翰生所说文化批评“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的决定的领域”这种说明的确切意思。经由文化批评，实际上文学批评两条根本不同的路径得到了相对统一。

    伊格尔顿曾说：“将一种代码运用于文本，我们会发现代码在阅读过程中已经过修改并起了变化；用这同一种代码继续阅读，我们就会发现它这时产生了一个‘不同的’文本，并继而又修正了我们正在用来阅读的代码，如此循环不已[⑲]。” 伊格尔顿对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这个界说，在三种不同的文学批评中都有体现，它们都是对文学作品蕴含的意义的发掘，不过，这种发掘不是单纯从作品中得来的，而是从批评模式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中建构，而后再分析得来的。三种批评类别产生的时间有先后，并且背后都有各自的思想体系作为支撑，可是从静态角度看，批评家也有可能根据不同需要，分别采用不同模式来与作品展开精神上的对话。

    注 释：
[①] 《论语·季氏》。
[②]史达尔夫人《论文学》，见《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
[③]泰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8页。
[④] R.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现代批评史》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128.
[⑤]法国学者布迪厄认为，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的符号等级与其商业上的成功成反比：戏剧拥有官方荣誉，在文学场中经济的一极上，处于顶端位置，戏票的价格比书价要高，但是在文学的一级，却处于被轻视的底部；诗歌没有任何市场，但却被视为最高的文类，吸引了许多作家；小说由于与报纸上连载小说相联系，有很浓重的商业气息，但是由于巴尔扎克、左拉等人为它带来的声誉，处于文类等级系统中的中部。参见：Pierre Bourdieu，The Rules of Ar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5，pp．114-115．由此可见，文体问题与社会的等级问题是相互关联的。
[⑥]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65页。
[⑦]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43~44页。
[⑧]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散文的理论》，1927年俄文版，第5-6页。
[⑨]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程序》，见《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页。
[⑩]引自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页。
[⑪]博格森《思想和运动》（1934），引自阿诺德·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40页。
[⑫]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122页。
[⑬]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载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⑭]让-弗·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⑮] 该书正式名称是《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范围》，此处引文参见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80-181页；中文译本还可以参见《精神分析学中言语和语言的作用与范围》，收入《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⑯]洪堡语，引自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第37页。
[⑰]铃木大拙、弗洛姆和德马蒂诺合着《禅宗与精神分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18－119页。
[⑱]海明威《老人与海》，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第14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⑲]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第14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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