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从果核中分离出肉
留下果核成为坚韧的部分
许多花朵粉碎的过程
使果核变小。但更加坚硬
一枚果核在火焰中保持原形

——（周伦佑：《果核的含义》）

      这段诗里关键词语“语言——果核——花朵——火焰”的诗性跳跃是从西方诗歌那里借鉴来的，但对“果核”这一意象作深层意义的解剖性思维又彻彻底底是东方式的或者说是最本土的。外来语境和本土语境的互动在这里得到了精妙的呈现。虽然周伦佑在第三代诗歌浪潮中是“非非主义”的发起人，他最先在《反价值》中提出“反价值”要从“反文化”开始，他提出要对“既有文化观念的价值”进行“解构” ⑨，但他所说的“反价值”其实就是一种“新价值”，一种建立在对社会的关注、对存在和对人本身的本质关注，在诗歌语言上，他把对语言的态度分为“两种语言观”：“传统的语言观把语言视为表达思想或某种东西的工具，只注意到它的遮蔽性和局限性，而对语言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孔子（言不能尽意），老子（言者不知）以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坚持的便是这种语言功能。现代语言观放弃‘功能论’的立场，从存在的同一性深入语言，觉悟到语言不是工具，而是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存在本身。人通过语言揭示存在，人只能在语言中存在。”⑩这就是他在对诗歌语言通过冷静、深入的反思后得到的启示。从文化语境学的观点来对这段话进行分析就可以知道，周伦佑倡导并在他的《遁辞》和《变形蛋》中通过实践让诗歌语言揭示人的本真存在方面，其实要的是东西文化语境的融会贯通和互动互生，中国新时期的很多耐得住寂寞的诗人都在为这种互动作出最大的努力。

    3/当下语境的两难：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口语诗歌写作

     中国新时期诗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诗坛上出现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口语写作”的概念：“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特定称谓，专指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肖开愚、张曙光、孙文波、臧棣、西渡、姜涛、陈东东等诗人的诗歌写作。我们从“知识分子”创作的具体的诗歌文本的阅读可以知道，在他们作品中存在大量的西方诗歌中的词汇，本土语境在他们那里被疏远得几乎失去了记忆，所以，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其实仍然沿袭西方话语语境，属于比较明显的“翻译体”诗。由于没有独立的诗歌话语语境，所以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就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思想，有学者称他们的思想只是名词和动词的思想，而不是思想的思想。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知识分子写作”是技术性写作，是消费西方大师们思想的空乏写作。
     著名评论家程光炜先生在《不知所终的旅行》的序言中指出：张曙光的作品里“有叶芝、里尔克、米沃什、洛厄尔以及庞德等人的交叉影响”，欧阳江河“同波德莱尔一样，把一种毁灭性的体验作为语言的内蕴，把一个要将他的过去和现在碾得粉碎的时代作为思考的主题”，“王家新对中国诗歌界产生实质性影响，是他自英伦三岛返国之后……米沃什、叶芝、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流亡或准流亡的诗歌命运是王家新写作的主要源泉之一”。“西川的诗歌资源来自拉美的聂鲁达、博尔赫斯，另一个是善用隐喻，行为怪诞的庞德。”“阿波利奈尔、布勒东是怎样渗透进陈东东的诗句中，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开愚的身上有着庞德的某些影子”。西川在《写作处境与批评处境》中自己都承认：“作家、批评家寻找通向已故作家暗通的目的……是要从死者那里获得写作和道义上的支持”，王家新更直接：“……只有从文学中才能产生文学，从诗中才能产生诗……” (《回答四十个问题》)。
      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在技术上大多能做一点翻译上的事，再加之接近西方的大师们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种灵魂依附的背景，灵魂向外倾斜总是要时髦一些，所以他们总是以在他们诗歌中有“互文的西方语境”为荣。对西方大师灵魂的依附是王家新诗歌写作坚贞不屈的信念：“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帕斯捷尔纳克》）；“‘长久沉默之后’，叶芝这样写到，而我必须倾听。我知道，这不是叶芝，是他所经历的一切将对我们说话。”（《长久沉默之后》）。在其他诸如、西川、张曙光、藏棣等的大量诗歌文本中，也明显拥有这种对西方大师们的灵魂依附和对西方诗歌词语着魔的占有癖。但是，知识分子写作确实也存在一种“以外言内”的迂回方式，他们在向西方大师致敬的同时，也在逼问自己存在于现实生活和中国本土语境中的灵魂“需要抑制怎样的恐惧，才能独自/去成为？……”（王家新：《纪念》），由此可以看出，在知识分子那里，仍然在暗自努力让他们的诗歌本质地锲入时代现实语境，他们仍在努力地树立属于他们诗歌的独立精神、品质和真正道德。
            
     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对应的诗歌写作是口语诗歌写作。韩东、扬黎是口语写作的代表。口语写作的价值观是承袭“非非主义”提出的“反价值”；口语写作的文本意义强调“在场”感，坚持所谓的民间立场；口语写作的话语语境充满了伪文化的超后现代，在对现实的琐碎描绘中甚至沦于口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韩东：《有关大雁塔》），如果套用韩东的诗句，有关韩东的诗，能让人知道什么，他写出来，向四周看了看，就把它从阳台上仍了下去。我这里所强调的是他的诗中没有文化语境，或者说没有本土文化语境。上面所列举的诗句是典型的反文化反价值诗语，里面表露出的玩世不恭充满了西方后现代的话语气息。在口语诗人扬黎那里，由于诗歌中缺乏基本的文化价值，所以当他从“非非主义”那里被分离出来后，干脆就沦落为“下半身写作”的老大，随着艺术理想和人生理想的双重破灭而找不到诗歌和生命的归属，改“脑思维”为“手思维”，在快餐诗歌运动抛弃诗歌应有的严肃，在肉欲中麻醉，在狂欢中悲绝！
     90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概括地说是由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构成，并共同完成对当代社会文化的改造和重构，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主流文化形态。90年代中国诗歌的文化语境在这种社会大文化语境的影响下，与80年代的整体文化语境构成了一种断裂的文化关系。口语诗歌在这种气候下，以充满了欲望的身体和简单无聊的快乐充斥着诗坛，从这种背景上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其实，真正的口语诗歌应该与生命同质同构，能对诗坛提供新的价值动向和价值系统，能有着新时代人文精神的烛照和自己独立的文化语境……                              

   4/原作与译作：文化语境的双重建构

    文本生成有赖于“文化语境”。
    不同的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层面拓展了文本的新的文化语境。文化语境在原作和译作中有着各自不同的演变和重构。在各种艺术形式的翻译中，诗歌有是最难翻译的一种文体。众所周知，我们不能把诗歌翻译看成是一种语义对等、信息同一的媒体符号对另一语言符号的文本阐释。任何一首诗，都有他自己本源的文化语境，在对诗歌的翻译过程中，文化语境由于译作语言的转换而在不知不觉中也形成了相应的转换或者说重构，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一个译者都通晓出发语与目的语两种文字，也就是说，译者对两种文字的文化语境都很熟悉，但在翻译也即是译作生成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时间的先后差异和各自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转换，对无等值语言的特殊处理，原作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积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译作一旦生成，由于目的语的文化语境的转换，再加上阅读者阅读时的文化心理层面，就有了它自己新的空间和新的文化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认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在新的文化语境之中，作为原作生命的延续的的译作，面对新的读者，便开始了新的阅读与接受的历史。译者使原作的生命得以在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上拓展、延续。所以说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诗歌文化语境嫁接、转换和双重建构的过程……

   三、全球化文化语境的召唤

    1/诗歌文化语境的共时与历时

     全球文化的共时和历时给不同文化和不同时间范围内的诗歌文化语境带来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是文化形态意义上真实的对话和交流的基础，是不同文化语境存在的条件。
    从全球文化的共时和历时来看，整个人类有着共同的艺术文化和文化语境。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也是全球文化和全球诗歌的一个部分。中国文化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早在商朝时中国文化就已经发展成亚洲诸文化形态中最辉煌的文明形态，而世界上其它文明的地基则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人在承传苏美尔文化遗产的同时，却被迫臣服于部落民族而使得文化产生了断裂；克里特岛上空前繁荣的米诺文化，竟然迅速地销声匿迹；尼罗河两岸，法老们的威仪仅仅延续了几个世纪，就在内忧外患中使文明拓展功亏一篑，在世界最初的几大文明中，只有中国在历史的消长起伏中，以其薪火相传的绵长文化传统，成为整个世界文明史中仅存的硕果。中国诗歌不管经历了外来文化语境怎样的遮蔽和裂变，但在中国大文化背景中，仍然保持有与全球大文化语境息息相通的部分。
    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的文化语境是第三世界后殖民语境，以西方标准为参照系，以趋同国际化为方向，从写作到批评皆用与西方互文的话语。但是，在整体上，我们与西方的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相距甚远，西方的后现代是现代发展后的结果，尤其是对现代反思和反证的结果，我们连现代化都未完成，哪谈得上什么后现代？历时的差异必然带来共时的差异，但是中国新诗从七十年末以来，一代代诗人很卖力地学习西方诗歌，并从中吸取他们诗歌中的文化内质，以弥补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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