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两希”文学的人文养料后,孕育出了西方文学现代形态里“人”的母题。这一母题的文化包容性反映出作为文艺复兴指导思想的人文主义之内涵的丰富性和文化互补性。人文主义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它对人智与原欲的解放上,还表现在它对人的精神与理性的提升上。以世俗人本传统为核心内容的现代价值观推动着西方社会的发展,但也有明显的弊端。
 
【关键词】 人文主义文学　“人”的母题　价值观

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往往较多地肯定古希腊—罗马人文传统对文艺复兴运动和现代西方社会的进步作用,然而,从文化传承的历史规律看,中世纪的人文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并未中断,人文主义显然也包含了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传统。因而,人文主义文学的基础观念是古希腊—罗马文学之世俗人本传统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学之宗教人本传统的双重组合①。那么,这两种人文传统到底是怎么融合的呢?人文主义文学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质到底呈何种形态?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文艺复兴后形成的价值观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

上　篇

文艺复兴“人的发现”,首先是感性的或原欲的“人”的发现。感性生命主要体现为男女之事,感性或原欲中最根本的是“性”,所以,中世纪的基督教,乃至一切成体系的文明社会的宗教,都首先从抑制“性”开始,把女人视作“魔鬼”。从这个角度看,《圣经·创世纪》中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而犯罪,隐喻的是性犯罪,而且成了人类的“原罪”,蛇就是性的隐喻(以蛇作为女阴或男根之隐喻,乃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化现象)。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人的原欲的抑制,首先是男女性爱。同样因为这一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对基督教文化的反叛,首先也从反叛性爱问题上的禁欲主义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显然我们不能说波提切利、拉斐尔等人对女人人体的描绘完全出于感官的愉悦,出于肉体感性的需要,但对人体之美的赞颂则是十分明显的。在他们看来,赞美肉体就是赞美生命,赞美上帝创世之奇功。在这里没有任何邪秽的不健康的东西,因为人体之美(哪怕是女性裸体)给人的不是邪念的满足,而是生命的充实。”②这种肉体之爱,这种“生命的充实”的观念,显然与基督教教义相左。但是,当人们把人的肉体乃至性本身看成是上帝的造化、上帝赐予人的美与快乐时,一种重新解说教义,因而似乎并不背叛上帝和宗教的新的“人”的观念就产生了。这就是早期人文主义对肉体、性、爱情的一种神性理论依托,也是他们敢于那么大胆而真诚(犹如对上帝的虔诚)地表露对性爱的渴慕的根本原因。卜伽丘和拉伯雷是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创作中的“人”的观念延续着古希腊—罗马式的原欲型世俗人本意识。在卜伽丘看来,男女之间的两性吸引、两性之爱是天然合理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因为它是上帝的造化,而不是什么“罪恶”的东西。他要人们丢弃快乐天国的梦幻,去寻找人间的幸福。他要人们把关注于超现实世界的目光转向现实的人生,转向人自身。这是对“人”的发现,是人文观念的重大转折。他在《十日谈》第四天故事的开头曾说:“谁要是想阻挡人类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呢。”③这第四天讲的关于“绿鹅”的故事告诉人们,两性吸引,两性相爱,纯属本能,属“天律”,硬要视其为恶,人为地去严加制裁,就悖逆了天律。教会的禁欲主义就是这样走向悖逆自然人性的境地。《十日谈》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人欲是天然合理的。诚然,卜伽丘对人性的理解是过于狭隘的,因为他仅仅或者主要把两性之爱的实现视为人生之幸福与快乐。但是,他瞄准禁欲主义的要害万箭齐发,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特别可贵的是,他通过《十日谈》阐述了舒展的人性与人的幸福快乐之间的关系,让人们看到了幸福在人间,幸福在自身,而不在天国,不在上帝身上,从而找回了失落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世界中的那个自然欲望意义上的“人”,这是有重大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的。

但是,如果人对幸福的理解、对快乐的理解以及对自我本质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自然人性的舒展上,尤其是像卜伽丘那样主要停留在两性欲望的实现与满足上,那么,人文主义的思想层次就显得太低了。人之为人,还有高贵的理性,人需要理性的提升。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对“人”的理解与把握显得更全面。他在肯定自然人性的同时,又强调了人智对于人的意义,他笔下的“巨人”主要不是靠膨胀的自然欲望的推动,而是靠人智的牵引。他的《巨人传》描写了三代巨人离奇的故事。几百年来,欧洲人生活在基督教文化世界里,自甘渺小,仰视神圣而伟大的上帝。拉伯雷首次用“巨人”向神圣的信仰发起了攻击,表达了人的自豪与乐观。作品中巨人们那种狂放不羁、目空一切的行为,冲破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实质上表达了人对自我的一种新理解:神圣与崇高不存在于人之外,而存在于人自身;一个发展完善的人本身就是神圣的。巨人的狂放不羁,表达了人要求摆脱种种精神束缚的自由意志。巨人外形上的庞大无疑仅仅是一种象征,说明完善的人首先在自然体格上是健全的,还具有人的种种自然欲望,包括正常的男女之爱。这是对自然意义上的“人”的充分肯定,与文艺复兴初期人文主义文学对“人”的理解相似。此外,拉伯雷还告诉人们,人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完善,精神的完善关键在于人智的开发,人智的开发关键在知识,人的自由、强大、力量主要生发于人的智慧。所以,《巨人传》在塑造巨人形象时,特别强调人智的开发。三代巨人都在追求知识、真理和正义,也就是追求自身完善并使人走向完善。如果说卜伽丘的“人”所体现的更多的是自然原欲的话,那么,拉伯雷的“人”的内涵则强调“人智+原欲”。无疑,拉伯雷把“人”的观念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从而发展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

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是后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延续着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世俗人本观念,又在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中汲取了宗教人本意识的养料,“人”的观念呈现出“原欲+人智+上帝”的形态。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基督教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现实欲望的冲击之后,“个性自由与解放又在相当大的范围与程度上导致了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④。正如布克哈特指出的那样:古希腊—罗马的个性主义,“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它可能是正确的,特别是牵涉到他们生活的放纵方面。对于其余的人来说,它或者可以说有些接近于正确,那就是在他们熟悉了古代文化之后,他们以对于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崇拜代替了圣洁———基督教的生活理想。所以我们能够理解:这很容易诱使他们把那些过错和恶行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他们的英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过错和恶行但仍是伟大的”⑤。人们普遍以古代的英雄们为榜样,以人文主义的个性自由为生活准则,在反宗教禁欲主义的同时,也走向了道德上的混乱。此外,“在16至17世纪,欧洲人第一次拥有了整个地球的大片土地,他们本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勃勃的野心,如现代人试图登上月球一样充满了占有欲。冒险与开发使他们拥有了各地的奢侈品,从而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也激发了欲望”⑥。因此,这既是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时代,也是一个欲望膨胀、充满贪婪、滋生邪恶的时代;既是人文主义对在基督教传统文化高奏凯歌的时代,又是一个旧信仰解体、新信仰脆弱的道德失范的时代。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大多头脑更清醒、冷静,不再一味地信奉早期人文主义的准则,并对基督教文化作了重新的认识。事实上,许多人文主义者一开始就未曾放弃对基督教的信仰,在人欲横流、道德失范的现实面前,他们往往又从基督教文化中寻找医治现实病痛的良药。塞万提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虚拟的堂吉诃德形象,来追怀失落的信仰,表达新的人文主义理想的。在堂吉诃德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古希腊式个性袒露、原欲冲动的英雄,而是希伯莱式充满忧患意识、满怀基督之爱的救世者。他“横行”天下并力图建立的,与其说是那失落了的“骑士道”,不如说是《圣经》中耶稣要人们等待的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彼岸天国。因此,用以往的眼光看,堂吉诃德简直不含有“人文主义”思想。然而,这恰恰说明了塞万提斯作为后期人文主义作家,拥有对人文主义的新的价值取向。相反,桑丘代表的是与堂吉诃德相对立的现实价值原则。他肯定并执著于现实原则,肯定人的自然欲求的合理性,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体现了世俗倾向的人本意识。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这个以宗教人本意识为本质特征的“人”,对桑丘及其所代表的现实世界,对放纵原欲、个性膨胀的古希腊式人文理想和社会现实状况作了善意的、温和的批评。由此可见,认为堂吉诃德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形象,认为堂吉诃德代表了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思想,显然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应该是:堂吉诃德+桑丘=塞万提斯式“人文主义”。

莎士比亚无疑深受文艺复兴前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然而,他的创作几乎从来也不曾表现出惟一地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态度,而是主张让自然欲望接受人智的引导,并沐浴上帝之爱,从而去其粗俗乃至野蛮与疯狂的成分,进而出落得圣洁而高雅、激情而节制、浪漫又美丽。在早期诗歌与喜剧中,莎士比亚笔下出现了被称为人间的“伊甸园”的美丽世界。不过,它显然不是古希腊神话所描绘的爱的乐园。那里,青年男女之间充满了来自自然性爱的激情,这个世界也因此洋溢着生命与青春的气息。自然生命的激情总是展示出无限的美丽。何以如此呢?首先在于这个世界中的人是通达而明智的,能以自己的理性去辨别什么是褊狭、自私与谬误,去抑制欲望的冲动,然后,以宽厚与仁慈待人,让仁爱去消解一切的仇恨与怨愤,使世界变得美好。莎士比亚早期的抒情诗,男女之爱不可谓不热烈奔放,但总是热情而又理智。早期的喜剧延续并拓展着抒情诗的主题,让爱的小夜曲变成了爱的交响曲。在喜剧中,爱情战胜偏见,爱情融化仇恨,爱情给人智慧,爱情给人勇气;美满的爱情总是以善良、无私、坚毅、忍耐、真诚、宽容等高尚的品质与情操为前提。因此,这种爱情是生发于世俗情感的,但又有超世俗的倾向,自然爱欲经理智与仁慈过滤后升华为美的情感。可以说,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放纵的爱欲从来都是不被肯定的,如果说,卜伽丘们以“人欲天然合理”反禁欲主义,莎士比亚则以“爱情是天经地义”的来反禁欲主义,但他同时又说:“仁慈是人间的上帝。”⑦在他看来,离开了仁慈与理智,自然之爱必然走向爱欲的放纵,爱情之美也就消失了。在莎士比亚早期的创作中,基督教文化的节制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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