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悲剧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幕幕恶欲践踏仁慈宽厚的逼真图画。那真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一个失落了上帝的时代。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莎士比亚的悲剧总是在道义上留给人们些许安慰和缕缕希望,因为他依然相信:虽然“残暴”可以践踏“仁厚”,但“仁厚”最终仍将是胜利者,上帝依然站在善与正义一边。正如他早期喜剧与历史剧中人文主义理想的闪光点总落在基督式的仁慈、宽厚、博爱上一样,在悲剧中,仁慈、宽厚、博爱则成了映照灵魂之善恶是非的明镜。哈姆莱特在现实中看到的是让“罪恶的匆匆”吞噬了理智的人,而他理想中的人则是另一种情形:

人是一件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⑧

这段描写的既可以说是哈姆莱特原来想象中的“人”,是他“重整乾坤”后希望出现的“人”,也是莎士比亚自己关于“人”的一种理想,然而却不同于卜伽丘和拉伯雷理想中的“人”。上述这段著名的议论所赞颂的“人”,其文化血缘关系联结着宗教人本传统。人之所以是“一件了不得的杰作”,是因为他是上帝创造的;正因为他是上帝的造物,而且如《圣经》所说是上帝照自己的模样造出的,所以才有“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优美的仪表”、“高雅的举动”,才像“一个天使”,“一个天神”!上帝创造了自然之后,又创造了人,并把自然世界的一切都交给人去管理,而且在所有的造物中,只有人是按上帝的模样造出来的,人当然就成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尤其是由于人有“高贵的理性”,他能看护灵魂,使其不受贪欲的侵蚀。这“理性”有宗教道德理性与世俗哲学理性(智性能力)的双重成分,意味着节制原欲与明辨善恶。而现实中的人,理性的堤坝被私欲的洪水冲垮,从而走向了堕落。可见,莎士比亚要追寻的显然不是高呼“人欲天然合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而是理性的仁慈宽厚的“人”。哈姆莱特就是这种“人”的一个实例。他是一个从传统价值观念中挣脱出来却又与传统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莎士比亚对人的认识的深刻性超出此前的人文主义作家。尤其是,他的人文观念明显与基督教文化有血缘关系;他的仁慈、宽厚、节制、博爱和不以恶抗恶等等,使他的胸怀拥有了基督式的宽广与深沉;他对人智与知识的崇尚,又显然与拉伯雷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崇尚人智的传统相连接,而放纵原欲的传统则被基督教的节制原则所“过滤”后有选择地接纳于其思想中。因此,莎士比亚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联系,又延续了中世纪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之血脉;他的创作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相融合的典型范例。可见,以肯定个人世俗欲望的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文学,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人本意识,他的创作所表现的是“原欲+人智+上帝”式的“人”的观念,由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也步入了新的境界。

下　篇

本文所说的人文主义并非通常文学史、文化史著作中所讲的“人文主义”。从文化传承之规律去深入反思人文主义的形成及其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的是关系不无学术意义。中世纪晚期,教会使基督教走向极端,上帝成了人性的反动,成了人的异己力量,一些人文主义者借用古希腊—罗马文化向它发起了攻击。于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形成冲撞之势,文艺复兴也就成了西方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介,从而带来了文学中“人”的观念的重大变化。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它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反禁欲主义等内容,是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相冲突。以人为本和以神为本,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冲突的焦点。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要求以人性、人智取代神性、神智,从上帝那里找回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也即人自己。因而,这种冲突实质上也就是原欲与理性、肉体与灵魂、人智与神智的冲突。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对基督教文化思想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胜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它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与神的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

由此可见,文艺复兴运动既有两种文化对立与冲突的一面,同时又有融合与互补的一面,因而,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同时吸收了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原始基督教和《圣经》本身所倡导的克制人的原欲,倡导仁爱、忍让、宽恕等博爱思想,体现的是宗教人本意识,它与中世纪教会宣扬的教义不能同日而语。这种思想在本质上也体现了对上帝之创造物的人的尊重与爱护,因而,它与古希腊世俗人本思想虽非同出一源,但却殊途同归,都是出于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维护。这正是两种异质文化融合的契合点。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两种文化都是人类在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们各自都有其发乎人性、合乎人性和违背人性、危害人性的积极与消极因素,因而都有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所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它们当中任何单一的文化范式都不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反映,因而也不是人类发展所需要的最合理的文化模式,只有两者的互补融合才是正确的选择。文艺复兴运动便是历史为欧洲社会提供和创造的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契机。

文艺复兴作为西方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的初始阶段,开始了西方社会与文化现代化的历程。从人文传统的角度看,这“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根本标志就是人智与原欲的　解放以及世俗价值观的形成,这种世俗价值观的人文之根是古希腊—罗马文化。

如前所述,古希腊—罗马文化与文学蕴涵着一种世俗人本意识,它决定了古希腊罗马人的生命追求的世俗化倾向,而较少有宗教式超现实的终极意义追求。世俗化的人生追求,彰显着人的个性,释放着人的自然欲求,展示着人的智性能力,却缺少了超世俗的精神与道德的提升。这种人文传统和价值观的人性取向是单一性的,它有可能导致人欲的膨胀和物质主义的盛行。罗马帝国晚期人的精神颓靡与社会的腐败及最终的覆灭,其深层文化原因就是罗马人对希腊原欲型文化价值观的极端化、片面化接受与推崇带来的人欲的放纵。面对罗马帝国毁灭的惨痛现实,面对一个普遍让人感到厌倦的物质尘世,精神慰抚与提升成了人们的一种普遍需要,这为欧洲社会由古代到中世纪的转型、为世俗型文化向宗教或超世俗文化的转型提供了精神—心理的基础,这也就是基督教文化价值体系在中世纪欧洲盛行并深深扎根的深刻的文化—心理原因。在世俗社会日益衰朽的时候,基督教提供的崭新而神圣的信仰世界使人们看到了生命存在的希望与意义,“它以唯灵主义的理想对抗罗马的物质主义,以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来抵制罗马的纵欲主义”⑨。“一种精神势力,一种精神力量,一种完全依靠人的信念,道德信条和情操的力量,这时出现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教会单独发挥了一种道德力量。还不止于此:它支持了和传播了一种规则、一种高于一切人类规律的思想。它为了拯救人类,提出了这个基本信念,即在一切人类之上存在一条法则,这条法则随着不同的时间和习俗而有不同的名称,它有时称为理性,有时称为上帝的法则。”⑩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在欧洲的普遍接受,标志着社会转型的到来。这个以精神价值、道德理性、终极意义为追求目标的社会,控制着人的自然欲望,使人的心灵有了寄托,从而带来了欧洲社会的长期的和平与稳定。“与古希腊罗马相比较,在基督教世界中,人们在市民的德行之外加上了人类德行,即精神上的人的德行期……”○11中世纪西方人对精神价值的倾注,为人类的精神追求和自我理解拓宽了视野,也丰富了西方的人文矿藏。但基督教文化的禁欲主义、来世主义和蒙昧主义,又造成了人性的扭曲,从而成了人的精神束缚,于是,造成了中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的衰落。文艺复兴则把受极端精神束缚着的人解放了出来,这主要是把人的自然原欲智性能力解放了出来。人欲与人智的相对自由与解放,人的生命价值追求的世俗化,是现代西方社会与文化相对于中世纪的社会与文化之“现代性”的根本标志。当然,这种现代性的世俗文化价值观念是汲取了传统基督教文化之人文性内容的。但是,可以说,从文艺复兴到今天为止的西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其价值导向的主流是世俗式的物欲追求,并且以智性能力的不断拓展为其内在推动力;也可以说,从文艺复兴开始到今天为止的西方现代文明,一直走着与中世纪传统文明相对抗的道路,虽然宗教人本传统也一直伴随着现代文明,但这种精神理性的力量同强劲的物欲推动力相比,显得势单力薄。这两种力量对比的极度悬殊,恰恰是迄今为止乃至未来的西方社会越来越物欲化和功利化的深层文化原因,也是现代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之危机的文化根源。“现代世界要求一定的道德观念的存在,但它又破坏了严肃对待道德的基础。现代性(modernity)既需要道德,又使道德成为不可能的事情。”○12现代人类在享受着文艺复兴以来不断现代化———即世俗化带来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也经受着精神与理性失落的心灵煎熬(虽然这不是整体性的,但却是根本性的),且面临着生存与毁灭的威胁与考验。今日社会,人们都在大谈“全球化”并努力适应之,其实,在经济上,“全球化”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13;在文化上,全球化也必然是现代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普泛化。

作如是说,不是希望人类回到中世纪,而是想强调人的精神与道德的提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是想要指出以世俗人本传统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过分张扬后可能带来的弊端。而且,这种弊端在“全球化”日盛的21世纪依然存在。

①　关于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莱—基督教文学之文化内质的异质互补特征的论述,请参阅笔者发表于《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的《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对立与统一———“两希”文学之文化内核异质互补论》一文,又见《新华文摘》2004年第12期。

②　启良:《西方文化概论》,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68页。

③　卜伽丘:《十日谈》(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

④⑥　JohnP.Mckay,BennettD.Hil,lJohnBuckler,AHistoryofWesternSociety,VolumeI,Boston:HoughtonMifflinCompany,1987,p.490,p.501.

⑤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23页。

⑦　《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6页。

⑧　《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⑨　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⑩　基佐:《欧洲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5页。

○11　贝奈戴托·克罗奇:《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0页。○12　RossPoole,MoralityandModernity,Routledge,LondonandNewYork,1991,Interoduction,p.ix.

○13　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见《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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