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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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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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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范畴下男性应“高”于女性的话语修辞(这与上述其在毛泽东时代地位的相对下降相关的)。这种修辞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或者从经济学角度借批判计划经济来抨击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指责“妇女解放”是“以牺牲生产力的发展为代价的”，抱怨妇女就业“增加了男子的劳动时间和疲劳度”，声称“在社会主义‘大锅饭’里，妇女舀去了与其劳动数量与质量不等价的一勺”；或者搬出生理决定论，因为妇女的生理特征影响了她们的社会工作；或者借对“铁姑娘”与“奶油小生”的批判与嘲弄，重新营构出一种男强女弱的男性文化逻辑，甚至还出现了将男人的“阳刚气”与一种民族主义思维相联系的文学艺术想像(如《寻找男子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似乎民族的振兴、社会的重新秩序化、现代性焦虑的克服就在于恢复和巩固传统性别秩序。对毛泽东时代男女平等观进行批判时，其实际指向了男女平等的政治理念本身，这应该说是20世纪80年代“男女不一样”性别话语对女性主义的最大误读。如将女性从过去由对国家阶级忠诚的社会角色的界定转向了由其生理、心理的独特性而来的“自然”角色的界定成了当时女性话语的一种新时尚，“人是有性征的，抽象的人从来就不存在。有史以来，人，要么是男人，要么是女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便先天地预示了他(她)的不同的生活道路，并因此造成了各不相同的行为方式和心态结构”。从生理、心理等“自然”因素来界定女性的结果，只能是将性别差异导向一种本质化、经验化的理解，连著名的女性学家也未能幸免，足见当时女性话语矫枉过正之甚。
80年代另一种论证“女性意识”合法性的方式是，将女性的政治解放与自主意识的文化解放区分为两个层次，在前一层次上中国女性被判定为“解放”，在后一层次上则被判定为“未解放”，而这种“未解放”的程度又是紧紧依据上述女性在生理、心理上的独特性而来的，即女性未完全意识到自我有别于男性的那种“差异性”以及建立在这种“差异性”基础之上的自主意识。这样，同西方女权主义将批判的锋芒始终指向男性统治的“性政治”不同，80年代中国的这种女性话语，将批判的落脚点最后还是放到了长期的政治一体化社会对女性的异化上。那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种异化的天然结束，改变女性心理上的顽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是这种女性话语的潜台词。只是对女性自我“文化革命”的强调忽略了女性现实存在的严酷性：真正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天然”结束的，是一直困扰女性生存发展并愈来愈变本加厉往隐蔽处发展的父权制。
遭遇消费时代之后
进入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问题并没有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全方位传输与全球化的宏大声音而“自然”得到解决，相反，遭遇消费主义之后的中国女性主义，在女性生存现实与女性文化表述、女性自我价值定位之间却出现了明显的话语修辞现象。
修辞之一：女性现实与“女人味”镜像。
男女平等在任何时代都是新中国政府的公开倡导，但是在实际的政策制订或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 男女不平等甚至歧视女性的隐患，而且这种导向性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入在“打破大锅饭”的时代口号下逐步暴露出它狰狞的面目来的。由于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女性在毛泽东时代“自上而下”得到的某些权利，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年代里本身却成了问题，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变化也便成了中国当下女性话语的一切焦虑之源。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正确全面地来分析现代大众文化所铺天盖地建构的“女人味”问题。女性学者王政曾将“女人味”的基本要素分解为“消费主义＋贤妻良母＋性感”。我认为“女人味”固然可以从中国传统女性文化中“美妇人”形象的强大、80年代“回归女人”提法中的本质化经验化倾向、年轻女性的身份认知障碍等文化心理层面加以批判，但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在强大的市场社会竞争面前，女性难以找到祈望与男性独立平等的物质基础，不得不转而投向自身性魅力、爱情或婚姻。将这种“女性意识”的受动表达置换成女性对“美”的内心渴望是大众媒体一贯的话语运作策略。现在的问题是，当大部分批判聚焦于“女人该不该有‘女人味’”、“‘女人味’究竟是为‘悦己’还是为‘悦己者’”时，就悄悄偏离了对这种性别话语的复杂运作过程的严肃批判。为什么“女人味”恰恰是在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这几年甚嚣尘上的?女性“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遗憾的是，这种严肃的探讨在当今女性学界还不多见，对不遵循“‘女人味’逻辑”的女性人生提出忧虑的倒不在少数。例如80年代初最早向中国推介女性主义思想的朱虹，就将大众文化语境里的“女人味”与贯注进女性主义思想的“妇女研究”对立起来，如果“中国的一个女孩子拿到了妇女研究的高等学位，除非是在学校教书做研究，若是在社会上找工作，这个学位是会帮助她还是妨碍她呢?”将妇女研究/女性主义当作一种学术信念而非人生信念，恐怕是许多女性学者的内心隐衷，只不过朱虹女士在此将它公开化罢了。
修辞之二：后现代文化与“后女性主义”迷思。
要求男女平等、颠覆男性霸权的女权主义实际是在“女性”身上填注进许多观念在里面的，比如大写人格、人的诗性的精神性的超越性的那一部分，它往往把到社会领域中争取同男性的平等平权看作是女性一种本能渴望。然而中国90年代以来兴起的讲求“自由”(消解责任)、“个人”(疏离他者)、“物质”(逃避精神)的文化则对这种渴望的“天然”性产生了怀疑，它承认的是快感、世俗、欲望、享受、趋利避害等人类所呈现的另一种本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当代社会渴望从中国的时弊——循规蹈矩、压抑个性——中突围出来，就掀起了一股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思潮。然而作为边缘群体的女性一旦实行起来，就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同以大写人格为基础、强调个人奋斗的经典女权主义的距离，甚至衍生出一种在大众文化中流行的“后女性主义”话语。通过对消费时代女性写作的分析，我曾在《“女性主义”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一文中将其概括为：1.对女性独立、平等的要求不如对女性魅力、女性气质的强调突出。2.情欲领域已取代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成为女性权力争取的主战场。3.女性解放与女性消费/消费女性的声音混杂在一起。4.直接投身社会实践对男权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反抗的“大女人”，让位于更多在性别围城中权衡利弊的“小女人”，成为文本叙述的重心。5.要求男女平等颠覆男性霸权的单一声音变得复杂、犹疑、暧昧。对这种混合了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时尚”女性观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却不能失之简单化。上述我们曾论述的消费时代中国女性地位的重新边缘化是它得以由来的立法前提，而以男性为中心的消费主义潮流对女性的话语裹挟则是它最直接的思想源头。尽管西方第二女权运动退潮之后也出现了一股重新倚重婚恋家庭的倾向，但是它却往往有一个前提，即经过女权运动洗礼后女性自我独立观念明显增强，不少人亦相应提高了个人素质技能以保证这种独立的现实实施，在这种基础上再强调正视女性特殊性、婚恋家庭的重要性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也是这种性别保守主义观念近来甚至得到某些西方精英人士首肯的原因。不过中国的“后女性主义”话语却是直接承袭着消费主义文化而来的，是近年来中国社会与文化领域中的世俗化、个人化、非道德化倾向在性别领域中的投射。由于背离了那些传统上能够为女性带来价值攀升的行为和态度(独立、自强、个人奋斗、在社会领域里取得影响等)，这种更多与女性“性”地位相关的女性话语使得女性处境出现了继续边缘化的恶性循环。
修辞之三：全球化图景与女性“全面解放”的神话。
“全球化”是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倾注了异乎寻常热情的一个话题。近年来某些女性学人有无视权力、等级及中国社会性别实质对“全球化”、“她世纪”做过分乐观阐释的倾向：
1.将自身作为女性精英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获得的有可能向上流动的机会普遍化，以抽象的“中国妇女”掩盖了全球化镜像下女性分化的残酷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人曾说：“对中国妇女来说，全球化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使每个女人都有机会超越家庭、社会、民族和国家，最终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去做一个人。无论全球化产生了多少新问题，还有什么比选择更重要?”全球化是一个包含了复杂内涵的过程：处于不同地理位置与阶级位置的男女在全球化中会有不同的经历，资本的扩张、殖民关系的延续与全球抵抗力量的跨国界行动是同构并置在这一话语中的。笔者在此无意对“全球化”做一个全面的界定，只是想联系一下近一二十年中国女性就业参政的几个数据，指出上述说法是片面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或任何国家)的妇女获得那种想象中均一发展的机会，在有些阶层的女性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向上发展的同时，另一些阶层的女性却并非完全出自个人原因地无法占有向上流动的资源甚至无可奈何地向下流动。
2.将个人在社会转型期有可能获得的“全面解放”的机会普泛化，尤其是在对身体、生理等因素的强调中将性别意义上的“‘女人’的解放”与社会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对立起来，并将前者当作一种“更高层次”的解放。关于女性解放，80年代女性学界曾有一种政治解放与文化解放的“分层次”之说，90年代希望有所突破的女性学界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第三种解放”，“即对自己身体的解放……(女性)力图通过女人自己的眼光，自己认识自己的躯体，正视并以新奇的目光重新发现和鉴赏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丢失和被湮灭的自我”，“挖掘遮蔽在‘人’的解放旗帜下的‘女人’的自我发现。”与徐坤从“身体”这个角度重新界定女性解放相呼应的是，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陈染则将女性解放注入了更多放松休闲的内容：“今天的我有权利不介入社会，这也应该是一种解放!……今天的年轻女性的解放是放松，是更多地保持完整的自我。探寻生活意义的那种劳累本身反倒构成对自己的束缚和压迫，生活本身的乐趣更有意义。”身体发现、放松休闲等的确构成了更完整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它们也为今天的女性话题灌注进了新的活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悬置起对这种“性别解放”下面应涵盖着什么样的社会现实的深度追问：你用什么样的文本、人群和社会现象来代表女性?是否能保证对于身体、休闲的强调没有对政治经济层面上的女性解放形成新一轮的话语遮蔽?那些与更大多数女性生存境遇相联系的东西是否真的只沦为已成“完成时”的第一、二次解放?我认为不止一个的著名女性学(文)人屡屡从自身的“较高”身份出发为“中国当代女性”做一个乐观的全称判断，已经不能仅仅从西方中产阶级女性观在中国的复现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了，它还表现出当前中国的某些主流观念甚至是大众文化中的流行趣味对严肃的女性学界的一种话语渗透以及后者对此的浑然不觉。遭遇消费主义之后，女性主义“中国焦虑”问题的这种深化，可以说既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化与20世纪以来的百年女性问题在当代的延伸与变异，更是经济转型之后诸多复杂矛盾的中国社会文化问题在性别领域内的投射，也只有将其放置在中国性别话语的历史与现实的宏大背景中才能做出一个更加深入合理的解释。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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