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成为学术界重要的议题，新的交流方式如电影、电视、网络等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此种情况下，文学及文学研究怎样呢？米勒一方面提出文学及文学研究终结的观点，一方面又说文学会继续存在，需要人们研究。
    1997年，米勒在北京大学做《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演讲，该文描述了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米勒认为，全球化的特征之一，新的交流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全球人类的生活中构成了一种重要的范式转变，人类从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全球化给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有四种情况：首先，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一度由小说提供的文化功能——例如19世纪的英国——现在已经转由电影、流行音乐和电脑游戏提供。”[2](P111) （这种现象在1979年就存在了）其次，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引起变革，它们改变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文学文本在电脑空间里飘来飘去。再次，这个主要就美国而言，旧的独立的民族国家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或全世界英语文学的研究所取代。最后，文化研究的兴起。对文化研究来说，“文学不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如像过去马修·阿诺德认为的那样，或者像直到最近美国各大学认为的那样。文学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不仅要与电影、录像、电视、广告、杂志等等一起进行研究，而且还有与人种史学者在非西方文化或我们自己文化中所调查了解的那种日常生活的种种习惯一起来研究。”[2](P114) 对于文化研究，米勒还是持保留态度。但是，他也认识到，在美国， 文化研究在人文学科中越来越占统治地位，人文学科将越来越接近于与社会科学合并，尤其是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合并。（如果合并了，还有文学研究吗？）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研究的价值何在呢？米勒提出了文学研究的三种价值：其一，文化的。文学在图书时代是文化表现自己和构成自己的一种主要方式，研究文学就是了解过去以及不同的文化。其二，语言的。语言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方式，文学研究仍将是理解修辞、比喻和讲故事等种种语言可能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研究文学也就是研究塑造了我们生活的语言。其三，“他性”的。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对文学的深入的研究——我指的是对书页上实际文字的研究——是达到正视我所说的陌生性或不可减少的其他人的他性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他性’不只是那些属于不同文化的人，而且也包括我们自己文化中的那些人。”[2](P115) 所谓“他性”就是奇异性。与“他性”的相遇只有通过常说的“细读”并得到理论反思的支持才会实现。米勒始终不忘记解构批评。“今天许多人断言修辞阅读是过时的、反动的、不再需要或不再适合。面对这种断言，我以固执、执拗、不无挑战的抗辩态度要求对原始语言细读。甚至在全球化的形式下，这种阅读对大学学习和研究也仍然是最基本的。”[2](P115)
    《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2000）一文，米勒首先引用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话提出“电信时代”文学终结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儿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也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2](P94) 那么，电信时代改变了什么呢？米勒通过印刷文化和电信文化的比较来说明电信时代如何改变了文学。印刷文化依赖于相对严格的界限，在电信时代，这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主客二元对立大大削弱，再现与现实之间的对立也产生动摇，新的电信技术改变了大学和民族独立国家的界限，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失，甚至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也不复存在，而且，新的电信技术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的母体。电信时代完全改变了文学所由产生的环境和共生因素，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文学研究又会怎么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米勒对此的回答是“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同时米勒又说，“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2](P103)
    关于米勒的这篇文章，已有多篇讨论，笔者补充一点的是，米勒的看似矛盾的观点和米勒的文学观相关。米勒在《论文学》中说，“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就要结束，书写已经成了墙上的艺术，图像布满了电脑屏幕，另一方面，文学或者‘文学的’是普遍的和永存的。它是词语或者其他符号的某种运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类文化之中。在第一种意义上，文学作为西方的文化建制，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的特别的、历史上形成的文学形式。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学是指看待那些被看作文学的词语或其他符号的普遍的态度。”[3](P12—13) 也就是说，米勒认为有两种意义的文学，消失的是第一种，而第二种是普遍的，永存的。这样也许可以和米勒的论述相互印证。
    2004年接受文艺报记者采访时，米勒提出了文学研究的转型说，并说自己“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他认为，当前的文学研究正在走向一种现在还不可知的新形态。这种新的文学理论“是一种混和型的，也就是文学的、文化的、批评的理论，它是一种混和体。在作为这种混和体的同时，传统的文学理论形态依然存在。所谓传统的文学理论，是基于一种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或者与历史、文化保持联系的文学的，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至于它是不是走向死亡，我认为它不是走向死亡，它只是处在一种变化当中，所以是走向一个新的方向，一种新的形态。”[4] 新的文学理论由相互矛盾的两方面组成。首先，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理论还是有效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是指适应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理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就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另一方面，与此形成矛盾的是新的文学理论，适应新形态文学的理论。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混和体。这个混和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的这些形式，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literarity”（文学性），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之外，还有使用词语和各种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东西。文学性和传统意义上的以语言为介质的文学区别在于，第一，媒介不同，比如电影、电视，它们主要依靠的是可视性元素或者还有音乐，它们要大量依靠视觉感官，还有听觉感官。第二，新的视像艺术的文学性有两种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虚拟性。它一方面要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使用的语言，另一方面还要在这种语言之外再加上视觉的因素，由此造成一种效果，它们带给观众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一种被加工过的世界，米勒称之为虚拟的现实，原来文学要给人们带来一种实在的世界，现在是一种虚拟的现实世界。第二个是创造的特征，它善于创造——由多种符号的使用形成的创造。在此，米勒新的文学理论的构想，将电视、电影、电脑游戏的研究纳入进来，不过，在新形态的文学理论之中，传统的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解构批评依然有效。
 
  四、结语

    米勒在社会和文学研究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提出了不同的文学研究任务，研究方向及应对策略，其中经历了三个转折点，从中可以看出时代变化之快。面对社会和学科的巨变，米勒不得不根据文学现状调整自己的理论。在第一转折点，文学边缘化的现象已经出现，但社会和学科内外的变化主要要求人文学科教授说明文的写作，米勒以此作为提倡解构批评的契机，力图将之引入学院和大学的课程之中。他强调解构批评注重语言的修辞象征作用的研究，这样解构批评可以将文学研究和说明文写作结合起来。第二转折点，解构主义在美国经历了自己的辉煌之后开始走向没落，文化研究逐渐取而代之，即出现了文学研究由语言向历史的转变，外部而言，书籍文化正在被流行文化代替，这一趋势愈益明显，妇女运动、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大学进一步冲击了传统的文学研究。面对这种内外变化，米勒的解构批评怎么办？他一方面回应对解构批评的指责，为解构批评辩护，指出文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危险以及理论已经渗透到新的文学研究中，另一方面也积极调整解构批评研究对象的范围，试图以“阅读”的概念将对其他符号的研究容纳进解构批评之中。第三转折点，全球化、电子传媒的巨大影响开始显现，文化研究在人文学科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解构批评作为话语已经很少被人提起（解构的思想已经作为背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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