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地域、地理和人文环境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小说中虚拟空间的特点，阐述了中国小说中存在的文化上的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并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小说中折射出的自然观及自然意识。 

【关键词】 中国小说/文化空间/文化格局

     中国传统小说历来存在两大系统，一是历史传记系统，对后代小说的叙事时间、结构方式和写作方式影响深远；二是地理志系统，包括地理书、地方志、博物志、风俗志等书籍，对后世小说的自然意识、空间描写及空间思维方式影响深远。前者源远流长自不必说，后者也同样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话地理奇书《山海经》，南北朝时期更有炫耀地理博物的《神异经》、《十洲记》，以及记录岁时节日风俗的风俗志《荆楚岁时记》等，至唐宋又出现了《酉阳杂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记载市井招商字号、饮食酒点、服饰风貌的作品，以及大批论香（《香谱》）、论石（《云林石谱》）、论酒（《北山酒经》）的博物志。
    受此影响，小说方面出现许多带有展示异域风土人情、山川自然景观，特别是奇风异俗的作品，使各种秀美奇特的自然风光与民风民俗，以及寓有象征意味的自然意象在作品中大量涌现，像《西游记》、《镜花缘》、《三宝太监下西洋记》之类作品，更直接以大肆铺陈渲染异域风光为乐事；现代文学史上则出现大批描绘异国风光的留学生文学，如向恺然的《留东外史》、郁达夫的《沉沦》等；当代更是掀起了留学生文学热，著名的小说有《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在美国当律师》、《我的财富在澳洲》、《上海人在东京》、《陪读夫人》等。它们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异域风情和异国他乡的风光。而寻根小说则发掘国内异乡僻壤之地的奇异风俗，如李杭育的葛川江风光、贾平凹的秦地风俗、张承志的草原风景等。
    古代神话《山海经》还以山川走向、江河湖泊分布、山岛洞穴等地理方位，作为全书的结构方式，并以此总领起千奇百怪的奇异幻想，将它们纳入一个整体框架。它的叙事特征近于空间艺术，即按照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方位和顺序展开叙事，将许许多多神话片断连缀组合成一个宏大的叙事体系。全书分成“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等，描绘了“大人国”、“小人国”、“丈夫国”、“女子国”等地的风俗、物产及人的奇形怪状。但这个神话体系是不同于古希腊神话体系的，正像杨义所说的：“在这种神话与神话的多方域聚合和历史的代代层积中，中国神话形成了迥异于西方史诗神话的非情节性和多义性的基本特征。”（注：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这成了后世小说的空间描写、世界视野和空间思维方式的滥觞。
    这种空间思维与汉大赋的思维及写作方式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典型的汉大赋就是按照四面八方的方位和顺序展开穷形尽相的描绘，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是顺着东西南北的次序进行描绘的。这一特点与西方小说理论家爱·缪尔所说的人物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将小说分成人物小说与戏剧性小说两类，并认为二者的区别是：“在伟大的人物小说中有无比充塞的空间感觉，正如戏剧性小说中紧凑的时间感觉一样奇特。狄更斯笔下伦敦近乎梦魇的浮华生活；他的书里如此熙熙攘攘的一大群人物，以至场面似乎拥塞到了饱和点；这种只能在人物小说中得到的强烈的空间现实感，同《呼啸山庄》主要场景和《白鲸》结尾中强烈的时间感恰成对照。”（注：爱·缪尔：《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87页。）

    　　一、中国小说中的虚拟空间

    中国小说中还开拓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它一般由四部分组成：一是所谓地狱世界，又称阴曹地府或冥府；二是天堂世界（含西天极乐世界），又称天宫；三是地上的神仙府第或精灵魔怪生活的地方，它们多在山上、岛上或洞中，像昆仑山、终南山、峨眉山、青城山、蓬莱三山、天台山都是有名的仙山；四是龙宫或水府，一个栖息于江海湖泊的水底世界。
    与西方小说不同，中国小说中的鬼神世界与人间的现实世界是相通的，人在偶然或某种机遇的情况下是可以走进这个鬼神世界，做一次逍遥游的，而鬼神更是成天在人间游荡来游荡去，即人与鬼、人与神仙都是可以相交相通的。如志怪小说、唐传奇小说以及《聊斋志异》等小说中，都包含着大量世人漫游地府，漫游仙山神府，以及鬼神来到人间，帮助、谋害凡人或干预人间之事的故事，这显然不同于西方文化中人与神之间存在着天然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观念。方士幻想和神仙道教的兴起，使幻想世界的描写日趋系统化和神异化，神仙家的空间幻想逐渐渗入到志怪小说写作中，使志怪小说“在空间形态上，它除了幽明杂陈这种真实空间和虚幻空间的交错之外，还别开生面地寻找非人们所能亲历的殊域空间和洞穴空间”，（注：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117页。）出现一大批着力描绘或夸饰神仙境地的神异之作。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鬼怪、鬼神小说还摈弃了恐怖、恐惧的美感，充满着缠绵优美的抒情和人性、人情的人间情调，被世俗化了，鬼神世界成了世人熟悉而又陌生的异乡。因此，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说，鬼神世界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像《聊斋志异》就是典型的一例。
    如果说鬼神世界是一个超人间的文化空间，那么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则是一个超现实的文化空间。作为官府的比照，它是一个法外世界，也是一个化外世界，有着自己的行为规矩和生活方式，带有否定官府世界及其合法性、合理性的色彩；作为现实世界的对立面，它又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近乎乌托邦的世界。它与现实生活世界相对隔绝独立，并且分庭抗礼；相对于现实世界的拘束限制，它又是一个自由平等、逍遥自在、不受任何王法拘束的世界，是一块净土和乐土，多处在荒山野岭、悬崖山洞、大漠密林之中，散发着天然野趣。
    从原型角度来说，它是中国人古老的精神家园——桃花源的投射和变形，有着鲜明的象征色彩。“在至高无上的‘王法’之外，另建作为准法律的‘江湖义气’、‘绿林规矩’；在贪官当道贫富悬殊的‘朝廷’之外，另建损有余以奉不足的合乎天道的‘江湖’，这无疑寄托了芸芸众生对公道和正义的希望。”（注：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江湖上讲究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赞扬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讴歌的是救危济贫、仗义疏财，江湖因此成了公道和正义的象征，成了中国人精神自由超脱的寄托，不再是地域概念或自然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符号的概念。
    才子佳人小说中不可缺少的是“后花园”这一文化空间。这里即使不是正统文化的“空白之地”，至少也是薄弱地区，或者说是正统文化的一块飞地，一处“化外之地”。它意味着正统文化的鞭长莫及，也因此能为青年男女的相爱提供了一方热土。《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实际上也属于此类。

    　　二、中国小说的文化格局：南北之争和东西之争

    中国小说还存在着地域差别。一是中国小说中存在着南北文化的差异问题，即南北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精神传承。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中，将欧洲文学分为南北两大文化区域，并探讨了由于南北环境、气候、土壤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同文学风貌。南方气候清新，丛林溪流众多，因此，南方人性格开朗活泼，感情细腻柔和，生活富于情趣，且兴趣广泛。北方土地贫瘠，气候阴沉多云，因此，北方人容易滋生生命的忧郁感和哲理的沉思，但同时也造就他们独立坚忍的意志和豪爽慷慨的性格。南北自然条件的不同，又造成文学的不同：南方文学注重人的日常生活，喜欢铺陈刻画大自然的美；而北方文学则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民族的自豪感和个人意识，这样就使南方文学追求世俗，北方文学张扬崇高。
    她的这种观点虽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但用来分析中国文学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深刻性。中国北方地域辽阔，“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气候寒冷，自然环境恶劣，或是莽莽林海或是大漠孤烟，或为高原峻岭或为戈壁黄沙，而且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中原更成了逐鹿之地，大规模的征战杀伐连绵不断。而南方气候湿润，遍布江河湖泊，触目皆是茂林修竹和崇山峻岭，山清水秀，风和日丽，“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北方属于麦菽文化，南方属于稻作文化。前者标榜儒学，儒家的理想在于社稷钟鼎，注重人与社会的协调，滋生伦理道德规范和内省模式；后者以道家及其巫鬼文化著称，道家志在山林，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耽于幻想，孕育审美人生论和宗教观念。北方有朴实无华的《诗经》，南方有奇幻瑰丽、神秘狂放的《楚辞》。儒道互补，北方朴实的理性光华与南方奇丽的浪漫色彩相伴共生，一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南北文化在美学上存在着几乎相反的风貌：南方是“杏花春雨江南”；北方则是“铁马秋风塞北”。南方优美，妩媚婉约，充满阴柔之气；北方壮美，豪放刚劲，具有阳刚之气。南方明丽如画，秀丽动人；北方沧桑如歌，悲怆感人。南方“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𠗽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北方“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姚鼐《复鲁挈非书》）。南方文学笔调柔和舒缓，从容不迫，荡漾着纡徐轻松的旋律，于细波微澜中点染出一幅幅生机盎然、风光旖旎的“清明上河图”，洋溢着喜剧精神；北方文学粗犷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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