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个“转向”彰显出晚期现代性的特殊语境。毫无疑问，认同问题在当代的凸现，与当代社会历史条件的转变密切相关。晚期现代性呈现出一系列有别于过去的显著特征，诸如总体性与大叙事瓦解（利奥塔）、流动性与矛盾性（鲍曼）、多元化（韦尔什）、碎片化（弗里斯比）、时空压缩（哈维）等。“后福特”生产模式不仅是经济领域的表征，也是文化的表征。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认同问题的迫切性，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紧张激发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于是，认同（或身份）研究便不可避免地从静态地追溯过去，转向动态地立足现在并指向未来。把“过去时”的“我们是谁”的问题，转变为“正在进行时”的“我们会成为谁”?这也就是霍尔所指出的认同具有未完成性和总在过程性的深意所在。因为随着总体性的衰落和多元化的增长，由于流动性的发展和碎片化的出现，认同也相应地呈现出总体性消解，不确定性增长的局面。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晚期现代性的认同问题变得不确定了，面临着更多的复杂性和困境；从积极的层面来看，它颠覆了不变的、固定的和完整的认同观，为身份的塑造和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同时，这种不确定性和变动性的强调，也为改变全球的和地方的文化现状提供了合法化的根据。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为重新定位认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霍尔所言，他所采用的认同概念不是本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而是策略性和定位性的概念。晚近也有一些研究者强调，认同范畴为我们提供了表述或考察生活经验与社会位所之间有意义关系的模式18。

    其次，这一“转向”凸现了主体观念的转变，即从笛卡尔式的“我思”中心化主体到非中心化主体的演变。如前所述，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主体问题，是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位和自我确认，一种有关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追问。笛卡尔式的主体是自主的和理性的，是普遍有效和抽象不变的，这一观念还进一步体现为康德式的所谓超验主体。以霍尔式的认同观来审视，这样的主体观念是可疑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强调的是特定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上的主体生产，并不存在超越社会规定条件的抽象主体。精神分析通过对无意识和人格结构及其冲突的解析，有力地质疑了笛卡尔式和康德式的主体，它倾向于把主体看成是动态的、不确定的甚至值得疑问的a-gency19。后结构主义对主体的批判更为激进，福柯通过对权力/知识共生现象的考察，揭示了话语与主体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就彻底动摇了笛卡尔意义上的自主主体观20。假如说认同问题同时就是一个主体问题的话，那么，主体观念的转变必然导致认同观念的转变，这突出体现在从那种固定的、抽象（或超验）的和普遍的主体，转向地方性的、变化的和受制于特定语境的主体；从中心化的和统一的主体，转向非中心化的甚至碎片化的主体。于是，思考认同的路径也就转向了这种差异性的、动态的和多元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对认同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强调一种“外位性”或“他性”。不同于传统的主体性自我参照的理论，认同研究是关联性的分析。因为任何自我认同（无论是个体意义上的还是集体意义上的），都是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一种反思，一种关系型思维。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方法论原则之一，就是这种外位的或关系性的思考。因此，运用一种“构成的他性”观念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是必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文化现象都是通过某种层级系统运作的，它在肯定某些东西的同时也在否定另一些东西。于是，他者或差异便有可能被粗暴地排斥了21。所以霍尔强调，“认同过程是一种联结（articulation），一种缝合（suturing），一种多因决定而非包罗万象。”如同一切表意实践一样，认同过程受制于一种“游戏”，延异的游戏。它屈从于多于一的逻辑。由于它是一个跨越差异而运动的过程，所以，它导致了一种话语的功能，关联并标记出象征边界，是一种“边界效果”的生产。它要求留在局外，是一个建构性的外在者，它强加了这个过程22。鲍曼则从另一个角度陈述了这一方法论，他认为，现代性的基本思路是从内部来反思自身，而后现代性则是从外部来反思现代性，因此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思路，看到的图景也判然有别23。只有在这样一种视角上，我们才能注意到差异、对立、压抑和边缘，才能注意到被本质主义或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东西，才能把握认同的复杂关联性。

    再次，由于上述转变，认同研究中出现了一个“话语的转向”（霍尔语）。这也可以看作是“语言学转向”对认同研究的影响。这一转向把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和意识层面的问题，转向了语言层面。“一切批判都是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语言不是一个用以交流的透明的、中性的或自然的工具，而是塑造我们自身和世界的手段。社会学家伯格（PeterL.Berber）和卢克曼（ThomasLuck-mann）说得好：

    一般而言，说话、交谈可透过各种经验的因素维持实在，并且落实于真实世界中。这种经由交谈而产生实在的能力，是语言的客观化效果。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了解语言是如何地将世界客观化，并且将各种经验转化为一个一致的秩序。是以，在这种秩序的建立中，语言就是从理解和创造秩序的双重意义下将世界实现了。而交谈正是人们面对面情境中语言的实现能力。因此，在交谈中语言所客观化的事物，会成为个人意识的对象。所谓实在维持的实意，事实上是指持续用相同的语言，将个人所经历的事物客观化。24

    当福柯颠覆笛卡尔式的主体观念时，他就指出了权力/知识共生现象所导致的话语对主体的规训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主体性说到底不过是经由话语生产出来的。换言之，主体性是话语的产物，而话语又是权力的产物。霍尔明确指出了认同是在话语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离开了话语实践，认同便不复存在。所以，从根本上说，认同是经由语言产生的25。对晚近认同理论的清理可以发现，认同导源于差异，而差异理念的激发显然受到后结构主义关于语言及其意义理论的影响。语言学研究表明，意义乃是通过语言内部的差异系统形成的，所以意义不可避免是相对的。由于只有在与表意网络变动和不稳定的关系中意义才能存在，所以并不存在“绝对真理式的”意义。进一步，符号与其现实世界指涉物之间一对一的对应是不存在的，脱离于人的思想、行为和知识之外的某种内在意义也不存在26。以这种观念来反观认同，它的形成或生产也同样如此，并不存在脱离话语之外的本源性或本真性的认同或身份，它是差异的产物。

    晚近关于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理论非常注重象征认同的考察，弗洛伊德和拉康都深入讨论过象征认同问题，晚近的研究关注文化和民族认同的“虚构”特性。这方面，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的“发明的传统”和安德森（BenedictR.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最有影响。霍布斯鲍姆发现，当代社会对古代传统的诉求从源起上说是最近出现的，传统有时是在某个活动或很短时期内被“发明”出来。

    “发明的传统”（inventedtradition）被用来意指一系列活动，它们通常受制于一些公开或暗中已被认可的规则，也意指一系列仪式性或象征性的自然，它以重复的方式努力重申某些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并自动地表明与过去的连续性。实际上，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人们往往会努力与一个适宜的历史过去确立连续性。……然而，就这样一种指涉过去而言，“发明的”传统之特性在于它的这种连续性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简言之，这些传统乃是对新情境的一种回应，这些新情境采取了参照旧情境的方式，或者说，它们以某种准义务式的重复来确立自己的过去。27

    霍布斯鲍姆的这一说法使我们想起了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在以上陈述中，霍布斯鲍姆强调了几个重要问题：其一，传统是自觉地加以“发明的”，因此它带有某种“虚构性”；其二，传统的“发明”是对当代变化了的情境的一种必然回应，是根据当下的变化了的社会文化情境的需要努力建立起连续性；其三，这种与过去的连续性是有选择性的，那就是寻找“一种适宜的历史过去”；其四，“发明的传统”是通过自动地意指、准义务式的重复等方式实现的。而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与“发明的传统”多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安德森看来，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伴随了宗教共同体、王朝和传统时间观念衰落，是由现代民族语言兴起和印刷文明所催生的。在他看来，民族性或民族主义是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artefacts）。“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地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28安德森强调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性，但这并不是说它不存在，也不是说民族性是被臆造出来，它指出民族性是一种社会认知，是对社会事实的心理产物。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安德森非常强调印刷媒介，尤其是文学和报纸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性的建构功能。总之，这些理论旨在突出文化（或民族）认同的象征层面和创造性（虚构、想象或重现），与前述那种把认同看作是一个动态的、未完成的建构过程的看法相一致，同时又凸现了各种象征的重现形式对认同的作用。其实，从语言到文学，从新闻到媒体，从节庆到日常生活，种种象征方式都对人们的认同具有建构作用。

    作为文学表意实践的认同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推论出两个初步的结论：一方面，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另一方面，认同又是在话语实践中进行的，在种种象征认同形态中，语言和文学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第一个推论出发，可以说认同始终是一个从当下性出发指向未来的过程，这一点非常重要。从后一个推论出发，可以说文学是一种建构性的认同话语实践，其作用不可或缺。这些正是我们讨论文学认同建构话语的基点。

    回到文学与认同的关系上来，在我看来，这种关系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是文学如何重现或表征“我们”，也就是霍尔所说的“我们如何重现”的问题；第二是文学如何影响或塑造认同，也就是霍尔所说的“如何影响到我们去怎样重现我们自己”。两个问题合起来则是“我们会成为谁”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暂不讨论；第二个问题正是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需要认真考量的。

    关注认同问题的学者们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象征认同的渠道很多，比如安德森就讨论过节庆仪式、纪念碑和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中国传统节日、各种博物馆和纪念碑无疑在强化着国人的文化认同。但是，较之于这些形式，文学则是更加日常的、持续的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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