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学接受中的性别倾向，是文学理论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是文学基础理论建构必然要充分阐发的现实难题。本文主要通过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读者接受理论的回顾与反思，强调了性别因素在开放式的文学阐释空间中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理论界，文学接受中的性别倾向问题遭到忽视，女性主义批评对读者接受理论的拓展得不到重视。在汗牛充栋的读者接受批评著述，以及当下流行的文艺理论教材关于读者接受的相关内容中，皆未涉及接受者的性别倾向问题。毫无疑问，文学接受中的性别倾向确实存在，其扩大了作品内涵，丰富了审美感知。本文主要围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建树展开讨论。
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迄今已有30多年的发展史，其对于文学接受主体性别倾向的强调，以及世纪之交一些理论家对阅读中性别化过程的关注，不乏现实意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顺应了重视读者反应的世界文论大趋势。文学作品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是60年代以降的文学理论首先要颠覆的观念。读者接受理论通过重新调整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使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文学及其历史。无论是罗曼?英伽登、汉斯?罗伯特?姚斯、沃尔夫冈?伊瑟尔还是其他接受理论家，首先要解构的便是作品具有客观的凝固不变的价值观念。他们指出，一行字、一页字或一本书似乎都是显而易见地客观存在在那里的，其实是一种骗人的假象，作品的结构是与具体的阅读、评价无关的绝对而永恒的模式也是无稽之谈；作品的意义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产生的，与读者密切相关。
从时间上看，读者接受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几乎同一时期，可以说读者接受理论从逻辑上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颁发了通行证。不论承认与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呼之欲出的。意义是历史的产物，它在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作品实际上意指了不同的读者类型，读者不同的主体规定也导致了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意义的实现既非全在于本文，亦非全在于读者，而在于双向交互作用的动态建构。此看法使女性主义批评与读者接受理论处于同一层次，是其复合叠加之处。可女性主义批评步步逼进，既摈弃传统文学理论的绝对客观论，又质疑其具备纯粹的科学性，认为传统作品和理论绝大多数是大男子主义的，是男性压抑女性的一种转换形式，文学领域充斥着陷阱。如果读者接受理论或阐释学是在问“我们怎么知道?”这一问题的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进而追问：我们要知道什么?初期的一部女性主义评论集《经验的权威》（TheAuthorityofExperi-enceMaurianneAdamsed.1977），便是将作品与读者反应联系起来，将其置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上进行性别剖析的尝试。紧接着的另一本女性主义批评论著《抗拒的阅读》（JudithFetterley，TheResistingReader，1978），集中探讨那些男作家如华盛顿?欧文、霍桑、诺曼?梅勒等人的作品，认为这些所谓的文学经典是建立在男性经验之上的，与女性读者的体验相悖，从而倡导妇女读者对传统作品的怀疑与反叛。
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传递真实的、“人”的体验的观点，是西方父权制人文主义传统所强调的骗人鬼话。就连莎士比亚那样对女性较友善的作家，也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表现了对女性的蔑视。譬如，在《哈姆雷特》中，作者通过哈姆雷特对索菲利亚的指控，表现了自己的“厌女症”：
哈姆雷特对索菲利亚行为的理解，全凭他关于女性的男性定见，而索菲利亚的行为也完全受两名潜在男性的监控，其贞洁或淫荡全取决于哈姆雷特的态度。如果他爱她，她接受了他的礼物与爱抚，那她便是贞女；如果他只想引诱她而并不爱他，那她便是低贱的淫妇，因为哈姆雷特蔑视并嘲笑她，咒她该进修道院。①
父权文化一直将妇女排斥在外，传统的叙事手法和阐释话语，以及“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补充和丰富的”审美感受（姚斯语）是男性的。女性读者在穿越这种男性框架的历程中被不自觉地变得更加被动和可悲，所谓“填补未定点”的运作仍是男性框架的行为。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是，学会用批判的眼光审视那些带有偏见的作品在阅读中反对多于赞同②。阅读应是对现存准则的挑战，女性读者是一名“抗拒的读者”，存在于由性别因素模塑的“诠释集团”（interpretivecommuni-ties）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座大厦便是建立在“抗拒的阅读”这块基石之上，是对读者接受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公然冒犯③。
在姚斯等人看来，文化语境的事实和成规的消失，只不过有利于我们在一些经典作品中获得新的解释，一部作品的艺术特点在其初次显现中不可能被立即与全部感知。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认为，绝大多数经典之作是大可质疑的，对经典的重新阐释可能往往意味着对经典的颠覆与消解，以及发现许多属于“亚文化群”的“非经典”作品。语言不是把人们与现实隔离开来的囚牢，作为一个系统，它总是存在于历史的、特定的叙述中，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场所。只从语言符号系统不能解释为什么妇女的语言是“无权的语言”。语言的意义也产生于不同说话主体的社会存在，事实与描述之间的距离由话语代表着政治权，政治权决定了话语权④。
读者接受理论虽然攻击“搞一个编年史一类的事实堆积”的历史客观主义的研究模式，要求“摈除虚幻的艺术作品的永恒本质以及观察者永恒的立足点”，但它对文学的本质或价值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与实证主义、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及神话原型批评相近，仍是一种大男子主义话语。深谙接受理论的美国批评家简?汤普金斯指出：
读者反应批评家们把自己的著作吹嘘成与新批评派的原则大异其趣。然而，我认为，如果对这些批评家的理论和实践细加考察，就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把文学理论翻一个个儿，不过是以新的调头在那里重弹形式主义的老曲子。……更为惊人的是，读者反应批评和其血亲——分解主义批评，并没有脱离由于形式主义把批评与阐释等同起来而使批评文章陷入的那种巢臼。⑤
男性权威与传统理性的联系被接受理论变得更加牢固和隐蔽，从而掩盖了对它的怀疑与批判。女性主义批评的政治性，将读者推向了一个更激进的位置。
读者接受理论最为基本的方面，便是读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不同感受去阅读作品，读者的反应往往制约着作品的意义。但应该说，接受理论实际上是“无言地假定了一种‘既成'读者”，如何划定对读者独特体验的强调与无节制地放纵读者的界限，读者有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文化背景与主体身份的规定性……读者接受理论对这些问题并未深入探讨。接受理论的代表人物对读者体验的强调，大多还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上，所谓“超级读者”、“理想读者”、“全知读者”、“内行读者”、“叙述接受者”、“历史的读者”、“潜在读者”、“好的阅读”等概念，都还是些较抽象而宽泛的界定。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读者的厘定，将读者接受理论内涵中的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文学人类学诸因素经过调整而进一步具体化了。读者本身是理解多样性的根源，每一位读者都会带给作品一些不同的理解与期待。所谓“忘记日常自我的阅读”，或“一个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的读者很可能是一个不合格的读者”（伊瑟尔语）的见解是女性主义批评不能同意的。既然传统文学是男性偏见的产物，那么，放弃了自觉的女性批判意识，去适应那样的“召唤结构”或“填补未定点”，去与如此之类的作品认同，不就是与大男子主义偏见认同而甘心就范?接受理论所界定或期望的读者，并非是“中性的”或未具“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的。此外，如果所有的识读皆“误读”，那么“作为女性的阅读”所产生的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的正确性如何?又怎样完成其维护“姊妹情谊”、“社会主义”两性平等的政治目的?
二
伊?肖瓦尔特以阅读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为例，说明了“男权批评家的幻想如何歪曲了文本”，妇女的理解如何与其不同。在小说开篇，醉熏熏的麦克尔?亨察尔在某小镇为了五基尼钱将妻子卖给了一名水手。一名叫欧文?豪的男性批评家对这一场面作了如下理解：
摆脱妻子，抛掉妇女这块萎缩的破布，连同她缄默的抱怨和使人难忍的被动；逃避，不是鬼鬼祟祟地遗弃，而是公开地将她的肉体卖给陌生人，就像马在市场上被卖掉一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取生活中的再一次机会——《卡斯特桥市长》正是以这种对男性幻想有如
此魅力的手法开始的。⑥
肖瓦尔特认为，上述解读无疑是对女性的极大侮辱。各种所谓的女性特征实际上是男性赋予她们的，那名被卖掉的妇女在小说“开场的几个场面里所表现的并不表明她是颓丧、抱怨和被动的”，所谓的被动特征，则因为她是女人，身负哺养孩子的重担。哈代想表明的是：亨察尔在象征性地卖掉他对妇女世界的整个拥有，他的悲剧也由此而生。肖瓦尔特的阅读还表明了“作为妇女的阅读”对女性的地位和价值的揄扬或认同：
《卡斯特桥市长》的情感轴心既非亨察尔与妻子的关系，也非他与露塞坦?坦波曼的泛泛的浪漫史，而是他渐渐地钦慕他妻子的女儿伊丽莎白?简的力量和尊贵。像该小说里的其他妇女一样，她受自己心灵的支配，男人制定的规则于她并不重要，直到亨察尔亲自教她尊重法律、父权及规范，这使她最终拒绝了他。亨察尔是个自称“仇恨妇女的人”，是个充其量对妇女表示了一种“傲慢的怜悯”的人，他的男子气概的衰退、市长的锁链、主人的权威及父亲权力丧失使他低声下气，失掉了男子的尊严。但在亨察尔所谓的弱点和“女人气”突破其脆弱之时，哈代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处于最佳状态的男人。⑦
其实，性别意识主要是一种文化建构，男性的文学接受也不乏敏锐的性别视角，也可产生同情女性的两性平等倾向。几十年前的瞿秋白在《小小的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一文中，从一句古诗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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