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可是好，你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他不明白。我就说道：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小说、戏剧，就是牢狱里的摄影片。……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唉!要不是钉着手铐脚镣，又何至于“惯猜闲事”才算得“聪明”呢?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把他们监禁起来，天下的事情在这般不幸的女子眼光中看来那一件事不是闲事呢?既然有这许多桎梏把他们禁锢起来，他们的聪明才力没有可用之处，侥幸的呢，也不过是“舞罢会无理曲时，妆成只是薪香坐”，不幸的呢，自然是“不分不晓恹恹默默——假伤春”了。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⑧

    文学起着建构性别主体的重要作用，瞿秋白清明睿智的头脑，必然要寻求这些“女犯的相片”的炮制者：

    女子既然是受着旧宗教，旧社会的影响变成这种样子，似乎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文学家不过是把他描写出来罢了。殊不知道文学的作品诗、词、文章、小说、戏剧——多少有一点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始终要担负这点责任。……这样的牢狱多坚固呵!这不是中国文学家——无题体、香奁体诗词的文人——描写出来的么?这不是他们确定社会上对于男女观念的利器么?⑨

    由此瞿秋白达到了五四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高度，比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更明确地指出了人们的性别定见与文艺的关系，鲜明地呈露出70年代众多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及80年代末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态度。令人十分惋惜的是，这一批判向度却在世界文学批评史中中断了几十年，也从未引起过学界的关注。

    从作者至本文再到读者之间不存在一种简单的直接的交流渠道，即使作者的意图是传递一个男女平等的信息，却并不能保证读者也这样去接受它。妇女不会也不曾总是作为女人来阅读，一名妇女的阅读可能与男性中心主义认同。这种认同还包括接受者受作品中男性人物主导话语的影响。英国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在《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小说吗》一文里声称，米尔斯—布恩丛书里的罗曼司，其作者、读者均为妇女，然而，没有什么比阅读这类小说所产生的幻觉更远离女性主义的宗旨了。于是，“批评的阅读将依靠她带入本文的关于女性特征的设想”⑩，女性的经历和体验，保证了这种阅读不同于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经历导致了对文学及生活的不同理解。这种体验主要是政治和文化方面的：

    我们并非想证明男人和女人会在一些完全以经验为根据的事实上，例如将水烧沸、裙子的颜色、猫是否在草席上等等方面系统地建立起不同的观念。只有在那些有价值承载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与男人和女人的再生产或社会角色有关的问题上，才有可能出现明显的不同。11

    这种差异日积月累会形成一些定式或惯例，影响人们的阅读。吉恩?凯拉特（JeanKennard）指出，任何文本的阅读都依靠两个方面：（1）读者无论何时皆理解的文学惯例，它包括阅读策略与引起联想意义的关联域；（2）读者采用的除这些惯例以外的选择，这些选择取决于当时是怎样一名读者。凯拉特以此来说明不同时代的读者为何会对夏洛蒂?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产生不同的理解。该小说最早发表于1892年，尔后便湮没无闻。1973年又以单行本面世，由于女性主义的推介，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女性主义代表作。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黄色糊墙纸》女主角的精神崩溃发生在曾作为育婴室的房间里，那所房间象征着牢房。但育婴室的这种象征意义被几代评论家所忽视，它一直被作为一个有爱伦?坡风格的恐怖故事。要理解这种象征，便有赖于当今形成的对习俗惯例即意义的关联域的认识，更具体地说便是有赖于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也只有从这一向度，我们才能理解吉尔伯特和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所发现的，19世纪女作家作品中的那些房屋、洞穴、镜子、锁住的衣柜、抽屉、箱子等，是妇女遭限制和禁闭的象征。这也诚如台湾学者张小虹所援引的西方学者简?肯娜（JeanE.Kennard）的审理：“女性主义对《黄色壁纸》之翻案成功，正在于有效形成一‘诠释集团'以父权、疯狂、空间与追寻四大主轴交织成阅读女性文学之新语汇，得以开展女性主义‘对抗经典'之空间。”12

    托妮?莫瓦指出，对于妇女作家女性意识的认同不能过分理想化，19世纪的女作家并非生活在真空里，她们无时无地不受到男权意识的侵蚀。那么她们怎样保持一种清醒而独立的女性意识呢，这要联系到男权意识形态来看，男权意识形态的统治本身是矛盾的，千疮百孔，正是在各类缝隙中，作者可表达真正的女性之声，但怎样识别这种声音并不是件简单的事。这涉及到阅读的框架问题：

    女性读者与妇女所关心的问题认同，自觉的女性意识能帮助广大妇女读者在阅读中确立自身的主体位置，并由此发现前人所忽略的东西，找出女作家的独到之处，感受到女性的真实处境和思想。简?派?汤姆金斯对毕彻?斯托的《汤姆大叔的小屋》的读解，是很说明问题的。汤姆金斯认为，由于大男子主义作祟，美国19世纪文学通常被视为霍桑、麦尔维尔、坡?爱默生、梭罗及惠特曼等男性大家的文学，妇女文学受到贬抑，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家庭小说。她指出，肤浅和狭隘并不属于妇女作品及创造它们的妇女，而属于那些评论家。从女性的视角看，她说：

    《汤姆大叔的小屋》在人们所能想及的所有方面都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书。它是第一部售出百万册以上的美国小说，其影响通常被认为是无法估量的。它既表现了其时代的价值又要对其负责，它属于一种文学体裁即感伤小说，其主要特点是出自妇女之手、为妇女写作并写关于妇女的题材。在这方面，《汤姆大叔的小屋》是一代表而非例外。它是十九世纪美国家庭宗教的神学大全，是对文化关于自己的故事的精彩编写：通过母爱而拯救的故事。从她们所能掌握的意识形态的材料中，感伤小说家们渲染了一个给妇女在文化中以权力和权威的中心地位的神话；《汤姆大叔的小屋》是这些努力的最炫目的例证。14

    作为一名接受理论或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著名理论家，汤姆金斯并不认为《白鲸》、《红字》等小说不是美国文学经典，她指出，评判斯托的小说应该有另一套标准，“与那些地位业已奠定的经典作品不同”，应突出其政治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促使弱者——即妇女们———继承整个世界的那一天早日到来”15。汤姆金斯认为当代许多专注于读者反应的理论家“仍没有超出形式主义看待文本的范畴”，应将语言感知为“权力的形式”，才能形成与形式主义的真正决裂，给批评的未来带来最大希望。

              三 

    当然，文学接受中的性别价值定位问题也是十分复杂的。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探讨了“作为妇女的阅读”的一些困难和分歧，他说：

    要一名妇女作为妇女来阅读实际上是一种双重或分裂的要求。它求之于作为一名女人似乎给定的，同时却又必须予以努力争取的先决条件。16

    卡勒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同读者的交往有一些关节点和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上，批评要求能证明某一阅读给定的经验；而在第二个层次中，问题恰是妇女并不曾作为妇女来阅读，应探求如何使作为妇女的阅读成为可能；第三个层次是探究阅读与理性、当今批评的程序、假设和目标等与男性权威的共谋关系，开拓其他的选择。卡勒分析道：

    妇女作为妇女来阅读，不是去复制某种既定的同一性和经验，而是去施行她根据其妇女的身份而建构起来的角色。这也是一种结构，其可以这样延续下去：妇女作为妇女，来阅读妇女作为妇女。这种不一致性揭示了妇女内部的间隙与分歧，或者说，任何阅读主体及其“经验”的一种间隙、分歧。17

    这种裂痕或分歧同样见于男性读者的阅读中。女性主义批评的使命不是建构一种可与男性并驾齐驱的女性阅读，而是标明它比男性中心主义阅读更有理，更令人信服。故卡勒说：

    用肯定和独特的术语来描述作为一名妇女的阅读及其含义比较困难，但从差异的角度我们可给它下一个肯定的定义：作为一名妇女的阅读，就是避免作为男人来阅读，就是辨别各种男性阅读行为的具体幕障及变体，并予以矫正。18

    卡勒似乎强调了阅读活动的参与性，阅读的成效不在于寻找到一种固定的阐释，而在于参与一个追寻意义的鲜活过程。“作为妇女的阅读”不是重复一种已有的身份或经验，而是去建构一种角色，或者说“女性读者”是一个尚待实践的角色。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批评对阅读主体“性别化”过程的强调，便摄纳了这种精神。80年代中期的女性主义批评论著把女作家和女读者的性别看作“既有的范畴”，而90年代以降的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目标是研究性别如何通过叙事过程或接受过程产生出来，而不是先于这个过程的性别，“不能把性别看做男女身体的一种本质属性，而是看做与特定的男性文化观念和女性文化观念相联系的一整套姿态、体态、立场、变形和情感”，“作为妇女的阅读”中的“妇女”不是先在或既定的“女性”读者，而是不断“女性化”的读者，其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建构自身的性别价值取向19。

    首先，阅读的性别差异基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意蕴的复杂性，性别价值便潜藏在这种复杂性之中。文学作品是多层次多指向的，文学符号比日常交际符号更具有模式性、人为性，更需要作家的组织。作家在组织作品模式的过程中，融入了社会规定性与自我规定性。如前瞿秋白所言，这多种性质之一便是性别规定性。由于文学语言本身所具备的丰富性、多质性与开放性，由于作家的性别倾向在作品中的流露，还由于作品不仅与某种客体现象相联系，它还与被某种现象所唤起的主体经验相联系。可以说，大多数作品皆或多或少潜含一些性别色彩，这些色彩的强弱随接受的注意中心不同而有所不同。女性主义者和非女性主义者针对一篇特定文本所作的构想是不同的，因而会对相同的文本作出相异的理解。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苏姗?S?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Friedman）曾对仅仅关注性别身份的女性主义者进行了尖锐批评，强调“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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