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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视野·实践品性·问题意识——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宏观审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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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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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研究构成了百多年来中国现代性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阶段，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为新时期文艺创作与批评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支撑。撇开一个个具体的理论成果和研究领域不论，仅从宏观角度来看，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此前阶段的研究状况相比，凸现出极为鲜明的三大时代性特征，这就是开放视野的确立、实践品性的回归和问题意识的强化。这三大特征的历时性延展与共时性同构，从不同侧面展示出了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追求和精神风貌。尽管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三大特征所显示出来的总体状况却代表了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发展主流和主导状态，是应该予以充分关注和肯定的。
开放视野的确立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新时期文艺理论提供了观念变革的现实动因和思想创新的历史舞台，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以其时代性的烙印模塑了新时期文艺理论学术研究的开放性特征。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性文艺理论历史地走过了三个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第一个时段。此一时期，在国门洞开、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时代境遇之下，基于对历史“进步”与学术“进步”的追求，当时的文艺理论研究，在思想来源上是多元化的，在研究心态上是开放性的，其学术研究在整体格局上呈现出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态势。这种格局的形成一方面造成了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反叛乱局，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现代性身份的建立，同时也由于其无主调性而难以形成具有较大现实影响的划时代的规约性、权威性理论范本。20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新时期历史进程启动之前是第二个时段。在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历史局势的演化和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俄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渐在中国传播与发展起来，建国之后，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是在文艺领域取得了一元化的统治地位。中国现代性文艺理论的这一历史演进，不仅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文艺领域里的成功建构，而且在建国前后对指导和推动革命文艺与新型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均起到了巨大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但无可讳言的是，这种发展格局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并造成了诸多理论缺陷和弊端，尤其是逐渐养成了惟我独尊、闭合排他的思维习性，众多的理论研究者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观念作教条化、机械化的理解，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文论系统均采取批判与拒斥的态度，从而导致理论研究中的思想僵化、心态封闭以及理论功用上的政治化、工具化。作为中国现代性文艺理论发展中的第三个时段，新时期文艺理论就是在对第二时段发展中的缺陷和弊端的反思基础上起步的，并在反思中逐渐打破前一个时期养成的封闭性格局而走向了开放性的发展。
择要言之，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开放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中外文艺理论关系上，向国外文艺理论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对国外文艺理论尤其是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怀有极大的热情，致使对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成为新时期文坛上的一道亮丽的理论风景线，西方文论资源的借用和吸取也成为新时期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文艺理论之“新”，与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引进有着直接的因缘和关联。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系上，向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放。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加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也在摆脱以往养成的非经典勿视、非权威不从的僵化心态和观念先见，在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主动追求中，不仅重新思考、阐释与发掘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资源，而且努力汲取国外各种“新克思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一切文艺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其真正具有了当代的品格。三是在当代文论建设与古代文论的关系上，向古代文论的优秀传统开放。回顾既往，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国现代性文论的建构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新时期以来，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将民族性问题置于理论研究的前沿，同时也由于对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的自觉追求，文论建设的民族性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理论吁求和理论运作，逐渐将古代文论研究从边缘召唤到中心来，作为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一极而重新获得理论生机和当代价值。应该说，正是这三重的开放，造成了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多元化和文艺观念的多样性，使之具有了包容、综合、阔大的学术气度与气象。同时，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开放性又不是无主调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主导、以理论建构的“中国特色”或“民族性”为主体追求的。这种有主导、有主体的开放性追求也与中国现代性文艺理论第一个发展时段的无主导性开放有着根本的不同。
实践品性的回归
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观念支撑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逐渐为全社会所认同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到文艺界，成就了文艺理论研究中实践品性的回归。
从本原意义上讲，任何真正科学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话语都是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的。文艺理论亦复如此。但是，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学界却越来越淡化乃至遗忘了文艺理论的实践品性。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者或是自觉地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威认同，使文艺理论研究沦为政治意识形态乃至政治人物的驯服工具；或是退守书斋回到本本与经典，使文艺理论研究成为膜拜经典、迷信教条、只会注经与解经的活动，仅仅围绕少数几个经典文论家和几个既定的理论观念做貌似学理化的抽象演绎。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脱离文艺实践的历史脉动与发展趋向。这样的理论研究或是以其粗暴的政治干预造成对文艺事业的伤害，或是变成与实践无关的自言自语，从而被社会生活和文艺实践边缘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境遇，使大量新的艺术审美和社会人生问题滋生和涌现出来，而先前形成的文艺观念和研究范式又不能对之作出切实有效的解释，因而转向文艺实践，从对现实文艺实践的时代思考中发展文艺理论，便成为研究者的一种必然选择。 在新时期文艺起步之初，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以其对于民族伤痛的历史触摸和改革大业的深情展望而汇入到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时代转型与思想潮流之中的时候，文艺理论与批评也以其对于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等传统理论命题与观念的重新思考和对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理性呼唤，与文艺创作一道在社会上掀起了一个又一个“轰动效应”。这之后，无论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观念与作品在中国的引进和模仿，先锋派文艺创作的实验和新写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潮动，还是大众媒体的发展与大众流行文艺的崛起，都在文艺理论研究中激起了应有的反响，文艺理论家们力求在新的时代境遇和理论基点上，以尽可能开放的学术视野和包容性的学术立场，对之作出有效的理论阐释和有益的理论指导。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与文艺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消费主义文化的跨国界弥漫与扩散，现实的文艺实践又将一些更具世界性蕴涵的本土化、民族性问题推到了研究者面前。后殖民理论的传播，文化研究的崛起，网络文学的理论探索，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边界扩容问题的争鸣，文化身份认同与文论民族性关系问题的研讨等等，皆可视为文艺理论研究对文艺实践的新境遇和新问题的时代性回应。可以说，实践观念的确立和实践品性的回归，使新时期文艺理论比之前的文艺理论研究具有了极为鲜明的现实指向和时代特征，为新时期文艺理论带来了诸多方面的积极促动和历史性变化：首先，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打破了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从经典文本和理论教条出发的研究取向，把发展着的文艺实践作为理论生长的基点，将学术创新置于文艺实践的基础之上，使文艺理论重新回到了正确的发展轨道。其次，新时期文艺理论以对生动、多样的新时期文艺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实现了文艺实践的多元化、多样性发展和文艺观念的多元化、多样性建构的对应性与协同性发展。与文艺实践在表现形态和观念取向上的多元化、多样性拓展相匹配，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视野开放，心态自由，思想多元，观念多样，真正进入到了百家争鸣的发展时期，而这种百家争鸣的理论态势又是与文艺实践上的百花齐放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的。再次，新时期文艺理论由于其发展动因来自于文艺实践，是文艺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的文艺实践有着更为切合实际的理论解释力度和直接有力的干预成效。这与此前的文艺理论研究用一成不变的理论观念甚至文艺教条解释和规范千差万别的文艺实践有着很大的不同，同时其对新时期文艺实践的干预与此前借助政治权力施行的干预也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新时期的理论干预不具有政治权力授封的强制性，而是本身就来自于文艺实践的理论与文艺实践之间平等与互动的对话，这种对话有其现实的亲和性、协商性、针对性和实际有效性。
问题意识的强化
新时期文艺理论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问题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一统化的现实政治体制，造成了一体化的学术研究格局、一律化的思想观念取向和同一化的理论思维模式，从而使研究者们在文艺理论研究的诸多方面都形成了高度的认同，这种高度的认同扼制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也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机制压抑了研究主体问题意识的产生。这种状况自然是不利于理论创新的。
由于先前形成的以哲学反映论为基础、以现实主义为圭臬的反映论文艺观与新时期多元化、多样性发展的文艺实践越来越相疏离，旧有的理论对发展着的文艺实践越来越失去其解释的有效性，于是新时期的文艺理论研究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对旧有理论系统的反思，在反思中发现问题，并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理论观点，以促成旧有理论的自身改造和新理论的创造。如果从基本文学观念嬗变的角度回顾一下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就不难看出，在最初的拨乱反正时期，文艺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被极“左”文艺思潮搞乱了的几个基本理论命题和理论关系问题的重新认识和阐发上，如写真实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等。这之后，人们又针对先前的文艺反映论机械地非辩证地认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文艺创造与生活反映的关系，提出了文学主体性问题以及艺术反映的能动性问题。再之后，文艺理论界又针对传统的文艺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忽视文艺活动特殊性的偏颇，从传统上的艺术形象说转向了对文艺活动的情感性、审美性的分析和思考。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研究者针对以往文艺理论研究过多地注重从反映或认识的角度看待文艺本性的偏向与不足，相继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引入了价值论、生产论的维度。新近一段时期，围绕文艺是否可以定义为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则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艺与上层建筑关系问题的论争以及其后展开的文艺与意识研究关系问题的论争的一个延续。这些不同时期的观念创新与学术争鸣凸现出了不同[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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