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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商业化与公共领域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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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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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盛行之外，傳媒在商業化改革中也出現了許多受市場歡迎的「輿論監督」內容。例如，「深度調查」類的報導受到大量讀者和觀眾青睞，當然，學者對其監督功能的性質有不同評價。趙月枝認為，「通過傳統傳媒管理機制，黨的領導能夠制訂傳媒的日程安排，指示傳媒的監督方向和目標。」24她進一步指出，大多數調查性報導所針對的只是個別低級官員的權力濫用，而不是國家的重大體制和政策。她由此認為，所謂「輿論監督」的新聞並不能發出有效的反對聲音。而李小萍則積極肯定了著名的調查性節目《焦點訪談》。她認為，平均每天2-2.5億觀眾收看這個節目，顯示了它重要的公眾影響力。她贊同蕭功秦的觀點，即「除了那些直接或間接與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有關的問題，政治控制的領域在逐步縮小」25。
對於多樣化而言，有些公共領域的邊緣性報刊也值得關注。所謂「邊緣性」是指那些編輯政策甘冒一定政治風險，或者發行量相對較小的報刊。當然，類似於「打擦邊球」等冒險策略因為缺乏制度保障，往往經不起政治干預。官方可以推遲或暫停其出版，或者更換編輯主管和干預編輯政策。干預的決定通常在幕後作出，也很少在事後加以說明，當事人也沒有申述的權利。這種干預往往導致投資者的經濟虧損，也會對傳媒主管的仕途造成嚴重後果。儘管這在傳媒界已為人所熟知，但依然有一系列報刊採用這種邊緣性操作。例如《南方周末》的策略使其獲得了相當大的社會影響，也擁有很高的發行量和鉅額廣告收入。雖然其成功不具有體制的保障，也不能證明一個自主性公共領域的存在，但的確有助於推動多樣化的公共言論。
總之，中國傳媒的商業化在有限的程度上增加了傳媒的多樣性，但在政治敏感的話題領域中，批評性言論仍然沒有多少空間。現有的所有權結構表明，官方依然有能力在特定政治問題上組織大規模的宣傳運動。邊緣性報刊或許能發表一些批判性言論，但經常用詞晦澀、委婉，而且影響有限。在另一方面，大眾的確比以前擁有更多的空間來選擇自己信息消費的內容，具有更多的文化資源來建構私人領域的生活。
三 新技術與全球化的影響
在中國傳媒改革中，電視、互聯網和音像製品（CD、VCD和DVD）等新型傳播技術的興起，推動了中國公共領域的多元化發展，但其意義也受到制度背景和使用者興趣的制約。電視在1978年的中國還只有少量觀眾，但到1990年已經成為中國的主導傳媒。電視的發展強化了私人領域的自主性，它的作用與許多傳媒理論的預測相反。如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和霍克海默爾（Max Horkheimer）曾認為，廣播傳媒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存在關聯，因為廣播傳媒創造了一個從當權者到大眾的單向交流渠道26。而在中國情況有些相反，當電視日益普及之後，收看電視節目最終成為家庭領域的私人活動，這使中國民眾的社會傳播模式發生改變，得以由從前的（諸如「政治學習」等）強迫性的公共參與，變成謹慎的個人化消費。這無疑為中國人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權來選擇傳媒，也提供了更自由的解讀傳媒內容的可能27。
1996年互聯網技術開始引入中國，雖然目前還遠未普及，但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中國官方積極支持互聯網的發展，把它看作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工具，但也壟斷著如地下光纜等網絡的基礎設施，私營企業沒有獨立的網絡基礎資源。同時，官方制訂了嚴格的內容發布規則，例如在新聞報導方面，只允許互聯網的內容供應者（ICP）發表已在官方報紙上刊登的內容。即便如此，由於互聯網獨特的技術性質，還是為中國網民提供了更快捷地獲取多種信息的渠道，以及更開放的參與公共討論的平台。互聯網的「橫向連通」結構使信息封鎖較為困難，網民通常總是有辦法繞開封鎖，獲得從盜版音樂到政治異端意見等被查禁的信息。低成本和相對便利的信息發送方式使私人可以借互聯網把信息廣為散布。但另一方面，網絡上流通的信息也完全可以被監視。比如，在聊天室和論壇中發表「壞貼子」可以受到監控，甚至法律制裁。互聯網企業也可能像傳媒單位一樣受到指令和制裁。政府對具有「敏感信息」的網頁實施的封鎖也有一定成效。特別是這種控制採取了高技術手段，例如近來使用的packet-sniff軟件，它能攔截含有特定詞彙組合的電郵或者網頁。蔡斯（Michael Chase）和馬爾韋農（James Mulvenon）在最近一項調查中發現，沒有任何異議團體能夠通過互聯網對中國政府構成挑戰28。因此，早先那種認為互聯網技術將會顛覆一切等級體制的預言，現在看來只是烏托邦式的幻象29。
當然，就互聯網功能的評價而言，公共討論的範圍和質量比是否對政府構成挑戰是更為重要的標準。就此而言，互聯網作為傳媒仍然存在著許多限制。首先，儘管互聯網發展迅速，網絡用戶仍以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的群體為主，其中主要是單身男性30。其次，在中國也和其他國家類似，大量參與論壇（布告欄）和聊天室的匿名發言，質量參差不齊，許多言論既不理性也不文明。但無論如何，互聯網正使中國的公共領域變得更為開放和包容。白傑明（Geremie Barme和戴維斯（Gloria Davies）指出，在有關「長江讀書獎」的爭論中，許多中國知識份子發現互聯網是一個更為開放的場所，熱烈地參與了網上討論31。雖然他們在結論中指出，這些網上討論帶有許多「文人相輕」的傳統陋習，也還遠不是一個自主的公共領域，但我認為，類似「長江讀書獎」的討論，是朝向更為開放、包容和理性的公共領域進展的重要標誌。總之，新傳媒技術的引進對中國公共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當然，技術的影響不是決定論式的，也沒有使制度環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技術自身的特性使得制度在與傳媒實踐的互動之中產生了新的可能，從而導致了漸進性的卻也是重要的進展。
最後，中國傳媒的商業化促進了不同形式的全球化趨勢。就中國電視而言，由於頻道數量急劇增加，需要大量進口電視節目來填補播映時間的空缺。而中國各大電影院每年都上映一定數量的進口電影以保障票房收入。市場上流通著不計其數的國外音像製品，其中大部分是盜版光碟。而外國雜誌的中文版也逐漸在大陸發行。在互聯網的使用中，有證據顯示較高比例的中國用戶瀏覽中國之外的網址32。此外，一些跨國傳媒企業，包括美國在線、時代華納、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聞公司和德國企業貝塔斯曼（Bertelsmann）等，都已經有限度地進入中國市場。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傳媒的全球化趨勢將會更加盛行。
許多全球化的批評者認為，傳媒的全球化會使本土文化的生產衰亡。這種擔心並非空穴來風。首先，主要的信息都由國外進口，那麼本土的公共領域的理性討論就無從談起。其次，跨國傳媒公司在商業競爭中處於強勢，可能形成對本土市場的壟斷和文化霸權。例如，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中，好萊塢的產品主導了電影市場33。的確，跨國傳媒企業的動機並不指向建設一個理性的公共空間。默多克的新聞公司就是一個例子。默多克在許多國家都遭到了批評。他野心勃勃地獲得傳媒資產，導致了傳媒所有權的高度集中，同時為了盈利通常製造轟動性的庸俗新聞，而不惜放棄新聞應有的道義立場。例如，當初默多克從香港大亨李嘉誠手中購買了衛星電視後曾宣稱，極權體制不可能抵擋現代通信技術所保障的消費者自主性34。但後來他很快發現，中國當局能夠通過各種強制手段來抵制衛星電視之類的現代技術的開放性。於是，為了其傳媒能夠進入中國大陸盈利，默多克向中國官方做出許多「友好讓步」，包括從衛星電視節目中刪除中國官方敏感的英國廣播公司（BBC）節目，把《南華早報》出售給馬來西亞企業家郭鶴年，而後者在接手後就解僱幾位聲譽卓著的記者，「軟化」了有關中國的新聞報導。默多克所建立的鳳凰衛視，在新聞報導方面迅速快捷，並製作了豐富的娛樂節目，因而比中央電視台更能吸引觀眾。但其新聞和編輯政策極力弱化批評性，避免觸犯中共當局35。這使默多克得以與中國大陸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近來在廣東省獲得了利潤豐厚的有線電視市場。
當然，在抨擊全球化弊端的同時，我們也不應當忽視它對文化變遷複雜和多面的影響，特別是傳媒全球化對於不同文化語境（如對加拿大和北朝鮮）可能會產生非常不同的意義。因為同一個文本或文化事件，在不同的語境中會獲得不同的意義闡述。例如，閻雲翔指出，與美國人相比，中國人對於麥當勞的理解就很不相同。在許多中國人的感覺中，麥當勞是一種更為昂貴、時髦和國際性的消費36。類似的，駱思典（Stanley Rosen）發現，在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被轟炸之後，許多中國年輕人傾向於接受中國傳媒的報導，而那些可以直接接觸國外傳媒的人，如果感到國內外傳媒對事件有不同的解釋，會傾向於排斥國外的報導，將其視作外國政府編造的謊言37。由此看來，全球化雖然使國外傳媒進入中國，卻並不意味著將導致西方文化的壟斷與霸權，也不意味著中國正在成為國外文化入侵的犧牲品。實際上，國外傳媒企業總是要剪裁它們所生產的內容，以適應當地的需求。而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中國國內的文化封閉和管制可能逐步放鬆，中國自身的傳媒和文化產業就極有可能獲得更強的競爭力。
四 結 論
中國傳媒的商業化表明：通過有意識的文化設計來塑造新型社會生活模式的宏大試驗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對於許多知識份子來說，放棄這個文化設計工程似乎是有損其地位。在一個由政治統制的世界中，至少在表面上，觀念和操縱觀念的知識份子顯得格外重要。而在消費社會中，知識份子陷入了某種內在的困境。市場和思想之間的關係是複雜曖昧的，大眾文化產業也需要創造性的理念和才能，並回之以豐厚報酬，但它趨向於以經濟標準而非藝術和智性的品格來評價文化生產。對於迷戀於後一種標準的人們，市場所造成的體驗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腐敗和專制。
如今，信息、觀念和權力依然在中國社會中流通，但其方式已經受到了市場的深刻影響。這個轉型創造了一個相對自主的私人生活領域，同時又是複雜和多面的，蘊含著各種可能性的後果。其中的一種可能是，消費將成為中國公共傳媒的中心話語。傳媒既是消費對象，自身也在促進更多的消費。在這種環境下，各種意識形態依然在傳播，但私人領域越強大，那些缺乏大眾感召力的觀念就越難以贏得公眾。與此同時，許多論者指出，民族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在中國傳媒中仍然有很大市場38。許多國家的歷史也表明，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以及對公共領域的政治控制，可以與消費主義、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市場導向的公共領域長期共存、並行不悖。總之，傳媒市場的迅速發展產生了日益增長的、至少對某些人來說是可資利用的資源。而傳媒市場最顯著的特徵是其任意性和無序性。這意味著任何人都很難完全控制中國傳媒的未來。與商業化之前由國家所壟斷的傳媒相比，中國傳媒在持續、複雜而多面的變化中，更有希望出現一個更為開放、更具包容和更為理性的公共領域。
註釋
1 Jü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2 Richard Kraus, "Public Monument and Private Plea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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