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近来成了越来越多的人所关心的话题，但"重写"意味着什么?我以为，仅用一种叙事去取代或是补充另一种叙事似乎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类似的工作有史以来就没有中断过。况且任何"写"都已经是某种程度的重写。关键在能不能对这些叙事(包括准备要写的)提出自己的解释和历史的说明，也就是说"重写"的大前提在于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性质和它的历史语境。
民族国家文学
1．现代中国文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现有的许多词语范畴，如"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现代化"等等，都已被人做了一大堆文章。然而，细心推敲，这些范畴无非是叫人们在现代文学自身的批评话语里寻找答案，结果往往是狗逐其尾，自我循环。本章打算换一个路数，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我的看法是："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严格地讲，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西方中世纪以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 在中国，这一现代国家形式应该是由辛亥革命引入的。关于民国以前的国家形式，史家的说法不尽相同，如，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中国大陆学者把它叫做封建制；西方史家则通常使用帝制这个概念。我本人以为殷海光提出的"天朝模型"似乎更能说明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特点。"天朝君临四方"的思想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使中国与外国在1861年以前根本不曾有过近代意义的外交，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最先摧毁了"天朝模型的世纪观"，使之不得不让位于"适者生存"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然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在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在中世纪的欧洲，它一方面对神权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又成为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向外扩张的坚强后盾。从15到20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意识始终没有离开过对非西方民族的征服或殖民。与之相反，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则是在反抗列强侵略的历史条件下促成的。西方的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被中国人接受后，即成为反抗帝国主义的理论依据，这一点无需赘述。 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远远超过了反帝斗争的需要，它其实创造了一种新的有关权力的话语实践，并渗透了20世纪知识生产的各个层面。"五四"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把文学创作推向国家建设的前沿，正是体现了国家民族主义对文学领域的占领。
以往对现代文学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作家、文本或思想内容，然而，在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述空间里，"现代文学"这一概念还必须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野，尤其是现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写作等机制及其运作。这些实践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文本的生产、接受、监督和历史评价，支配或企图支配人们的鉴赏活动．使其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
我还想说明一下，"民族国家文学"的命名跟普遍流行的"民族文学"的提法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分。前者要求揭示现代文学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提取新的批评视野；后者则沿用的是"五四"以来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对立统一关系的说法。由于民族文学的概念是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出于自我肯定的需要，它不易对自己的语境作出批判的反省。 我这里提出"民族国家文学"，既是为了寻找新的视野，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又是期待文学史研究本身的范畴、语言和立场能获得一次更新的机会。
谈到现代文学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我认为有必要提一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那篇关于第三世界文学和民族寓言的文章，因为在当代西方理论论述中，它通过"民族寓言"的说法，第一次明确地、直接地指出所谓第三世界文学同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自1986年在《社会文本》(Social Text)发表以来，美国本土对其"民族寓言"一说提出尖锐批评者不乏其人。 该文随后译成中文在大陆的《当代电影》上刊出，再度引起了复杂反响，并导致了中国批评界围绕"第三世界文学"的一场有意思的论争，有人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提法表示反对，也有人认为建立"第三世界话语"以对抗西方文化霸权是必要的。 令人瞩目的是，大洋两岸的批评矛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詹明信的欧洲中心主义。就后殖民主义的语境而言，这一类的批评无疑是必要的。但对詹明信的立场做这种描述的同时，我发现有些最基本的、关键性的问题被忽视了。
詹明信认为第三世界文学应该做民族寓言来读，这是区别它和第一世界文学的根本特征。即使那些表面看起来与民族无关的文本，那些描写个人欲望和内心冲突的故事，它们也通常和民族及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不是纯粹写个人的。如果不笼统地谈第三世界，而仅就现代中国文学而言(鲁迅是詹明信提到的作家之一)，这种说法听起来有几分道理。但我认为詹明信在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他所描述的这一切特征其实是某种批评实践的产物。具体地说，国家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中国深刻地渗透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实践中(它们与文学创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詹明信看到的是这种批评实践所追求的效果，而不是所谓第三世界文学的文本所固有的本质。他在把"第三世界"文学叙述为民族寓言的过程中，彻底排除了文学批评在当地所扮演的文本及经典规范生产者的双重角色；而他自己对鲁迅的解读，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为鲁迅研究所设置的主导模式的左右。因此，尽管詹明信的批评者大都把他的文章视为"东方学"(Orien -talism)或关于他者的辞术(rhetoric of otherness)的又一例证，我倒以为该文毋宁代表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对民族国家话语的联合创作。
不过，本章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要评论詹明信，而是为了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民族国家文学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很难在有限的篇幅里进行充分的阐述。 再说我不喜欢用伪哲学的抽象语言(这是现代批评的症结之一)去议论文学，所以决定大题小做，举例说明。萧红的小说《生死场》(1935)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文本。因为，这部小说自从问世以来，即与现代文学的批评体制和权威的文学史写作有过种种遭遇。而每一回遭遇，或褒或贬，大都围绕着作者的"民族主义"立场展开。因此，萧红小说的接受史可以看作是民族国家文学生产过程的某种缩影。
重返《生死场》
2．小说《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它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乡村的生活，其中女性的命运构成了这些富有乡土色彩的生活图画中的一个主色调。小说发表后，关于这部作品的解释和评价一直受着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同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奴隶社"的另两篇作品，都由鲁迅主持出版)一样，萧红的小说最初就是在国家民族主义的标准下得到认可的。 大多数评论者将它视为一部"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这种批评传统限制并决定着对小说意义的理解，以至今天人们仍很难绕开它去评价萧红的创作。然而，文学批评中的这种民族国家话语迄今尚未引起那些依然身陷其中的文学史家的注意。我在此对萧红作品的解读不仅试图为研究这位作家提出的新的角度，同时更是为讨论和质疑民族国家话语和文学批评实践的复杂关联这一同题。因此，我关注的是有关萧红本文的两个层次的话语：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前者涉及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后者则指向力图将她的写作纳入民族国家文学名下的文学批评。
男性批评家的盲区
用"民族寓言"去解释萧红作品的基调最初始于鲁迅和胡风。众所周知，鲁迅和胡风分别为《生死场》的第一版写了序言和后记。作为"奴隶丛书"的编者，胡风作后记赞扬书中体现的抗日精神和中国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在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蚁子一样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 相比之下，鲁迅虽然没有在他后来被广为引用的序言中把民族之类的字样强加于作品，但他仍然模糊了一个事实，即萧红作品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 不如说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鲁迅根本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有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民族兴亡的眼镜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
男性批评家对大意义的关心使得国家民族主义的解读在萧红研究中非但不是例外，而且几乎是唯一的解读规则。 在40年代，茅盾评论萧红的另一作品《呼兰河传》时虽然与胡风观点不同，却同样是依据投身民族主义阵营的程度来判断作者的成就。例如茅盾在缅怀萧红生命最后瞬间时写道：
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体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
的确，萧红没有表现出胡风曾在她作品里发现的那种国家民族主义热情(事实上在抗战后期，她甚至不再卷入全国作家抗战协会的反战宣传活动)。但作为被茅盾贬为"情感富于理智"的女性，萧红所投身的是另一场斗争。那场斗争没有赋予她任何义务去接受茅盾关于个人和集体的观念以及他关于社会、民族、战争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对《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作者而言，"生"与"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个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上，而不仅仅在民族兴亡。因此毫无理由把她"缺乏""民族主义"热情看作是一种败笔或缺陷。茅盾所不能理解的是：萧红并非不想抗日或对民族命运不关心--她的困境在于她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敌人：帝国主义和男性父权专制。这一困境十分生动地呈现在她写于一九三六年的一篇短文《失眠之夜》里。在这篇文章中，萧红对沦陷中的东北故乡的暖昧态度，使她与情人萧军的怀乡之情形成了鲜明对比。萧红似乎很难与萧军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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