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在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同上)

　　无独有偶，萧红与国家民族主义及父权传统之间的矛盾在30年代并不是孤立的或区域性现象。例如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也经历了相似的矛盾情感。伍尔芙的丈夫是犹太人，他的名字被纳粹德国列入通缉名单，属于一旦英国沦陷即会被缉拿归案之列。伍尔芙似乎因此会自动成为英国民族主义的鼓吹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位女作家在其1938年首次印行的著作《三枚金币》里有一个明确的表态。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作者收到三项希望她捐金币给各个团体的请求，其中有一座女子学院的建设基金会，一个帮助专业妇女就业的团体，还有一个反对和防止战争的社团。她以书信的形式答复了这些请求并表明了女权主义立场。在答复第三个请求时，伍尔芙表示，作为女性，不可能分享这一民族的斗争所提供给男性的光荣、利益和"男性的"成就感，况且妇女在英国几乎谈不上拥有土地、财富和产业所有权。如果男人说他是为了保卫女人而战，伍尔芙认为女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在国内受到的保护程度，其实这种保护是否存在大可怀疑。当被要求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员时，她就回答，"我们的国家"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都视女人为奴隶，剥夺她的教育权和财产分配权。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女人没有什么理由需要感谢英格兰。但是，伍尔芙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她看不到反对希特勒独裁野心的必要性，最终她还是将自己金币捐给了反战团体。只是她以女人的名义声明："她将约束自己不参与任何爱国主义示威；不附和任何一种国家民族的自我吹嘘；不参与任何鼓励战争的团体和群众；不出席任何军事的展览、竞技、表演、颁奖以及一切类似活动。决不置身于这类场合，去鼓励将'我们的'文化或'我们的'统治强加于其他人群的欲望。" 弗吉尼亚?伍尔芙和萧红生活写作在全然不同的环境中，但在需要与自己的祖国认同时却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反抗，这决不是偶然的。除了种族和文化差异，她们作为父权社会里的女性这一共同身份确实造成了她们在国家观念上不寻常的相似。

民族兴亡与女性的身体

　　对于《生死场》这部小说，除去鲁迅和胡风奠立的生硬的国家民族主义的解读外，是否可能有不同的阅读?围绕萧红本人为这部小说1935年版所设计的封面图案展开的一场争论似乎暗示了这种可能性。批评家对这幅画的确切含意一直观点不一。有人说画中黑色的块面喻示着一座旧碉堡，而背景上的深红色代表在抗日战争中死难的东北人民的鲜血。另一些观点认为那片黑色块面实际上代表的是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地图。只有一位刘福臣在一篇讨论萧红的绘画及其它艺术创作的文章中指出，那片黑色的图案是一幅妇女头像的剪影，而切过封面的斜线则象征着中国被切割的国土。他认为，向上仰起的农村妇女的脸庞和划过她嘴角及脖颈的笔直线条表现了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东北人民的愤怒和力量。 虽然刘福臣没有解释萧红何以用女性的而非男性的头像来代表东北人民，他的文章还是暗示了一种从性别角度解释萧红封面创作的可能性。不过这一可能性由于民族国家话语的遏制而未能展开。或许更有说服力的解读是，如若那片黑色勾勒的是女性头像，又与满洲国的地图相契合，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图中斜穿而过的线条不仅像喻中国领土的分裂，而且也像喻着民族主体的分裂。同理，若是封面的深红色块可以联想为东北人民的鲜血，则也可将这同一片深红理解为女性的血，因为小说对女性之躯的表现总是与流血、伤残、变形与死亡密切关联的--不论是由于生育、被殴，还是自尽。当然，人们不一定接受以上读法，但围绕《生死场》封面设计引发的争论至少开辟了多种阅读的可能性。

　　孟悦和戴锦华在她们出色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中，曾对《生死场》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作过评价。 虽然她们没有直接与民族国家话语交锋，但已开始试图从女性的身体体验去看待生与死的意义。在此我想将她们对《生死场》的分析再向前推进一步，从以下三个层面探讨小说中的"场"的意义。一是《生死场》中前十章所描写的女性身体的种种经验，由于这些经验集中体现了"生"与"死"的特殊内蕴，因此，女性的身体就不能不成为小说意义生产的重要场所。其次，在小说的后七章中(全书共十七章)，萧红笔锋一转，从女性世界伸向男性世界，大量描述国家民族主义进入村民意识的过程；这些描述不仅把"男人"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民族主体根本上是一个男性的空间。最后，我以为《生死场》的写作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即作者从女性身体出发，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观察民族兴亡的角度，这一角度使得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意义生产的场所和民族国家的空间之间有了激烈的交叉和冲突。萧红以这样的做法在她的文本中创造了一个复杂的"意义场"--其中意义的复杂性，恐怕是当时许多男性写作难以企及的。 批评家经常诧异萧红的抗日题材小说何以要包罗如此繁多的乡村妇女生活细节，何以直到后几章才涉及日本侵略的事件。譬如在"刑罚的日子"一节中，叙事者描述了一个独特的妇女生育世界。她的语言交替浸满着同情与嘲讽--同情产妇所承受的肉体痛苦，嘲讽在本能驱使下的传宗接代无异于自我毁灭式的灾难。她的同情闪现在类似下述场面的描写里：

　　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

　　然而，正值婴儿出世的一刻，"窗外墙角下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叙事者频繁地将人的性和生育与动物的交配繁衍并在一起，时时几近讥刺：

　　牛或是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夜间乘凉的时候，可以听见马或是牛棚做出异样的声音来。牛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妻子而角斗，从牛棚里撞出来了。......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生活与生育是女性面对的可怖现实，死亡亦如是。小说短短的篇幅内充斥了无数的死亡......有杀婴，有绝症，有战争以及瘟疫。叙事者对王婆自杀事件的描述将笔触径直落实在自杀行为的生理外观及其带来的身体残损上。她所呈现的是王婆嘴角堆起的泡沫，肿胀的胃和两腮，她可怕的嚎哭，眼中鬼一般的凝视等等身体细节。王婆的自杀既未表现成英雄行为，又不是反抗社会，在这里，唯一触目惊心的是可怖的身体的毁形。

　　小说中受病痛折磨所致的身体变形与死亡的毁形比比皆是。美丽的月英瘫痪之后，受到她丈夫的折磨。当村里的女伴前来探望她时，她们发现她因为长久得不到照看，身体的下半部已浸泡在粪便里。"从前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就这样被折磨成形状可怕的怪物，"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 月英的下体腐烂成蛆虫的巢穴。王婆试着帮月英擦洗时，小小的白色蛆虫甚至掉在她胳臂上。月英终于死了，不过那是在她亲眼从镜子中目睹了自己身体的毁形之后。

　　女性之躯任人摆布的无望还体现在乡村妇女的性经历中，而这份经历总是与怀孕相关。与男性身体相比，女性身体表现的是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无法自主。这种无法自主倒不是因为性欲望是一种动物本能，而是由于欲望连同贞节的意义都由父权制决定着，都只服务于男性的利益。金枝发现自己未婚先孕时陷入了莫大的恐惧和绝望，这处境使她转而开始害怕和憎恨自己的身体。

　　金枝过于痛苦了，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觉得里面有一块硬的地方，手按得紧些，硬的地方更明显。等她确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奇怪的，两个蝴蝶叠落着在她膝头。金枝看着这邪恶的一对虫子而不拂去它。金枝仿佛是玉米田上的稻草人。

　　女性在自己的身体防线被诸如暴力、疾病、伤残等打破时，常常会感受到自我遭到侵害，然而怀孕的意味却十分暖昧。怀孕的意义必定是由某一通过将女性身体规范化来控制妇女行为的社会符码所决定的。在这里，金枝将她的婚前孕理解为一种身体的畸变(邪异)，将她腹中的非法胎儿视为外来的侵犯物。那一对自由交配的蝴蝶反衬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在人类社会中面对的走投无路的绝境；男权中心的社会体制要控制她的身体，苛求她的贞节，惩罚她的越轨行为。她的身体如同稻草人一样，被抽空了内容，简约成一个被父权制预定了功能的能指。

　　女性的身体在萧红这篇小说中是有血有肉的存在。由于它的存在，"生"和"死"的意义因此被牢牢地落实在生命的物质属性之上，而得不到丝毫的升华。"生"，在女人的世界里指生育，它所引发的形象是肢体进裂，血肉模糊的母体；"死"也指向一个与之相关的血淋淋的现实，让人看到肉体的触目惊心的变质和毁形，而绝无所谓灵魂的超拔。萧红在这里苦心经营了一个女人的叙事，它向读者展示女人是怎么活的；她与周围的世界怎样发生联系；为什么身体的经验对于女人又是那么实实在在的。反过来，萧红也向男权--父权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一批评不仅针对男权--父权的等级制度对女人的压迫，而且还暴露了萧红的写作同男性写作的根本冲突。对于萧红来说，生命并非要进入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大意义圈才获得价值。在女人的世界里，身体也许就是生命之意义的起点和归宿。

　　由于大多数批评家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这一点，他们对《生死场》的结构往往产生困惑。他们奇怪小说中大量的对于乡村妇女悲惨命运的描写，与后七章中关于民族主义的叙述究竟有何关联。批评家历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牵强附会。例如，邢富君给《萧红代表作》一书所写的前言有如下评论：

　　虽然《生死场》描写东北人民抗日行动的内容比较薄弱，还不如对农民日常生活悲剧的描写那样真实生动，但就唤起当时读者的抗日的民族感情来说，已经是足够了。

　　就表现东北人民的觉醒和反抗来说，《生死场》同表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八月的乡村》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生死场》的"薄弱"处正是其精义所在，不必加"厚"，亦无需加"强"。因此，两萧的小说并无同工之妙，却有异曲之实。我们只要把萧红对日军占领前的农村生活图景的描写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稍作比较，就不难看出，萧军小说中的乡村世界与萧红笔下的悲惨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例如《八月的乡村》里有一段游击队员小红脸思念家乡的描述
：
　　他默默地想着太平的日子。什么时候他再可以自由自在地咬着小烟袋去耕地?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来的?那个神秘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将欺负过他底人们，和硬占了他底田地的日本人，杀得一个不剩?

　　这种太平的景象是萧红小说中所没有的。两萧眼中的社会图景如此不同，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的作品里孕含着不同的性别因素。萧军重在描绘男人的自足和戎马情状，而萧红却侧重于乡村女性的状况和命运。在《生死场》中，不论是占领前还是日据时期，女人的故事使作者无法将现存的父权--男权社会理想化。国家的劫难既不能解释，也不能抹去女人身体所承受的种种苦难。萧红在后七章中清楚表明，国家与民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这种归属与认同赋予乡村男性农人以民族主体意识，使他们得以克服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去向他们的女人传播新的福音。比如，王婆的丈夫老赵三，就对国家民族主义的说教有着极高的热情，并热衷于向寡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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