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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上海与晚清都市媒体的表意实践——以《点石斋画报》1884-1898为中心

时间:2009-8-8 16:45:15  来源:不详

关于晚清上海的讨论,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成果,在所谓“上海学”中,也算最为突出了。其中,对图像和“观视”的重视,开辟了现代性问题讨论的一个新空间。

把《点石斋画报》纳入“晚清上海”的具体都市语境中,当作社会中一个“象征表意系统”来考察,我关注 “画报”里关于“在沪西人”、“本地无赖”和“海上女性”的相关图文,分析他/她们是如何在各种视觉图景和文字解说中被表征出来的,并成为实际上的“他/她者”;同时,作为媒体的意指实践,这样的表征内在地包含了怎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认同,如何有效地建构了“观看”的方法,而权力、想象、暴力和欲望在其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正如叶文心所指出的,1980年代上海的“奇观”至少包含了三个因素:一个是“洋”,一个是“女”(性别问题),第三个是关于“商”。由“洋”、“商”与“女性”共同交织成一个新的秩序。[1]具备了这样一个比较视野,在研究当下上海的媒体(特别是诸多画报)图像生产和都市消费文化时,或许不无裨益。

一、纸面的复仇与焦虑的释放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其后,英、美、法等国相继在上海县城以北划定了各自的租界,其后不断扩展。到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一起,形成了一片占地数千亩,由西人管理市政和中西共管司法的外国租界区。从开埠之始,外国商民们便纷至沓来,在租界里安营扎寨,建造房屋,开设洋行,居住经商。西人移民,并非只出现在上海一地,可是,上海之特殊,在于经历了一个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的重要变化。“外人在租界,国人在华界”的分居格局(其他几个通商口岸,分居格局一直延续得比较严格)与“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对于当地社会生活、文化伦理的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江苏、浙江成为太平军与清军的拉锯战场,“东南完善者,独上海一隅”[2],一时间,“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迁徙苏郡,又由苏郡移居上海”[3]。1853年又发生了小刀会起义,上海老城厢的居民也纷纷涌入租界。短期内的人口激增,致使租界地价迅速上涨,外国商人们得以牟取暴利。[4]“种族隔离”的居住政策,被商业规则冲破了。于是有了1854年《上海土地章程》的重大修订,取消了1845年“章程”中有关租界的土地“华人之间,不得租让;亦不得架造房舍租于华商”的规定。而1860和1862年,太平军两次进攻上海,再次引起城内华人涌入租界的热潮。到1865年,据当时法国公董局的一份统计,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共有外国居民2757人,华人居民146052人。[5]1880年代《点石斋画报》风行之时,“华洋杂处”、中西交融已然是上海最为显著的城市风貌了。

华洋混居的社会形态,中西之间的接触交往,使得生活在上海的华人有了更直接的认识、了解西人和西方文明的机会。与广大内地人们相比,他们对于西人的机器洋货、生活方式、习俗文化,有着更多直观的经验。马车、水龙、自鸣钟、电报线、煤气灯这些在别地或许尚是想象的新奇之物,在上海触目可及。与西人比邻而居,在西人洋行做事,去西人医院看病,读西人所办报章,看西人赛马杂技,很多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已与“西人”密切联系在一起。“怀柔远人”早成过去,甚至人们也不再纠缠于“华夷之辨”,而欣赏赞叹西方“格致之学”,好奇模仿西人休闲方式。在《点石斋画报》中,从《水底行船》(甲一)到《气球奇观》(戌一),从《巨钟新制》(革十二)到《宝镜新奇》(利三),以及不乏夸张、有意拔高的《飞舟穷北》(丑五)和《铁人善走》(革六),那种对“新知”的热烈欣赏,显得特别突出。而对西方外科医术之精妙,也格外推重,《著手成春》(乙十一)、《收肠入腹》(子二)、《剖腹出儿》(竹九),跟《庸医受辱》(金二)、《劣医该办》(丝十)这些对中医的贬斥,构成一个截然的比照。除了科技与医术,对西人娱乐活动的描述也是《点石斋画报》里一个重要部分。《赛马志盛》(甲二)中,但见圆形跑道上西人赛马者驾马飞驰,护栏外观者如堵,“尤觉兴高采烈”;《西戏重来》(庚六)图中画马戏表演,一大象在用鼻吹铜角,观众群中既有头戴礼帽的西人,也有身着长衫的华人。画师描画之栩栩如生,作者介绍之眉飞色舞。

如果说有关“新知”的报道,给人留下了一个善格致、精医术、会娱乐的西人群体形象的话,那么在“本埠时事”中,西人的形象可就不再那样美好了。华洋杂处,不仅是声光电化的引进,而且也实际遭遇着种族间的冲突和复杂的殖民经验。在租界复杂的力量几何结构中,《点石斋画报》的报道方式和所居位置,耐人寻味。甲集中有一幅《逞凶可恶》(甲十一),讲的是西人踢伤拉车夫的事,画面上一边是西人的飞扬跋扈,另一边是拉车夫无奈的情状,已经可以看出画者的倾向。文字作者在叙述时,更是饱含愤愤之情,结尾忍不住直斥:“西人之作威也久矣,曾亦思天道好违乎?”这样的感慨,当是与平日里对在沪西人行径的所见所闻在在相关,蓄积了多日的不平借此方得以一吐。

不仅是一般的逞凶,关键还有随意害人性命之事。《日人操刃》(金六)讲寓居本埠的五个日本人,有一天晚上,饮酒归来,经过邻居沈关福家门口,见沈家所养之犬又对他们狂吠,“遂迁怒于沈,执沈痛殴,沈情急呼救,邻人齐出,则见尾本等手持利刃向沈乱砍,且对众施放空枪以为恫吓计,众畏其凶焰无敢进前,迨沈伤至十余处,遂一命呜呼”。画面更直观地表现出这种“凶焰”:街中心的五个日人,面色蛮横,两个正砍杀沈关福,另外三个手持刀枪正驱赶前来解救的邻人,周围的店铺、住家里不少人目睹此事,都显得惊讶而紧张。文字的后半段,记述被害者家人报县,袁邑尊派人拘获凶手,“乃会同日领事鹤原君诣验属实,因从鹤原君之请,将该凶手等移交日领事署羁押。现已会讯数堂,尚未定断”。作者很在意此案能否公正办理,罪犯最终是否会被绳之以法,所以结尾有意安排了一个“杞忧子”与“予”的对答。“袁邑尊素有气节,办理交涉案件必能正直不阿,况日领事秉公办事,众望素昭,其肯枉法徇私,贻讥万国乎?吾侪小人请静以观之可也”云云,媒体显然是在委婉施压,促使公平处理。

《点石斋画报》中所载西人在沪凶行,有相当一部分是西捕所为。《西捕不法》(酉一),图画瓢泼大雨中,巡捕一边强扯一女子,一边用脚踢向欲来援救的老妇,被抢女子惊讶万状。原来是一位名叫许四的英捕,因醉胡行,拉某妓用强成奸,“致该妓受伤甚重,步履维艰”。此案经英刑司最后核办:“谓该捕即有强奸之事,惟系妓女与平人有间,是以照殴人例判令监禁六礼拜,罚作苦工。”关于此事的叙述,实在是一波三折。先说“租界之设立巡捕,使之查缉匪类而已,本不可倚势横行、欺凌良懦,亦不可调戏妇女、任意殴人”,再一转“然华捕、印捕或尚有之,惟英捕办事最为认真,故人亦畏而敬之,从未闻有肇事者”,一番撇清之后才交代“肇事”事实和定罪,然后又转到“或谓此捕太不解事”,最后感叹“此风亦乌可长”。叙述的曲曲折折,源于作者态度的暧昧。英捕不同华捕、印捕,妓女不同良家女子,所以虽是“西人不法”之事,作者的文辞总体平和,而且认为英刑司“以照殴人例判”是秉公核办。[6]

对于西人的为非作歹,《点石斋画报》虽常带有谴责色彩,不过,声讨言论多是就事论事,并不追究到清政府丧权辱国的责任、中西关系之不平等、治外法权的合法性等问题。认可华洋杂处的事实,倾向于就单个事件进行评判,而相对忽视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在反映西人在沪的司法乃至军事活动时,也是如此。《西人恤囚》(贞七)讲英界会审公廨所押人犯,“英捕房总巡柏君与总副捕头”,查知所押犯人皆贫苦不堪,“柏君等恻笃悯之”,给洋元让他们购食求医。图中洋大人端坐在正中,指手画脚,一名中国官员坐在一旁,似乎只有听的份。下面的囚犯正对着英人磕头诉说,旁边还站着很多犯人亲属和中国衙役,纷纷交首称赞。《西兵会操》(乙十二)则记叙了在沪西人军事力量的一次团操演练。图中马车载着大炮,有步兵有骑兵,队列整齐。在作者看来,西兵会操一事,“超越重洋,寄居客地,示人以弱,必为人所欺。此其中殆有不得已也与?”“会审公廨”、“西兵会操”之类,其实都相当触目地暴露出1869年以后上海租界的关键性变化。——之所以强调1869年,是因为“会审公廨”这一扩大了领事裁判权、侵夺了中国司法主权的架构正是在这一年出台的;而同年,《上海土地章程》作了最后一次全面修订,随着“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建制的完善(包括一支可直接支配的武装力量:“万国商团”),在上海租界,一整套凌驾于中国主权之上的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基本成型。——而画报对这些问题似乎并不感兴趣,它关注的是英界官员的“恻隐之心”,并会作出“示人以弱,必为人所欺”这种仿佛置身事外的评述。

当然,“国家”、“民族”意识的淡漠,并不意味着在现实权利被侵犯时,人们连自发的抗争行动也不存在。1897年4月的“车夫抗捐事件”和1898年7月“四明公所事件”即是证明。而《点石斋画报》对这两则事件的报道,特别值得关注。

《大闹洋场》(信十二)一则,作者详细道明原委:“本埠英美租界各小车夫因英工部局议加捐二百文,聚众歇业,至前日竟纠约数千人各持扁担、杠棒会于黄埔滩总会门首。”后来与巡捕发生争斗,“若辈众志成城,愈聚愈多,拆毁某洋行铁栏以为战具。经总会各西人急打德律风告知各捕房,各捕房皆鸣钟告警,召集属沪各团练及各马队、炮队等,至捕房四面驾炮,先将工部局保卫,然后分投往旧。停泊埔江之各兵舰亦燃放齐心炮四响,相率排队登岸”。仅仅是小车夫们一闹事,“总会各西人”便差点难以控制,调兵驾炮,画报刻意渲染西人一副正经作战的架势,其实恰是凸现了西人之虚弱。车夫们虽然“如鸟兽散”,可斗争的效果却是明显的:“后经中西官设法调停,暂免加捐。”图画上,只见车夫们各持杠棒,西捕或被踏倒在地,或人仰马翻,远处水面上有兵舰上的士兵乘两只小船赶来支援。事情的发展也许并非如此简单和圆满,可画报有意凝定了胜利的瞬间。通过这样有倾向、有选择的处理,宣泄了蓄积的愤懑,实现一种“纸面上的复仇”。

法人强占四明公所的义冢,在当年影响极大,《强夺公所》(贞十一)反映的就是这一事件。法人不顾公论,调兵八十名,各执洋枪,并携巨炮一尊,至四明公所,强行拆除围墙,引起冲突。围观的中国无赖“相率抛砖掷石,势如雨下”。作者不忘强调“法兵之强”并无作用,倒是“终赖地方官竭力弹压”,“故法人得免于难,不可谓非幸也”。这是一次对城市空间的直接争夺,事实上法人“纵兵开枪,击毙十余人,受伤二十余人”,而且最终得逞。[7]然而,仅从图画,你会觉得中国人分明占了上峰,而法人只呆呆地立于原地,不见有动。无论是图还是文,都并不拘泥于事实,而是服从表达情绪的需要。在紧接的《法人残忍》(贞十一)中,画的是法捕房门口,几具中国人的尸体躺在地上,周围围有众多中国人,高挥手臂,作抗议姿态。法国士兵则躲在门内,不敢有所动。“法人自拆毁四明公所围墙后,寓沪甬人义愤填膺,相率停工罢市。”随后出现在法界击毁电气灯、自来火,抛掷砖石的行动。法人镇压,“合计是役受伤者二十四人,而死者有十七人之多”。作者不禁愤慨:“法人之残忍无理竟有如此者。”

在《点石斋画报》的表征体系中,在沪西人总体上陷入了一个二元的定见圈套中,即“有天赋、善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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