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拒斥/利用的修辞与现代都市秩序

《点石斋画报》创办不久，《申报》上登载有“申报馆主”的一则广告，很好地交代出画报的宗旨、风格：“本馆印行画报，非徒以笔墨供人玩好。盖寓果报于书画，借书画为劝惩。其事信而有徵，其文浅而易晓，故士夫可读也，下而贩夫牧竖，亦可助科头跣足之倾谈。男子可观也，内而螓首娥眉，自必添妆罢针馀之雅谑。可以陶情淑性，可以触目惊心，事必新奇，意归忠厚。”[8]本来，美查创办画报就是基于商业上的考虑，扩大读者市场成为其首要的诉求。从广告中可看出，《点石斋画报》的拟想读者不仅有“士夫”，也包括“贩夫牧竖”、“螓首娥眉”，既要照顾到不同阶层的兴趣，“以笔墨供人玩好”和“借书画为劝惩”同样重要。所以，画报中会充斥大量神鬼怪异、因果报应的内容。而娱乐性与惩戒性之结合，也体现在流氓无赖的形象和故事之中。流氓形象在《点石斋画报》中的重要，从多年以后鲁迅的回忆中还可见一斑：“他（指吴友如——引者注）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就是在现在，我们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画一般的脸孔。……而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厉害，小说上的绣像不必说了，就是在教科书的插画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副流氓气。”[9]

流氓无赖的行动，对现代都市的正常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画报对之屡有道德斥责，呼吁当局加以惩治。忠集中的《劫亲骇闻》（忠十二），报道了流氓劫亲之事。“虹口杨树浦一带八十个党流氓名闻天下，凶恶昭彰，久为途人所侧目。”一日，某家迎娶新人，被流氓探知，劫拦而去，直至夫家给英洋三十元，方得领回。作者对这样的行径义愤填膺：“青天白日，竟任若辈肆无忌惮至于此。吾不知国法何在也。”这一题材中的大部分篇目，其叙事角度和评判标准都与此篇并无二致。

但这些流氓“肆无忌惮”的举动，也是画报娱乐性的重要构成。《西女受惊》（乙四）开头一段议论：“西国之通商于中华者，凡一十有六，其文为制度小异而大同，故虽华人中之通晓西俗者，猝求其辨别识认，亦恐未必无累黍差。近以法事抵牾，内地人民衔之次骨，而不逞之徒往往皂白不分，任意狎侮，此风何可长哉？”后面便细致入微地叙述“任意狎侮”一事：前月有西国妇女二，同坐马车往游徐家汇，“无何与赛会者相值于道。若辈本多无赖，作恶直是有心。鸱喙齐张，知其语言之不达，雄心各奋，利其柔弱可欺。而二西女者，进退维艰，仓皇失措，正虑地非租界，欲鸣捕以胡从。尤幸星到解神，始脱围而去。”图上场景更是生动，一面是无赖的“鸱喙齐张”、“雄心各奋”，另一面是二西女的“进退维艰，仓皇失措”。这里，图文之间的缝隙值得注意。如果没有开头那一段的指责，画报很难撇清认可、赞赏无赖之举的嫌疑，至少也是当成一件很有娱乐性的事来报道。因为对法国“衔之次骨”，便想借欺负西国妇女来解恨，“作恶直是有心”的，恐怕并不止是无赖，略带狂欢效果的画面多少暗示了画者的幽怀。而通过强调施事者的“无赖”身份，再加上道德训诫，似乎就套上了安全阀，正所谓“事必新奇，意归忠厚”。

《马夫恶剧》（书二）又呈现了一幕流氓制造的恶作剧：“英大马路迤西泥城桥一带为马车往来必由之路，时有无赖辈成群结队在彼驻立，如见来往马车中坐有妇女，若辈则抛砖掷石，拍掌欢呼。……前日傍晚，时有少妇二人行经是处，婷婷娜娜，莲步轻移，突有马夫流氓名明春者，偕同其党小江北拦住调笑。”用阴沟中污泥涂抹诸妇之面。“该二妇大呼巡捕，马夫等狂笑一声，径向龙飞马房内奔逸。然二妇已花容惨淡，惊碎芳魂矣。”不必看图，单是这段文字，就已经渲染得淋漓尽致了。作者显然是当作一件奇闻趣事来讲的。马夫狂笑之“潇洒”，二妇惊魂之“惨状”，替代了道德贬斥。对待流氓无赖，由“拒斥”更多变为修辞上的“利用”。画报利用这一符号，强化了新奇有趣的娱乐效果。

在一些涉及政治“禁忌”的报道中，更多这种修辞上的“利用”。不妨再看前面曾谈及的《强夺公所》，仔细阅读作者叙述，我们发现，“时观者人山人海，众喙交鸣”，可“相率抛砖掷石”的都是“无赖”。图画中他们形容凶悍，衣衫褴褛，斗志昂扬。法人抢夺的是宁波人的公所，按常理推断，抗争的主体当是宁人，而作者有意强调抗争者的“无赖”身份。一方面，借着宣传“无赖”的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潜在意愿；另一面，似乎因为他们是“无赖”，在责任分辨上自要另当别论。到《法人残忍》中更是如此。作者竭力解释“宁人实未闹事”，只是“法界之流氓无赖乘机而起”。言下之意，“滋事”的“流氓”应该负很大责任，法人不该滥杀无辜。“流氓无赖”在前面是作为抗争的力量，在后面是作为动乱的肇始者，既能挺身抗争，又要承担罪责。作为“符号”，其功能已经远远不止生产娱乐性了。

《点石斋画报》中流氓无赖的形象，其实透露出画报报人及其所代表的市民群体对待都市秩序的复杂心态。在现实和“理智”逻辑中，他们都不能容忍流氓无赖对正常生活秩序的破坏，道德观念使得他们对那样的举止行为持有拒斥和贬抑的态度。但是他们又对生产和消费各种想象中的、娱乐化的越界和犯规，抱着热情，因为从中能寻觅到一种僭越的快感。这就不奇怪为什么画报中，感慨流氓骚扰、暴力的可恨可怖和绘声绘色、略带欣羡的描画讲述会交织在一起。对于在晚清上海都市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层的报人和多数市民而言，“流氓无赖”又是一个“他者”。在现实中他们作为潜在威胁被排斥在外，而在媒体中他们却又是很多故事中无法缺少的角色，被用来承担各种各样的结构功能。

三、“性别化观看”与情欲想象

在关于晚清上海的讲述中，女性位置的变化一直是一个重要话题。确实，伴随着现代都市的兴起，女性的谋生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一些重要变化，比如，娼妓的职业化，女工的出现，女子走上休闲场所等。有论者进而认为，晚清上海的“摩登女性”们参与到社会生活和商业生活中去，获得了“新的女性空间”，也促生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可是，仅从《点石斋画报》对“海上女性”的呈现来看，这些说法还是有再讨论的必要的。

由于商业化生活需要娱乐市场，大量女性流民的流入，以及租界当局的庇护纵容等原因，上海的妓业迅速兴亡起来，很快居于全国之冠。[10]与这种现实中的“繁荣”相应，在《点石斋画报》中，妓女形象出现得相当频繁，似乎成为“海上女性”的某种代表。画报通过报道的角度和叙述的策略，建构起一个新的都市景观。带有明显的男性色彩的“性别化观看”模式，不仅复制了现实中“看/被看”的权力关系，而且作用于读者，又再生产出一种“看/被看”的关系，从而加剧了男性中心的情欲想象和宰制。
正如罗岗在分析“马车上的妓女”时所指出的，《点石斋画报》“有意设计了一个个相关的场景，把‘马车’和妓女、兜风、街道、城区和公园等诸多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编织了一幅上海妓女乘西洋敞篷马车游逛城区的形象化图景”，但这不能掩盖“妓女”作为“性商品”的身份，反而“更加凸现出她们‘可出卖’与‘可购买’的性质”。[11]“可出卖”与“可购买”，首先体现在提供观看的愉悦和满足上。妓女们在城市里的移动和活动，每每是处在男性目光的凝视之下。《狎妓忘亲》（乙二）中，“柳荫路曲，驷结镳连”和“花偎身而熨贴”共同构成了“沪江名胜之一”，妓女被比喻性地指称为“花”，盛开在公众的注目下。《贪色忘命》（亨二）更加直接地把香艳场景搬上画报。“溽暑未消，夜凉如洗。少年轻薄之辈，往往携美妓驾名驹一鞭斜指，笑逐西郊，辄于车尘马足之间作神女襄王之会。偶或情浓兴极，每至误事丧身，其真色中饿鬼欤？何竟甘为亡命之徒也。前晚有狎客某甲与公阳里某校书同坐禞式马车至静安寺一带纳凉迎爽。行至王家库地方，风清月朗，淫兴勃然，不觉相依相偎，颠鸾倒凤，恣意轻狂。”后面还记叙了少年昏厥，校书解救的一番周折。在堪称细腻的惊艳构图和充满引诱的风月文字中，“美妓”实在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元素。

这样一种编码策略被一再同义反复。《雉鸣求牡》（辰十），题目就充满了暗示意味。文中则铺叙“小家碧玉流寓红妆，涂抹结束，灯红月上时，或入市征行，或倚门献笑，遇登徒子目成眉语，引入香巢”的事。《车中斗口》（寅十二）则描画了一幅上海街头两个妓女乘坐敞篷马车互相追赶，“立而指骂”，引起众人的围观的图景：“前月十九日，偕友登华众会茶楼，忽街上一片喧腾，齐声喝彩，推窗睹两妓车衔尾急驭，前驱者回顾后车，立而指骂，后车人亦起立回骂，势汹汹，各不相下。维时车声辚辚然，蹄声得得然，道旁呐喊声、拍手声，哗然沸然。不辨所骂者何词，但见启樱口、攘皓臂，粉汗淋漓，柳眉横竖，却别有一种逸态。”画报并不关注事发缘由，只是想让更多人分享“一种逸态”。《雉妓争雄》（书六），一开篇就说，“年少狂且，偶为所惑，流连忘返以致堕名失业者，时或有之。盖此等妓女利欲熏心，既不自知廉耻亦不顾人廉耻也”。接下来交代两妓在路上争风吃醋，竟至扭打的事件。画中两人正怒目相对，姿势夸张。围者甚众，对这种“竟以娘子军旗鼓相当，鏖战良久”的场景显得颇为兴奋；而画报的态度与这些见者着实相近。在《不甘雌伏》（未二）中，一校书女扮男装到酒馆“与某客侑酒拇战”，门前窗口聚集了一批人，都朝着她坐的桌子伸首观望，指指点点。“皮相之士或以为窥墙之宋玉”，“而不知其固钗而弁者也”。校书的“不甘雌伏”，与其说印证了公共空间的出现，毋宁说是生产了又一被赏鉴的奇观；并且她的“顾盼生姿，风流自喜”经由媒体的传播，更放大了“观看”的范围，增强了“奇观”的效果。最离奇的“观看”是在《西妓弹词》（壬十二）中。一家弹词戏院请来西妓一名，专唱中国淫词。画面上，座中听者似乎都很入戏，格外聚精会神。而台上居中弹琵琶者，西人形容，中式打扮。戏台正中有一匾额，上书“视听之娱”。这是一种简单翻转，征服者被置换成了华人，被征服者则变成了西方女子，她们被作为了色情想象的对象。这种想象性的角色的置换，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男性”的心理隐秘。[12]也暴露了他们对于霸权逻辑的内在认同。

画报虽然偶尔也会采取“侠义化”的方式展现妓女，如《名花任侠》（亨八）和《青楼好义》（利十一）都称赞了“性豪爽，好任侠，英姿飒爽，别具风流”的“青楼之翘楚”；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妓女是完全处在被窥视、被情欲化的位置上。她们在被观看的同时被“恶魔化”，责任总会被归咎到妓女身上。揭示妓女之毒如蛇蝎，妓家欺客，提醒“风流龟鉴”的内容，在画报中屡屡可见。《酒色酿惑》（礼十二）讲一盐署家丁宋某结伴访艳，结果误入人家，肇生事端，作者最后依然要将矛头指向“彼二妓真祸水哉”。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并非妓女，女性在画报中也常常被普遍化为情欲的对象，特别是在对女学、女工的报道中，观看逻辑已经泛化开来。从她们的穿着打扮、走路姿势，到上街可能碰到的骚扰，女学生和女工完全被作为了“时装美人”、“流动的风景”来欣赏。对于兴办女学的筹备会议，画报独独强调其中一人的“私妇”身份（《裙钗大会》，利五）。《乃见狂且》（乙三）中描述“本埠缫丝栈之妇女女工”：“每当晚归，辄不下数十人，而一任沿途无赖，评妍媸恣戏谑，牵衣撩袖，含辱蒙羞。”在这里，女工的工作情况、生活困难一律被省略了，剩下的只是成群结队、招摇过市的形象。对于女工放工回家路上，受到流氓拦截欺侮的事件，画报虽然谴责流氓，但又说“所可怪者，碧玉年华，绿珠风格，娇藏无屋，佣赁有工”，认为女子出外做工，有失廉耻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