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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上海与晚清都市媒体的表意实践——以《点石斋画报》1884-1898为中心

时间:2009-8-8 16:45:15  来源:不详
,有伤风化,是招致淫邪的因由。《轻薄受惩》(癸二)报道“怡和丝厂多女工,放工后三三两两结伴归家,路遇流氓数辈,遽行调戏,经捕送官,立予笞责”的事,虽然是要“寄语狂且,敢再作馋猫固态乎”,可是图画却还是选择了“遽行调戏”的场景。众多流氓拉扯女工,女工或躲避,或呼人,或在一旁手足无措,近乎一出闹剧。单从图上,很难看出惩戒的含义。

考虑到类型的选择、趣味的偏向以及简化或放大的策略,我们会发现,《点石斋画报》里展示的“海上女性”形象,与男性的性别化观看、情欲想象有着怎样密切的关联。更透底地说,画报其实并不在意最广大女性的真实生活样态,反而通过把女性置于欲望的“她者”,遮蔽了女性走上社会的艰难和痛苦,女性之间的差异等问题,压抑了女性内在的声音。这样所建构出来的“新型社会女性”,不过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消费需求(现实的消费以及阅读/想象的消费)。

四、画报媒体与“上海”的在地性

正如霍米?巴巴所言,“认同问题从来就不是对一个预先给定的身份的证实,也不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它总是某一身份形象的生产,以及僭居此一形象的主体的变形。认同的需求——即趋近他者——必然需要主体再现于他性(otherness)的区分秩序之中”。[13]他曾出色地讨论过殖民主义话语中对于“他者”的“类型”(stereotype)想象。以上,我讨论了《点石斋画报》里三种形象的表征形式,想在一个更普遍的意义上,看待建构他者的结构和再现模式。这当然只是《点石斋画报》的一个侧面,不过,正好对应着国族(中/西)、阶层(中/下)、性别(男/女)这三组关系,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晚清上海职业报人的复杂认同,以及画报媒体与都市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点石斋画报》所存在的十四年(1884-1898)里,晚清中国的危机进一步加剧,还遭受了甲午之战的大劫。但是上海的发展并没有停滞,反而成为了一块“飞地”:商业的繁盛,报刊的传播,都市雏形的出现,近代市民社会某些因子的凸现,当然,也有社会阶层的结构性变化——“上海”走在了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的前列。[14]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关于“上海”的“大局观”——将上海放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背景中来看待。在这一视野中,通商口岸与内地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15]更不能忘掉的一点是,上海都市化伊始,强烈的消费主义倾向就相伴而生,在以后也始终如影随形。这样的“在地性”其实是《点石斋画报》背后的一块幕布,印下了总体的底色。

譬如,正是中国/上海之间奇怪的此消彼长关系,造成了报人在中/西关系上习惯采用灵活务实、就事论事而较少强调民族大义的态度;正是对上海租界经济的发展和西洋器物的便利有切身体会,报人才会那样热切地介绍西洋的“格致”和“新知”;正是因为现实中遭遇了不平等的殖民经验和暴力侵犯,才会有各种表达不平的“纸面上的复仇”。再譬如,在关于流氓的故事讲述中,社会中层对于既有都市秩序和道德伦理的捍卫,对于下层的疑惧和排斥,都表达得特别明显,阶层的分化很快投射到媒体表征中。更不用说,消费主义编码逻辑,建构起一个处于男性凝视下,迎合男性情欲想象的“海上女性”群体形象。

而在对“他/她者”的想象和表述中,画报的“自我”定位及其文化生产的基本立场日渐清晰起来,包括对市民的亲近姿态(给你想要看的),通俗易懂的风格,“追新尚奇”和关注普通人生活,朴素的市民道德和正义感,以及“性别化观看”和与此相伴的暧昧欲望等。正是这些,决定了画报选择什么给读者看和怎样呈现给读者看。

媒体影像不仅在呈现和反映现实,同时也在生产和构建着都市意义?。对于《点石斋画报》的固定读者而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方式乃至于自己的行为方式,多少都要受到画报的形塑、引导和制约。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人物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追忆,他少年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点石斋画报》。而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也说:“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而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厉害。”这个影响不仅在图像层面,扩至更大的领域,包括文学体式、审美趣味和伦理观念的建构。如果说有一个繁华和颓废同体、贴近大众趣味的“海派”文化传统存在,而且滥觞于晚清,那么,《点石斋画报》在这个传统的形成中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叶文心:《从都市“奇观”到“辉煌”景象》,《文汇报》2006年6月。
[2]《创建上海江宁七邑公所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页。
[3]《忠王李秀成给上海百姓谕》,转引自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4]进一步的论述,可参看李天纲:《1853:从“种族隔离”到“华洋杂居”》,《书城》2003年第9期。
[5]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
[6]而同时的《申报》却认为“西捕以犯淫罪而不明正其罪”,是有“西官护之”,而且担心巡捕犯奸之案会层见叠出。参看《严约巡捕说》,《申报》1890年6月14日。
[7]参看《详纪公所被夺后情形》,《申报》1898年7月22日。
[8]申报馆主:《第六号画报出售》,《申报》1884年6月26日。
[9]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293页。
[10]参看安克强:《上海妓女:19至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燮铭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1]参看罗岗:《性别移动与上海流动空间的建构——从<海上花列传>中的“马车”谈开去》。
[12]匏二“花开称意”,金陵一男娶两西妇,闻其事者争先快睹,欣羡其“左抱右拥”,叙述者语调充满羡慕。
[13]参见Homi Bhabha,“Interrogating Identity:Frantz Fanon and Postcolonial Prerogative”,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4]这几乎已是一般上海史的共识。可参看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5]参见[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墨菲:《通商口岸与现代化:走错了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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