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黄遵宪与历代有志的士大夫一样，把为国家建功立业当作自己人生的目标，写诗不过是“业余”的喜好和穷愁困顿时的寄托。“诗人”这一称号，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毕生成就的肯定，不如说是无奈中的安慰。黄遵宪晚年写信给好友梁启超说:“自吾少时，绝无求富贵之心，而颇有树勋名之念。” ⑩ 但是，他的入世理想一挫再挫，晚年写诗说愤:“穷途竟何世，余事且诗人。”11 尽管他宦海沉浮多年，但仕途坎坷，不能以功业显于当世，而只能以诗鸣于当时。不过，他的朝廷命官生涯与其他士大夫有明显的不同，虽不是独当一面，但他是清朝的第一代外交官。从光绪三年（1877）起，先后在东京、旧金山、伦敦、新加坡当参赞或总领事前后达十二年之久。长久的海外生活使他的见闻眼光与局促于封闭环境下的朝廷士大夫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眼光开阔，洞悉世界潮流。而在同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晚清官员中，黄遵宪是仅有的对诗抱有热情的人。其他有幸驻外或游历的官员，不是墨守旧观念就是对诗没有热情。例如，郭嵩焘（1818—1891），晚清第一任驻英法大臣，是当时朝廷有一流识见的官员，可惜他对诗没有觉悟。他在诗集《自序》中自道他对诗的一贯认识:“今之为诗文者，徒玩具耳，无当于身心，无裨于世教，君子固不屑为也。”12 尽管他留下有诗十五卷，但基本上都是传统经验的表达，诗集中无非赠答、送别、和韵之类，鲜能看出海外经验如何影响到他的诗以及写作。黄遵宪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让我们观察海外经验如何影响旧诗框架之内的表达，以及让我们明白诗人如何从漫长的诗探索中得到关于语言的觉悟，尽管他依旧忠于旧诗的表达形式。

1890年黄遵宪随驻英大使薛福成到伦敦上任，英女王维多利亚在温莎堡召见。事后黄遵宪写有《温则宫朝会》七律一首:“万灯悬耀夜光珠，锈缕黄金匝地铺。一柱通天铭武后，三山绝岛胜方壶。 如闻广乐钧天奏，想见重华《盖地图》、五十余年功德盛，女娲以后世应无。”13 这首诗无论写温莎堡盛况还是写维多利亚的功业，用词都很夸张，而且这种夸张不是来源于对经验或事物作文笔上的放大，而是来源于语词漂浮和滑动在经验和事物的表面。诗人对温莎堡的雄伟壮观以及女王治下英国的强盛都很有感触，可是造词遣句并不能准确抓住那些感触，词句本来是表达经验的，而此处的经验却被夸张的词句阻隔，不能顺利表达出来。在深沉感触的表面漂浮、滑动的词句，形成一团由词句组成的烟雾，读者难以穿透。这首诗依然有表达海外经验时的“隔”，没有明心见性的痛切。按当时英国的惯例，召见外国使节在温莎堡的圣乔治厅进行。圣乔治厅高大宽阔，城堡式的建筑采光虽不甚好，然亦不见得下午三点钟进行的召见需要“万灯悬耀”14 。颔联对仗工整，但用武则天的臣下奏建“天枢”比喻维多利亚的功业，并不恰当;而正在工业革命蓬勃中的英伦三岛，胜过传说中的神山“方壶”，这是何等样貌呢?读者难以想象。颈联写召见的场面与诗人的感想，包含了深沉乃至悲哀的隐叹。然而，召见使节这样的外交场面，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如同赵简子梦中“广乐九奏万舞”那样类似神仙漫游的情形15 :朝廷派使臣驻外，虽然因国力衰退，多少有点被迫，但究竟不能比拟西王母倾慕舜的德性而贡献《盖地图》于舜。16 诗人尽管沉痛，但两者在性质上根本不是一回事。诗人用了很多传说、神话、史实作典故，以维持旧诗的节奏、对偶形成的美感，但是，这些传统惯用的语言抓不住新鲜的海外经验，与经验和事物相比，语言在这里明显是滞后的。“武后”、“三山”、“方壶”、“广乐”、“重华”、“女娲”等惯用诗语，与感触于英国的强盛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勤政等诗人的海外经验，有着遥远的距离。此外，黄遵宪表现海外经验的诗多喜欢用佛经语、神话语。按笔者的体会，并不是一种浪漫的表现手法，而是旧诗范围内的“诗语之穷”的现象:实写已经无词，即便有词，也是支离灭裂旧诗，因此，为维持旧诗的认受性，只好虚写。但虚写也抓不住期望表达的事物和经验。《感事三首》之一，有几句这样写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宴会的盛况:“红氍贴地灯耀壁，今夕大会来无遮。褰裳携手双双至，仙之人兮纷如麻。”17

黄遵宪在伦敦写的《今别离》四首得到陈三立的激赏:“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渊茂，隐恻缠绵，盖辟古人未曾有之境，为今人不可少之诗”18 。钱仲联笺注本的题解亦称之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之作。这四首五言乐府将轮船、火车、电报、照相、两半球时差等西洋新事物和经验融入旧诗常见的闺怨离愁的表现之中，这确是诗人的高明之处。比起上文分析过的林和斌椿，黄遵宪技巧圆熟，手法老练。诗人大概也明白旧诗的体制和语言对表现那些未闻的新事物，是有限制的。所以，黄遵宪尽量把直接描绘的新事物推到稍远的背景，让抒发离愁别绪作为诗的主调。陈三立说的“至思”，大概就是指这种构思的精巧工夫，因而使得“新事”尽量符合“旧格”。但是，细读之下，“新事”与“旧格”毕竟还是有裂缝。例如，《今别离》之二19 ，实际是咏电报。诗以闺中思妇的口吻着笔，思妇见识有限，当然不了解电报这种现代技术的全貌，明与不明之间就更添一重缠绵。“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名字”而“况经三四译”的寄书，在思妇的眼里，当然就“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诗写到这里，还是非常好地将电报传情达意的特点托思妇的婉转介绍出来，可是作为咏电报的诗毕竟还要接触电报的技术面貌，诗人接着离开思妇的口吻，直接写了如下四句:“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前两句写电线杆，后两句写电线。早期的电报是有线传送的，故作者这样写。作为乐府诗，这四句用语质朴、古雅，符合所谓“旧格”，但是，对于所表现的“新事”则存在达意的不足。这显然是诗语本身造成的，而所以用这样的诗语，则是由于“旧格”的规定性。若坏了“旧格”，则小成旧诗。假如第一句改成“门前电线杆”，第三句改成“上有两电线”，则达意更好，但诗意就差了许多。“新意”是照顾到了，却破坏了“旧格”。这个假设放大了那个年代诗人面对海外经验时的写诗困境:传统的诗语落后于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经验，但传统的诗语却实际上规定了“旧格”之所以为“旧格”。写诗如果不能完全遵从新事物、新经验而放弃“旧格”，那就只有在“旧格”的范围内让新事物、新经验屈从“旧格”。这样做的代价是不能畅达而无阻隔地传情达意。

1886年黄遵宪回到久别的故乡，写了一首长篇五古《春夜招乡人饮》20 ，钱仲联笺注本题解誉之 为“新派诗”的代表，以其“旧瓶”装着“新酒”。诗人的“新派诗”尝试，在当时确实是别开生面，但是，从旧诗遭遇海外经验的角度看，明显地存在语言和经验之间的阻隔。这首诗涉及到日本、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远洋轮船、西方城市高楼等事物。如果要平实而畅达地表现这些海外经验，就必然挣破五言古诗这个“旧瓶”，因为海外事物和经验转化为诗语就不能配合“旧瓶”的规定性，但如果要维持“旧瓶”的规定性，“酒”的新鲜程度就要打相当的折扣。《春夜招乡人饮》正是反映了旧诗的规定性与海外经验的不相容。诗人已经在陈述角度上作了很好的掩饰，陈述者并不是亲历海外的本人，而是道听途说的乡亲。如写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一段:“或言可伦布，索地始未获。匝月粮惧罄，磨刀咸欲杀。天神忽下降，指引示玉牒。巨鳌戴山来，再拜请手接。狂呼登陆去，炮响轰空发。人马合一身，手秉黄金钺。野人走且僵，惊辟罗刹鬼。即今牛货洲，利尽西人夺。金穴百丈深，求取用不竭。”诗气文脉诚然是豪壮，但豪壮得到的只能是“天方夜谭”式的表达。“新酒”在这种传统诗语的发酵下散发着浓浓的“古香”。像“天神”、“玉牒”、“野人”、“罗刹鬼”、“牛货洲”等词汇，很轻易就为旧诗所接纳，再加上夸张的表达句式，自然维护了“旧瓶”，但是诗人所欲表达的海外经验就被无意中阻隔在一层诗语的屏障之外。

以上作为例子分析的诗都是黄遵宪成熟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新派诗”，属于丘逢甲所说“新世界诗”21 。然而，遍读人境庐诗，笔者以为写得最好的并不是那些具有探索性的“新派诗”，而是成熟期写的那些表达本土经验的诗作。在这个表现领域，诗语和经验圆融无间，诗的语言材料和经验之间经历了长久的磨合、锤炼，高明的诗人自会运用这些久经使用的语言材料，浑然天成地表达自己的内心经验;语言材料办在长久的写作实践中，构筑起诗的韵律、节奏、意象，语言和形式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例如，诗人归乡后春天写的《即事》:“墙外轻阴淡淡遮，床头有酒巷无车。将离复合风吹絮，乍暖还寒春养花。一醉懵腾如梦里，此身漂泊又天涯。打窗山雨琅琅响，犹似波涛海上槎。”22 黄遵宪写这首诗的时候，已是人到中年，虽然依旧有雄心，但宦海风浪已经让他渐生感慨。即景言志，感叹人生，是士大夫喜好的题材，但黄遵宪仍能出新意。陈三立说这首诗“寓雄于浑，寓逆于顺，寓流于整”;范当世自谓，读之“尤三复味之不厌也”23 。

将黄遵宪表达传统经验的诗与表达海外经验的诗作一比较，就可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笔者以为黄遵宪的“新派诗”诚如钱锺书所云“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24 ，但究其原因并不在于诗人对西洋事理缺少解会，而在于构成旧诗的语言材料与海外经验之间的不相适应。诗语一方面跟不上它要表达的事物，另一方面即使能够跟上，旧诗的韵律、节奏、意象亦难容这种为了表现新经验而造出来的新语言。旧诗有它自己的规定性，天生适应表达本土经验。黄遵宪生于海通之世而受传统的教养熏习甚深，他不可能整个抛弃旧诗，就他的美学趣味而言，诗就是旧诗25 。但是，他也得面对海外经验，表现旧诗未曾表现过的事物和经验。于是，写新事而合旧格就成了他的选择，在他的主观意图里，这是探索旧诗的表现天地，可是，在文学史的意义上，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尝试并不是通往新诗的过渡，而是显现了旧诗的语言和形式在海外经验、新观念面前的表达极限。旧诗如果要使自己进入这样一个表现领域，那就如同走进一条穷巷;与其表现自己不擅长表现的经验和事物，不如仍旧发挥原来的所长。事实证明，旧诗的出路不是让自己屈就那些新的经验，而是延续原来的轨道。

旧诗的表达极限其实集中反映在语言问题之上。如果要让海外经验有畅达的表现，那势必要放弃文言，放弃旧诗这种表达形式。旧诗之所以为旧诗，根本在于它的语言材料，有它的文言诗语，才能构成旧诗的格律、韵味和节奏。晚清旧诗的试验，无论是硬填新名词入诗的“新学之诗”，还是“以新事而合旧格”的“新派诗”，客观上都是使得有识之士意识到书面语改造的迫切性。庆幸的是，黄遵宪就是这样一位有识之士，当然，他也是一位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关切语言改造，深切认识到言和文不一致的弊端，对诗体进行多样探索，甚至不惜放下架子写作歌谣和歌词;但另一方面，他始终不能放弃关于诗的正统观念，连主张语言文字应当合一的文字也是用文言写的。我们今天虽然无法确知他对文言局限的认知与他的写作之间有多深的关系，但是，从他多方进行旧诗探索来看，他一定深刻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新经验、新事物对传统书 面语言的冲击。否则，他不会有这样的觉悟。1901年黄遵宪为乡人诗作序，重提语言、文字（书面语）应当合一的想法。他说:“语言者，文字之所以出也。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余于《日本学术志》中，曾述其意，识者颇韪其言。”26 黄遵宪自谓“曾述其意”的那一段文字中有这样的话:“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变更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27 事隔一年，黄遵宪写信给严复，期待严复做两件事，“第一为造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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