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由白话到白话诗（新诗）看似只有一步之遥，其实跨过这一步极其不容易。从黄遵宪晚年的思想看，他从自己的写作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言文合一的迫切性，但他几乎没有认真躬行实践，只是停留在用文言呼吁文界的“维新”。因为言文合一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语言问题，它是和文学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白话写出来的也能是诗么?这既需要理论的支撑，更需要信心去实践，在写作中才能建立白话诗的合法性。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尝试”。海外经验在晚清介入了诗人的写作，产生了旧诗的诗语和形式之间的裂痕，启发了诗人言文合一的想法，这个变化过程在民国初年进一步加深，诗人舍弃旧诗转而尝试白话新诗。海外经验在新诗尝试中起着催生新诗语、接受新的文学观念和外来诗的影响的作用。

新诗的尝试最早在留美学生的小圈子里出现不是偶然，因为海外环境提供了大量与本土相比具有极大差异的感觉经验，这些感觉经验不仅包括日常事物，而且还有观念、思想、制度、历史以及表达它们的语言，它们比晚清时代西洋经验仅仅作为中国人的“他者”有所不同，它们甚至是留学生自我成长乃至人生观的一部分，就是说，海外经验在那些留学生中是有可能作为自我经验来领悟的。本土的和外来的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浑然交融一处，难分彼此。正是因为海外经验进一步内化为诗人的文学趣味和观念，于是，同是在诗中用了新名词和译名，晚清诗人只会把它作为得意之笔，偶尔为之;而在胡适却演成放弃旧诗，尝试白话新诗的导火线。1915年9月，胡适做了一首仍用旧诗句式却满篇新词的七言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有句:“但祝天生几牛敦，还乞千百客尔文，辅以无数爱迭孙，便教国库富且殷。”29 任叔永将这首诗的外国字包括人名和音译词连缀成篇，写成打油诗讽刺胡适:此路不通。胡适是否熟悉晚清的“新派诗”，笔者不得而知，但是，出国之前胡适关心时事，熟悉报坛，其时梁启超正在鼓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介绍黄遵宪等人的诗作。这种趣味和氛围一定在相当程度上熏染了胡适，他写诗的路数明显地沿习了晚清时期那种把新名词硬填入旧诗句式中的写法。梅光迪和任叔永对胡适的作诗法不以为然，自然是站在维护旧诗趣味完整性的立场。胡适的诗确实没有诗味。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件事发生于晚清或发生在不似胡适那样深信“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的人身上，那至多也只是几位诗友之间的趣闻30 。然而，时代真是不同了，梅、任两人以为这是对诗的鲁莽灭裂，而胡适却从朋友的讽刺和争议中看到另一种可能性:白话或许也可以做诗。几番争论，不到一年，胡适就将当初模糊的意识变成清晰的表达:“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枪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31 由于对白话的觉悟和信心，胡适与晚清诗人之间就划下了清晰的分界线。在诗语和诗的形 式这两个要素之中，晚清诗人所有探索都显示诗语可以略作变通，但形式绝不能改变;而胡适相信白话可以写韵文，则不仅诗语可以改变，诗的形式也可以更改，白话也能创造诗的趣味。胡适所以能有这样认识的跨越，毫无疑问是他比晚清诗人多了一样利器，这就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观念不同于古人“文质代变”，仅是对以往事物变迁的解释，而是一种创造未曾出现的事物的欲求。因为这观念假定，新的就是更优越的。文学进化观念促进了对尚未出现的诗歌形式的展望和信心，这不能不说是海外经验的催生作用。

海外经验作为活跃的因素，不仅使旧诗的写法产生改变，而且也最终使新一代的诗人改变诗的观念:用以前认为绝对不能入诗的语言材料——白话——也能写出诗来。从此以后，中文诗坛出现了新事物，这就是新诗。自晚清以来海外经验介入诗人的生活中，最终促成了新诗的登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诗对诗人的经验的表达有什么限制，或新诗特别适合那一类的情况，新诗的疆土是认同新诗的诗人在日后的探索中不断拓展的。不过，我们却从新诗兴起中再次看到文学史中屡见的现象:当一种文学形式不能适应表达新出现的生活经验的时候，人们最终一定会创造新的形式来表达当下生活的感受。与以往文学史所不同的是这一回跨越很大，从旧诗到新诗，构成诗的语言材料都改变了，因此，新诗的美感和趣味就有了很大的不同。有的人能够接受，有的人接受不了。不过，无论如何，这个转变在诗的范围内做到了拉近经验同表达之间的距离，语言不再像一堵高墙阻碍作者呈现其鲜活的经验，也不再像一团烟雾妨碍读者穿透其文本;经验及其表达所应有的紧密无间的关系在新的语言材料和形式的支持下得到尊重和实现。胡适向任叔永表明自己“去志已决”之后不到三周，就写下第一首白话诗《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32 作为第一首白话诗，它当然没有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那么成功，它被许多对旧诗有好感的人取笑。这首诗不够成熟是显而易见的，它缺乏诗意的锤炼。但是，对于在诗的框架下的经验表达来说，这首诗有一个飞跃，它让感觉经验扑面而来，清晰而亲切，没有任何阻隔。冯文炳说他读这首诗的感觉:“仿佛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感又很质直。”33 冯文炳的话很有道理，“质直”正是这首诗的特点，其实，这也正是改用白话写新诗追求的初衷。新诗的兴起就是因为感觉经验在旧诗的框架下难以得到畅达的诗的呈现，清晰而质直正是新诗要做到的第一步。胡适在与文友通信酝酿“文学革命”想法时，希望“以质救文之弊”;后来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句”等“八不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旧诗。旧诗的语言和形式阻隔了新鲜经验的表达从而使新诗有了兴起的机会和生存的空间，新诗要救的正是“旧诗之穷”。比如，胡适回国前写的另一首新诗《病中得东秀书》，看题目在旧诗的传统里，这是属于“寄内”一类的诗。读诗就可以知道，胡适一定觉得旧诗“寄内”的套路不能表达他对未婚妻子的感受。因为一用旧诗形式写“寄内”诗，就免不了哀伤和缠绵，而且要缠绵得婉转，哀伤得不痛。而胡适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其感受已经起了变化，“寄内”的旧套已不足以表达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在胡适看来，那位“她”不是隐身在自己身后的“内人”，而是一位与自己“分定长相亲”的独立的异性，“我”和“她”一样，都有资格以主语的姿态出现在诗里。胡适写道，“我不认得他（那时还未创出她字，故称女性也用他——引注），他不认得我，我总常念他，这是为什么?”胡适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旧式的哀伤和缠绵远不能涵盖他对“我”和“她”“由分生情意”的关系的体验，他更愿意让笔下的诗有自己的思考:“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34 新诗就是这样由于语言和形式的改变，可以表达那种具有个性色彩的感受和经验。用胡适的话说，“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35 无庸置疑，胡适的诗还幼稚，和旧诗并未完全脱离干系。但是，让语言和形式贴近感觉经验而不是感觉经验去迁就语言形式，这是第一步，只要迈出这一步，就有成长的机会。新诗的尝试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帷幕已经拉开，剩下的就是后续者的努力了。

晚清诗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写诗的情形，用黄遵宪的诗句描述，就是“吟到中华以外天”36 。但是，“以外天”和“以内天”是不同的世界，诗人面对的不仅仅是经验对象的改变，而且这个改变隐 含了诗语和诗的形式的潜在改变。因为诗人在这个“以外天”里感受的是新的海外经验，而适应了表达“以内天”本土经验的诗语和写诗路数并不能完全适应诗人表达在“以外天”的感受。于是，旧诗在这种“另类”的海外经验的作用下渐渐发生变化，开始的时候诗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到黄遵宪自觉摸索“新派诗”的时候，至多也是半意识到这种情况。随着摸索的深入，焦点遂集中在言、文一致的问题之上。胡适早期的诗其实是接续“新派诗”的路数，这说明变化的连续性，不过，胡适的文学观念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使他从诗友的批评中反而看出诗歌困扰的出路:用白话写诗。于是，新诗兴起了。在新诗兴起的故事中，海外经验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主导因素。

注释：

①据笔者看到的资料，最早将新诗的登场与晚清“诗界革命”的影响联系起来的是朱自清（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将新诗看成是在西洋诗影响下出现而说得最直白的是梁实秋（见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此后学者的论述，当然更加周密和完善，但基本立论仍然未变。

②这两种说法与实际的情况有距离。“诗界革命”是梁启超1902年起在日本自办《新民从报》时，在《饮冰室诗话》里的说法。而黄遵宪的诗歌写作主要在戊戌之前。与其说清末期间存在一个诗人人体认同的“诗界革命”运动，不如说是梁启超本人对当时诗坛风变的一种总结性解释和一种呼吁，其事后追认的色彩远甚于当时诗人的主张。至于外国诗歌，新文学运动之前就翻译介绍进来。惟翻译全用文言，体式或用五七言，或用歌行、骚体。其情形如严复以汉魏古文译西方学术名著，林纾以文言译西方小说，是一样的。同是受西洋诗影响，其时何以没有新诗?笔者不同意将西洋诗的影响看成是新诗的发生因素。以上问题的辨析，容另文再述。

③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之林鍼《西海纪游草》。岳麓书社1985年版。以下引文全出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④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之斌椿《乘槎笔记诗二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⑤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之何如璋《使东杂咏》。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之张斯桂（使东诗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⑦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从书》之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岳麓书社1985年版。《日本杂事诗》最早的版本是光绪五年同文馆的聚珍版，收诗154首。后来作者又给予增删修改，戊戌年间在长沙出版了定本，有诗200首。说《日本杂事诗》收诗200首云云，指的是后来的定本。

⑧事实上，晚清使臣出洋，无论驻外还是游历都有义务将所见所闻写下来，向总理衙门汇报交差，唯朝廷并未规定文体。出使者以写日记为最多，其次才是诗。

⑨ 24钱锺书:《谈艺录》，第348页，第2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⑩ 26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见其笺注之《人境庐诗草》下册，第961页，第95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11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钱仲联笺注，下册，卷八，第58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12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第559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13 17 18 19 20 22 2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钱仲联笺注，上册，卷六，第385页，第398页，第393页，第394页，第311—317页，第321页，第32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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