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新时期”初出现“日本文学热”，并非偶然，而有其内在的历史原因。

在人们的印象中，文革时期的中国是完全封闭于世界的。其实不然，中国与美国、日本这两个最为重要的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都开始于文革时期。特别需要提到的是1972年，这一年尼克松访华，田中角荣访华。尼克松访华只是中美接触的开始，田中角荣访华却带来了实质性的中日建交。中日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促进了中日文学的交流，这就给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格局带来了变化。

文革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基本停止，而到七十年代以后，翻译出版方面有所松动，开始有为数很少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进来，所译多是苏联革命经典和第三世界文学。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越南南方短篇小说集》、《老挝短篇小说选》和《柬埔寨通讯集》，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勒斯坦战斗诗集》、《朝鲜短篇小说选集》和埃及的法耶斯·哈拉瓦的《代表团万岁》， 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高尔基的《人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1972年中日建交后，我国增加了对于日本文学的翻译引进，这就打破了既有的翻译出版格局。

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蟹工船》及《在外地主》三部作品，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故乡——日本的五个电影剧本》，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松本清张的《日本改造法案——北一辉之死》、有吉佐和子《恍惚的人》、小松左京《日本沉没》三部著作；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电影剧本《沙器》和《望乡》，五味川纯平的《虚构的大义——一个关东军士兵的日记》，堺屋太一的《油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户川猪佐武《党人山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1971——1973年间，我国内部出版了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忧国》和《丰饶之海》四卷（《春雪》、《奔马》、《晓寺》和《天人五衰》），这些书的出版虽然是供批判之用的，但还是成为了我国读者了解三岛由纪夫的起点。由于当时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为数很少，日本文学作品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在1977年出版的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中（“名著重印”除外），既非革命经典也非第三世界文学的日本文学有中田润一郎《从序幕中开始》，户川猪佐武《角福火山》、《吉田学校》，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有吉佐和子的《有吉佑和子小说选》，井上靖的《井上靖小说选》，夏崛正元的《北方的墓标》，在区区十几部作品中几乎占据了一半，令人注目。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日本文学翻译出版在新时期才得以率先发展。国内文坛对于《古事记》、《源氏物语》、《万叶集》等日本古典名著及川端康成、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井上靖等现代作家作品的翻译出版都成就裴然，再加上日本通俗小说及电影电视的引进，在当时俨然形成了日本文化的热潮。

在谈及新时期话语实践的时候，人们现在愈来愈注意到翻译的功能，但注目较多的是新时期的“西学东渐”，如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等等，未尝充分注意到当时颇具影响的日本文学。本文试图以森村诚一和川端康成为例，具体解读“新时期”文化构造中的日本文学。

（二）

凭借原有的根基，日本文学在新时期除出版文学名著外，还大胆引进日本当代流行小说。其中最为轰动的是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197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一次印刷就高达45万册，相当惊人，加之于电影《人证》的放映，它在中国几乎人所皆知。《人性的证明》说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何以在新时期初的中国大受欢迎呢？

小说的女主角八杉恭子在二战后美军进驻日本时与美国黑人士兵相爱，并生下儿子约翰尼。不久，一家被迫分离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威尔逊接到了回国命令，但他们尚未正式结婚，当时美军只允许正式妻子随他们回本国。而八杉恭子娘家是八尾的名门望族，他们是绝不会允许她与同外国人，特别是与黑人结婚的。不得已，威尔逊只认领了约翰尼，带着他走了。八杉恭子决定花时间说服父母，征得同意后，再去追赶威尔逊父子。就在她难以向父母启齿的时候，有人给她介绍了具有较高地位的郡阳平，婚事在双方家庭间顺利地完成了。在美国过得穷困潦倒的威尔逊及其儿子约翰尼却十分想念八杉恭子，尤其是约翰尼，深深地怀念妈妈。在离开日本时，八杉恭子一家曾去雾积旅行，她后来将包括“草帽歌”在内的《西条八十诗集》作为雾积的纪念赠送给了威尔逊。去雾积时约翰尼刚满2岁，但牢牢记住了妈妈当时给他解说的西条八十的“草帽歌”，它成为对母亲的回忆而印在了孩子的心中。西条八十写的草帽诗，咏诵的是他自己对雾积的回忆，这正符合约翰尼的心境，它成为了母亲和童年的象征。为了能见到八杉恭子，威尔逊用自己那风烛残年般的躯体撞车，换取了一笔赔偿费，约翰尼就用这笔钱来到日本。然而，此时的八杉恭子已经不同从前，她是执政党少壮派首脑人物郡阳平的太太，本人又是日本著名的家庭问题评论家，电视报刊的红人，她不愿意见约翰尼，担心黑人私生子的出现会毁掉她目前的一切。八杉恭子竭力劝约翰尼回美国去，但约翰尼不愿意，八杉恭子感到被逼上了绝路，于是在清水谷公园亲手杀了约翰尼。

中国读者所感兴趣的地方，并不在这罪恶本身，而在作为罪恶化身的八杉恭子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东京的刑警栋居等人在侦察此案时，始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栋居决定“赌人性”，“她有没有人性呢？不，她有没有连低等动物都有的母性呢？”“我要和她赌一次，看一看她还有没有人性。”在八杉恭子矢志抵赖时，栋居突然拿出了约翰尼珍藏多年的陈旧的草帽和西条八十的诗集，并深情地诉说孩子对于母亲的思念，这是全文最打动人的精采之处：

“八杉先生，还记得这本诗集吗？这是约翰尼同草帽一起带到日本来的，说起来这已是他的遗物了，说不定这也是您给他买的呢。后面的诗就请您自己念念吧，多好的一首诗啊。只要躯体里还有血液流淌的人，或者是有儿女的父母，或者是有父母的儿女，谁都会被这感人肺腑的诗而深深打动的。您能不能念啊，要是不能念的话，我帮您念吧。”

　　“——妈妈。我喜欢那草帽。
　　一阵清风却把它吹跑，
　　您可知那时那刻我是多么惋惜。
　　——妈妈，那时对面来了位年轻的采药郎中，
　　打着玄青的绑腿和手背套。
　　他不辞辛劳帮我去找，
　　无奈谷深草高，
　　他也无法拿到。
　　——妈妈，您是否真的记得那顶草帽？
　　那路边盛开的野百合。
　　想必早该枯萎。
　　当秋天的灰雾把山岗笼罩。
　　草帽下也许每晚都有蟋蟀歌唱？
　　——妈妈，我想今宵肯定会像这儿一样。
　　那条幽谷也飞雪飘摇。
　　我那只闪亮的意大利草帽
　　和我写在背面的名字。
　　将要静静地、凄凉地被积雪埋掉……”

　　八杉恭子的嘴唇“徽微地哆嗦，面色越发苍白”，终于发出了呜咽。她终于招供：“我，我每时每刻都没忘记那个儿子啊。”八杉恭子失去了一切，他的地位、丈夫和孩子，但小说中写道：“不过，她在丧失了一切之后，仍保留下了一件珍贵的东西，而这只有一位刑警明白，那就是人性。”如前所述，小说《人性的证明》与电影《人证》在中国面世的七十年代末，正是新时期为“人性论”，人道主义申诉的当口。1949年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人性”一直被看成是可怕的东西，主流话语强调的是“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结果酝成了文革的惨祸，由此人道主义才成了新时期初首当其冲的话题。森村诚一这部小说通过八杉恭子这样的十恶不赦的人的良心发现，证明了人性的存在，这无疑契合了中国新时期的追求人性、人道主义的潮流。 雨果的《九三年》之所以在新时期获得得巨大反响，正是因为这部小说描写了共和国的凶恶敌人朗德纳克侯爵在被捕前从大火里救了三个儿童，从而显示了“魔鬼身上的上帝”，宣扬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张笑天的小说《离离原上草》也正通过杜玉凤与苏岩、申公秋的遭遇，试图揭示不同的阶级队伍中的人具有共同的性。与雨果等古典小说相比，日本当代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显然更为可读，并且，它又通过电影这一大众媒介进行了传播，它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栋居的经历，颇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栋居因为自从母亲出走、父亲被杀等特殊经历，丧失了对于人性的信心，“栋居很不相信人类，取而代之的是憎恨。人这种动物，无论是谁，如果追究到底，都可以还原为“丑恶”这个元素。无论戴着多么高尚的道德家、德高望重的圣人的面具，夸夸其谈什么友情和自我牺牲，在其心中的某个角落里都隐藏着明哲保身的如意算盘。 ”他之所当警察，目的是为了报复人类，他对于八杉恭子一案的买命侦破的背后，是他自己被母亲遗弃的背景。然而，他在“睹人性”的时候，还是获胜了，八杉恭子证明了人性的存在，“是八杉恭子为了证明自己还有人性，才丧失一切的。栋居在八杉恭子供认后，知道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并为之愕然。他从不相信人，而且这种想法根深蒂固。但是，他在无法获得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同八杉恭子进行较量时，却赌她的人性。栋居的这种做法，则正说明他心底里还是依然相信人的。”

栋居的这一经历，与饱受文革之苦从而丧失了对于人的信心的国人有相类之处。赵振开（北岛）《波动》中的女主人公肖凌父母先后死于文革红卫兵之后，自己又被隔离专政和下放，这种遭遇使她对于一切都不再信任，愤激地否定一切。肖凌的遭遇在文革后的中国颇有代表性。但国人终于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忠诚，在新时期“归来者”——五十年代被打右派，新时期复出的作家如王蒙、丛维熙、张贤亮等——的歌中，为祖国母亲殉难是一种基调。他们在过去蒙受了巨大的冤屈，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但他们含垢忍辱，无怨无悔。王蒙的小说《布礼》中的钟亦成年轻时被开除出党，打成右派，下放农村改造，二十多年间经历了痛苦的折磨，但他对于党始终忠诚不渝，他甚至认为：“中国如果需要枪毙一批右派，如果需要枪毙我，我引颈受戮，绝无怨言。”在他们看来，母亲再委曲自己，仍然还是母亲，不能背叛，这一观念在丛维熙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小说的的范汉儒说：“别的错误都能犯了再改，唯独对祖国，它对于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它不能有一次不忠……”这正像《人性的证明》中约翰尼对于八杉恭子的至死不渝。约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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