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对于《人性的证明》的接受，存在着明显的误读，它忽略了这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部小说写的是二战后的日本现实，反映的是美国对于日本的战争遗害。它的确证明了人性，但证明的是日本人的人性，反证的是美国人的无人性，从而将日本塑造成了战争的受害者的角色。在中国放映的经过剪接加工的电影《人证》，以《草帽歌》作为反复出现主题曲，竭力渲染人性的苏醒的悲歌。在电影中，小说的另一重要角色栋居仅仅被处理为贯穿故事的线索，栋居首先是破案的刑警，其次他本人具有从小被母亲遗弃的经历，因而他对于八杉恭子的人性的追索也掺杂着他的个人期待。但栋居与其父亲的关系及其由此引发出的政治含义却被忽略了，而这其实是这部作品的一个叙述重点。栋居与之相依为命运的父亲，死在美国大兵的脚下。起因是他在街上看见一群喝醉的美国大兵强奸一位日本女子，周围的人都畏缩不前，栋居的父亲上前营救，结果被美国大兵打死，一个大兵还在在庭广众之下，在父亲的身上撒尿。小说在这里竭力渲染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在日本的罪恶和作为为战败国日本的屈辱：

作为战胜国的军队，一切都凌驾于日本之上。他们瓦解了日本军队：否定了日本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一一天皇的神圣地位。也就是说，他们高高地坐在日本人奉若神明的天皇之上，统治着日本。他们使天皇成为附庸。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已经成了新的神明。
　　对于占领军这支“神圣的军队”，警察也无法插手干预。对于占领军来说，日本人根本就算不上是人。他们把日本人看得比动物还要低贱，所以他们才能做出这种旁若无人的放荡行为。
　　成了美国兵牺牲品的姑娘，已经陷入了绝望的状态。围观的人们，谁也不插手，也没有人去叫警察。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去叫．警察也无能为力。

小说中的“日本意识”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它将昔日的自己放在战争受害者的角度上，处处不忘对于美国的抨击。小说中写道，约翰尼这样一个美国人被杀，美国根本不关心，这样一种不关心正衬托了日本方面的公正和效率，“对于“合众国”美国来说。一个黑人在异国被杀之类的事情。可能是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吧？纽约是个凶杀案根本算不上什么新闻的地方。但是，美国警方对于自己国家的公民被杀。采取如此冷漠的态度。这个能不给日本的搜查本部造成不利的影响。”小说不惜节外生枝地用大量篇幅描写美国的黑暗，书中甚至出现了精确的统计数字，“在去年一年当中，纽约市总共发生了凶杀案1351起，强奸案1803起，抢劫案49238起，盗窃案293053起。连警察也经常遭到杀害，仅去年就有5人殉职。据统计，纽约平均每天有3人以上被杀，有大约5名妇女遭到强奸。 ”小说暴露美国的二极分化和社会罪恶，并不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宣扬社会主义，事实上日本在今天已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小说旨在向新一代日本人表明日本仅仅是战争的受害者，而昔日受欺负的日本，今天早已发愤图强超过了西方国家，你们不要再神气了。小说中的日本人对于西方人的怨恨十分明显，“我就看不惯，我见了那些老外就烦，特别是美国和欧洲来的那帮家伙。日本生活水平已经超过他们了，可他们却还要摆出一副发达国家的派头。那些连本国的纽约、巴黎都不知道的外国乡巴佬，猛一下子来到东京，看花了眼，却还要拼命地虚张声势。硬撑出发达国家的架子来。”而在原版电影中日本刑警在美国大打出手的场面，更加露骨地表现了可怕的“日本意识”。但这一点却被新时期中国漠视了，我们从人道主义的语境中接受了这部作品，电影也被剪辑成了一曲“普遍人性”的故事。更令人不能忍受的，中国居然为其种族主义宣传所迷惑。1980年2月5日《人民日报》上有一题为《〈人证〉发人深思》的文章，文章谈到，栋居到美国调查短短几天里，看到了美国两极社会的尖锐对比，并向美国警察复仇，“它深刻展示了有民族自尊感、有血肉、有性格的日本青年的内心世界，表达了日本人民是不可侮的。”真正发人深思的，其实是这篇文章本身。日本其实是二次大战的元凶、侵略者，中国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而美国对于日本的打击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转折点，我们现在居然追随于日本意识抨击美国，可悲可叹！

在我看来，作为推理小说的《人性的证明》之所在能在中国大行其道，除了其“人性的旗帜”之外，另外还有小说形式本身的原因。1949年以来，新中国禁止通俗小说[i]，而主流小说愈来愈概念化，八股化，到了文革，小说已经成为主题的演绎，全无艺术魅力而言。与严肃文学相比，通俗小说不再乎作品的社会意义，却注重故事性的经营，注重故事的吸引力。整体上说，通俗小说的结构是程式化的，但对于封闭了几十年，没有接触过这些作品的中国读者而言，它们却是十分新鲜的。由此，在新时期思想的禁锢放开以后，通俗小说伴随着世界名著同时来到中国。如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小说都较早的进入了中国，广为流行。国内还出现了以登载通俗小说为主的的刊物《译林》，此刊当时曾因全文刊载《尼罗河上的惨案》而受到批评，但这些小说的流行终究势不可挡。森村诚一是日本当代最知名的推理小说家，据《朝日新闻》1978年5月报道，森村诚一在日本大约拥有二千万观众，1977年森村诚一的收入首屈一指，达到六亿二千多万日元，超过了原来最为畅销的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森村诚一推理小说的特点是，既注重社会揭露，又注重揭示所谓的“人性”，这就给中国文坛造成了错觉。将《人性的证明》作为严肃文学来对待，评论也主要着眼于它的社会批判方面。其实，揭露批判的作品很多，《人性的证明》的魅力在于它的推理侦探的小说方式，它在缜密的推理中展开惊心动魄却又跌宕起伏的故事，牢牢吸引着读者，而它又有着与通常推理侦探小说不同的地方，即注意营造一种抒情的气氛，展示亲情及人物心理的空间。这种叙事方式，在读惯了假大空文革作品的中国读者那里，无疑是充满吸引力的。

（二）

真正在审美艺术的层面上予以新时期文学震撼的，是川端康成的作品。

在新时期初社会问题小说的冲击之后，作家们日益感到艺术形式和技巧的匮乏。高行健感慨地说：“如果一部小说有十篇文学评论，这十篇都以十分之八、九的篇幅来谈作品的思想性，余下之一、二，笼统地提一提艺术技巧之得失，还不如用八、九篇来谈思想性，一两来谈艺术。这对小说家的帮助一定更为有益。”[ii] 这段话引起了文坛的强烈共鸣，叶君健专门引出了这段话，评论说：“在这样一个文学大国中居然至今没有形成研究文学技巧的风气，居然至今不把文学技巧当做一门重要的、专门的学问，居然至今还没有出几本（其实最起码也应该几十本）探讨文学技巧专著，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在1980年《文艺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李陀明确地提出：“当前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

外国古典名著在中国的效应主要是思想上的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借鉴资源的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也主要在社会改革的内容上。在文学形式上最早给新时期文坛带来刺激的，是西方“现代派”作品。现代主义作品之进入中国，紧随于外国古典名著之后，在1978和1979两年的《外国文艺》期刊上，已经刊载有海明威、福克纳、萨特、罗伯格里耶、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袁可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前言”对于外国现代派形式技巧的分析，让人们大开眼界。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样一本十分简单的启蒙读物，居然在中国作家中间引起了轰动。

但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来说，这些西方现代、后现代作品委实过于陌生了，一时还难以消化，于是有了较易理解的“东方现代派”作家川端康成的红火。作为日本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成就即在于西方现代与东方传统的融合上。出人意料的是，川端康成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作家在新时期之前基本上没有介绍。川端康成的的早期优秀之作《伊豆的歌女》早在1926年就面世了，但此时他还不太为所知，等到他的代表作《雪国》发表的三十年代，中国已是左翼文学的天下，唯美虚无的川端康成也未得到重视，而川端康成获诺贝尔文学奖的1968年则是中国的文革期间，不可能有所反应。川端康成就这样与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失之交臂。值得庆幸的是，新时期对于川端康成的翻译介绍相当及时，而且选择也非常精到。

最早进入中国的川端康成的小说便是《伊豆的歌女》和《水月》，发表于1978年第1期《外国文艺》上。首先介绍《伊豆的歌女》到中国，这一选择是很有眼光的，如果首先介绍川端康成前其的“新感觉派”小说，那么他很可能会被淹没在新时期初古怪的“现代派”作品洪流中。《伊豆的歌女》是川端康成前期从新感觉派转向传统的尝试，是他前期最为可读的小说。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忧郁、厌世的学生，在去伊豆的旅行途中，遇见一行流动演出的乡村歌女。“我”为他们的漂泊旅情所打动，同时又爱幕这其中的一个年少的歌女，于是追随着他们同行。但这并不是一种色欲之爱，而是对于这个少女的自然本性和风尘际遇的怜惜，在这种同情中，“我”的悲哀的心也得到了荡涤。在看到她洗沐时裸体时，我首先感到的是纯净，“她赤身裸体，连块毛巾也没有。这就是那歌女。我眺望着她雪白的身子，它像一棵小桐树似的，伸长了双腿，我感到有一股清泉洗净了身心，深深地叹了口气，嗤嗤地笑了起来。”而在歌女议论“我”是个“好人”的时候，“我”的内心尤为感动，“这句话听来单纯而又爽快，是幼稚地顺口流露出感情的声音。我自己能天真地感到我是一个好人了。我心情愉快地抬起眼来眺望着爽朗的群山。眼眼睑里微微觉得痛。我这个二十岁的人，一再严肃地反省到自己由于孤儿根性养成的怪脾气，我正因为受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忧郁感，这才走上到伊豆的旅程。因此，听见有人从社会的一般意义上说我是个好人，真是说不出地感谢。”日本式的纤细朦胧的内在感觉的呈现，再加上清丽的文字，令川端康成在新时期中国文坛别开生面。

《伊豆的歌女》还只是川端康成前期的尝试之作，这篇小说后，他又走了完全遁入传统的弯路，而直到1935年的《雪国》，川端康成的艺术个性才完全成熟起来。幸运的是，《雪国》又是中国翻译家首先翻译出版的川端康成的作品。据叶谓渠回忆，在翻译出版《雪国》的时候，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描写妓女的黄色小说，故受到反对，后来此书在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才得以出版。但为了淡化《雪国》，而将书名列为《故都·雪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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